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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钟鉴:中国固有的文明必须和现代文明相衔接


来源:凤凰网国学

牟钟鉴先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史家和宗教学家,中央民族大学荣誉资深教授。他1957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曾经师从冯友兰、任继愈、朱伯崑等教授。几十年来,他专研中国传统文化,硕果累累,出版专著多种。前不久,牟钟鉴先生的专著《儒道佛三教简明关系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就本书涉及的相关问题,凤凰网专访了他。

牟钟鉴先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史家和宗教学家,中央民族大学荣誉资深教授。他1957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曾经师从冯友兰、任继愈、朱伯崑等教授。几十年来,他专研中国传统文化,硕果累累,出版专著多种。前不久,牟钟鉴先生的专著《儒道佛三教简明关系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就本书涉及的相关问题,凤凰网专访了他。

牟钟鉴先生

人物名片

牟钟鉴,男,1939年出生,烟台市芝罘区人。1951—1957年在烟台二中读书,并以烟台市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1957—1965年底,在北大哲学系攻读哲学专业本科和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师从冯友兰、任继愈、朱伯崑诸教授。毕业后进入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后调入中央民族大学。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宗教学学科学术带头人,荣誉资深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史家与宗教学家。其研究成果极为丰硕,主要有《 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中国宗教与文化》《中国道教》《走近中国精神》《儒学价值的新探索》《老子新说》《概说中国宗教与传统文化》(与吕大吉合著)《宗教·文艺·民俗》《当代中国特色宗教理论探讨》《新仁学构想》《道家和道教论稿》《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等;主编《中华文明史·宗教卷》(十册)、《民族宗教学导论》《道教通论》《宗教与民族》(1—6辑)等;参与写作《中国哲学发展史》(1—4卷,任继愈主编)、《宗教学通论》(吕大吉主编)、《中国道教史》(任继愈主编)等。此外,还发表学术论文500多篇。主要兼职有: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山东尼山圣源书院荣誉院长等。

牟钟鉴:中国固有的文明必须和现代文明相衔接

家天下的社会制度延续越久,就会越来越保守,变得比较陈旧,自我更新能力不足。

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他的本意并不是说老百姓衣食住行这种生存的需求是不好,但是不要过度。

文化交流的过程背后不能有政治、军事力量过分的介入,否则它就被扭曲。我强加给你,把你的文化给消灭,用我的文化取而代之,没有融合,那不行。

儒家是一种动力系统,强调社会参与;道家是一种调控系统,人有了焦虑,他可以做自我调适,有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安慰。

三纲和五常不是一回事,它具有时代性。所谓时代性,就是它是属于变道,不是常道。

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糟粕,就是君主专制传统。

儒家本来就不是一个宗教团体,从来不重视发展多少教徒,儒学希望给社会各个领域提供一些基本的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它并不重视具体的设计。

儒家得有一种人格的感召力,得有儒者的气象,没有这个,光靠语言和几本书是不行的。

牟钟鉴:《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

研究宗教缘起

从唯物主义到“唯心主义”

凤凰网:我看过您写的一篇很长的文章,说述自己的学术历程求学的过程。您为什么会从事宗教研究?

牟钟鉴:1957年我考入北大,新生不划右派,但要参加反右。9月份右派基本上都划定了,我们系也打了右派,有些右派很年轻,我心里觉得有点过分。有一个右派刘国瑞由于有病住院降班到我们年级,是白族,我很同情他,觉得他朴实,成为好朋友,后来下放到大兴劳动,我给他很多照顾,所以他对我一直很感谢,毕业去四川工作,后来还给我写过信。

我当时对反右不是很积极,但是学习很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当时,我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的提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还有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反杜林论》很有兴趣。我对列宁的《哲学笔记》有兴趣,对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没有兴趣。我当时觉得,列宁有一些提法有一点绝对化,太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专政,但当时也不敢说。

我不是冯友兰先生的嫡传弟子。任继愈先生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冯先生是教研室主任,负责指导我和另外几位研究生。做研究生三年里,我经常到他家里去,他有针对性的给我们做指导。

