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叛逆的英雄不断凋零 龚鹏程:江湖侠骨已无多


来源:龚鹏程大学堂

荆轲刺秦王(汉代画像石)

剧烈变迁社会中,知识分子常表现为侠。例如汉代末期,社会与文化都面临着剧烈的变动,士风便往往表现为侠行, 《廿二史札记》卷五就指出:“自战国豫让、聂政、荆轲、侯赢之徒,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能为人所不敢为,世竞慕之。其后贯高、田叔、朱家、郭解辈,徇人刻己,然诺不欺,以立名节。驯至东汉,其风益盛。举世以此相尚,故国家缓急之际,尚有可恃以槽拄倾危。”

但这一时代的侠,毕竟只是消极的抗议者,只能以比一般人更刻苦更艰难的方式,去显示侠行的可贵。却不能积极地铲除社会的不义,以超越社会体制、打倒规范的行动,“绝出流辈”。这是由于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还不严重、文化变迁还不剧烈,晚清就不同了。

晚清社会文恬武嬉、官贪民刁的时代,知识分子自觉对时代有责任,所以也就更向往正义之实现,也更期待英雄,或自己愿意成为拯救时代的英雄。对于各种现存的社会体制,更是力予批判,意欲“冲抉网罗”,以获得个体的自由和群体的解放。

秋瑾

在这种存在的基础上,他们的性格往往就倾向于侠。如龚定庵说“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他不但自认为侠,也以侠客视陶渊明哩!深受定庵影响的新民丛报及革命党人,更常以侠士精神为号召,如《秋瑾号》、《鉴湖女侠》、《吴樾号孟侠》,章太炎写《儒侠篇》,他的弟子黄侃也写过一篇《释侠》,他们均提倡复仇,赞扬侠以武犯禁。

侠与儒是不一样的两种人,两种生命形态。儒者之学为己,侠客之行为人;儒者沉潜内敛,侠士激昂跳脱;儒者循义,侠则行多不轨于正义。但儒家学问中也有激昂抗烈的一面,如《儒行》所记载者,刚毅之行、勇决之操,即近于侠客。在这个困蹇晦暗的时代,章太炎等人便特别把儒家这一面抉发出来,希望能够儒兼侠,替时代开拓一个新的局面。

这种作为,跟谭嗣同说:“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仁学自叙》)意义相同。不论其溯源于儒抑或墨,共同的主张即是统合士风与侠行。儒或墨,代表知识分子,在汉末、宋末,这些知识分子都曾因时局的刺激,而表现出与侠相似的生命气质。晚清自不例外。

当时维新一派,如梁启超撰有《中国武士道》一书,鼓吹侠刺精神。杨度、蒋智由序,亦皆强调中国应该恢复侠风。谭嗣同更是“少好任侠”的人物,直到他因戊戌政变而死,都还留下了大刀王五的故事。革命派比维新派更激烈,主张暴力革命,所以也特别鼓励暗杀、复仇。

那时不仅许多人以侠为名为号(如上举的秋瑾、吴樾),也有不少人以剑为名。像南社,柳亚子的书斋叫磨剑室、高旭的号叫钝剑、俞锷又字剑华、朱慕家号剑芒、傅钝根叫君剑、王锐字