我们那时在大学里学习,动不动就来运动,根本放不下一张安静书桌。反右之后又是大跃进,造成大饥荒,后来又经过“反右倾”、“四清”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每一次运动,对知识分子都是摧残。我觉得自己搞不了政治,也做不了商业,就喜欢做点学术。学术和政治要有一定的距离,不能脱离也不能混淆,不能以一个标准要求:政治往往是以利害作为第一位的,而学术是以是非作为第一位的,必须要有是非。

凤凰网:马克思强调唯物主义,认为宗教是唯心主义,两者根本就是对立的。

牟钟鉴:是的。当时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说: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就是唯物主义在斗争中不断发展的历史。这是金口玉律,谁敢反对? 1958年大跃进,成立人民公社,讲一大二公,我们在大兴劳动。当时有一个中农跟我说:老牟,这一套不行。我说什么行?他说:包产到户。我说您千万别对外讲,您一讲就挨批判了。后来我们回来了,虽然也吃不饱,没有油水,但是每月有33斤粮食。三年困难时期我有高兴的一面,不搞运动了,不搞劳动了,可以读点书。1962年我考上了研究生,读到1965年毕业。前边没赶上反右斗争(新生不划右派),后边没赶上文化大革命,好不容易在北大读了八年书,我感到很庆幸。

以前中国没有宗教学,毛泽东1963年有批示,要研究世界三大宗教,这才在1964年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当时,任继愈先生是所长,我是他的学生,1966年初分配工作到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宗教研究所,后来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去了没两个月,我们学部就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我生于一个小康之家,属于那种很温和的性格。我1965年在北大入党时要改造,切掉小资的尾巴。这种改造之后,我在“文革”初期很积极。后来搞清查运动,我在干校一边劳动改造,一边挨批判。从那以后,我开始反省,成熟起来,我又回归了自我。

直到1979年在昆明举行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之后,宗教学才在中国兴起。到现在,还有许多人对宗教有偏见,缺乏知识,受科学主义影响,总是说它不科学,看不到它的心理和道德功能。所以,在中国研究宗教学比较难,但是我愿意做,我觉得很有意义,有益于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到改革开放前期的80年代初,我开始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走自己的学术之路。我选择的是文化改良主义道路,贯通古今,融合中西。

除了搞儒学研究,我又搞宗教学。我在这个领域坚持我自己的见解。我现在不管别人怎么样,只要请我去讲,我一定讲我自己的观点,对得住我的良心,也能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睦。

儒家经世济用

儒家要把“仁”放在第一位

凤凰网:《儒道佛三教简明关系通史》里面说到,中国的三教是以儒家为主,道、佛两家为两翼。我觉得,儒家里面有非常可贵的一面,就是从道不从君,像明代的大臣那种大无畏的精神,那种以道抗势的气概,这种传统最可贵。像黄宗羲,他在《明夷待访录》里面大骂皇帝。这一路的精神脉络,在中国文化传统里面还是有的,但是这两千年来相对比较弱。但是,现在搞新儒学的人很少讲这个,有人提出一套很高蹈的政治秩序和道德理想,然后自认为很高明。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牟钟鉴:我觉得,在历史上,这种传统曾经起过极好的作用,唐代就做得比较好。历史证明,如果真正按照孔孟之道的精华去做,可以把国家建设得非常好。但是我认为,家天下的社会制度延续越久,就会越来越保守,变得比较陈旧,自我更新能力不足。所以到了后来,程朱理学一统天下。到明代,王阳明心学讲个性解放,始终没有被统治者纳为国家级的意识形态。清代是满族入关,统治者要巩固这个制度,他不可能让以前那些带有活力的儒家思想迸发出来。因此,清代大兴文字狱,知识精英们都去搞汉学、考据学,根本都不愿意和这一脉思想沾边儿了,因为弄不好就要出问题。

所以,这个制度从创立之后就越来越腐朽,使得国家衰弱下来。而儒学本身在这种制度的扭曲下,其生命力也在萎缩。像黄宗羲一类很有思想的人属于支流,属于边缘化的。我曾对学生讲,现代的很多理念来自西方,但不一定我们中国就没有,黄宗羲并不是靠吸收西方的思想而写出《明夷待访录》,他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面生出来的。他那个设计,按照我的老师冯友兰讲,就是现代的君主开明政治,他那个学校就相当于议会,他不说没有君,但是对君要有极大的限制,这类似于英国,有个女皇,但是议会首相起绝大的作用。但是,黄宗羲也只能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做不到,所以我觉得儒家自身也应该好好检讨。

近代以后,那些新儒家基本上属于学院式的学者,起不到实际的作用。应该说,他们的思想是相当不错的,但遇到一个社会转型的时候,往往是激进派像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的声音特别大,而新儒家是属于建设性的。当时的中国,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以后,孙中山领导北伐很成功,但不久就去世了。如果孙中山活着,情况可能会好一些。以后就是军阀混战,不久蒋介石基本统一中国。从1927年到1937年,中国处在一个上升期。但日本又打进来了,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实行全面抗日战争,救危存亡第一位的,哪还顾得上内部建设呢?抗日刚胜利以后,国共打内战……。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获得独立解放,在经济、国防建设上取得重大成就。但又受苏联模式影响,过度强调阶级斗争,对儒家持排斥态度。历史就不允许中国人有充分的机会,把儒家一些好的理念用在治国理政上。但这只是早晚的事,我不认为儒家的东西只能是说说。

凤凰网:您强调了荀子和韩非子的不同。一般认为,荀子是法儒,而韩非子是法家。具体说,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牟钟鉴:不一样。荀子是韩非子的老师,但是这个老师管不了学生,学生从不同的方面去发挥,他也没有办法。后世对荀子的评价和研究,我认为有一点不公道,荀子被贬低了。实际上,汉代真正起作用的是荀子的礼学,很多大儒都是荀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汉代礼学很发达,包含了德,包含了法,是礼主法辅。而韩非是以法为教,反对德礼。

凤凰网:您说到,宋代的思想、文化、艺术都达到了君主制的最高峰。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但是,《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里面说到,宋明理学中的存天理灭人欲,对人过分的束缚,其实不符合孔子思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

牟钟鉴:我考虑过,这主要是出于统治阶级、君主专制制度的需要,统治者必须考虑,选择什么样的学说有利于统治的稳定和延续。有一些带有批判性的,个性很强的思想,统治者就禁止。除此以外,我认为宋明理学内在的理论有缺陷。钱穆先生写的《朱子新学案》里边强调朱熹论孔子那个“仁”,好极了!“仁”是什么?就是爱护生命,这正好符合《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强调生命的重要性,生命的价值,这非常好。可惜的是,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他的本意并不是说老百姓衣食住行这种生存的需求是不好,但是不要过度,因为当时生产力比较低下,您一味要求吃得特别好,穿得特别好,住得特别好,这就叫人欲过度了。朱熹的本意并不是要压制老百姓,而是为了约束权贵。宋代文化确实繁荣,主要是君主权力受到有效制约,文化政策比较宽松。

但是,朱熹这个理论的一个先天缺陷,就是没有把“仁”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理”放在最上面。这个“理”,容易变成一种被固化的规范,有利于统治阶级。朱熹的思想在他生前并不被重用,作为伪学受到打击。到元代的时候,他的《四书集注》才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课本。从那以后,统治阶级还是觉得理学好,到明代的时候觉得心学不行,因为心学强调个性。到了清代以后,统治者就把理学里边的“仁”给取消了。孔子的思想叫仁礼之学,以仁为内在的生命,以“礼”为外在的表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乐制度都建立在仁爱的基础上,您得有这份仁爱的情感,但是到清代,仁没有了,天理还有,这个“理”就变成了戴震讲的“以理杀人”那个“理”。“理”实际上就是“礼”理论的表现,礼与理是互通的。所以,鲁迅批判礼教吃人,就是因为没有“仁”了。

凤凰网:君主行使权力的时候,可能用的是法家的帝王术,但是意识形态方面,可能还是有儒家的成分。

牟钟鉴:孔子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但是他不否定法的重要性。我在韩国开会的时候,有一位专家金忠烈提出,中华法系有一个特点, “礼”是一半法、一半德,它是个软性的管理,它又不仅仅是道德,它对人有一种约束作用,是情理兼俱的。所以它就叫“德主刑辅”,要以道德教化为主,同时必须得有法律,儒家历代都不隐讳这一点。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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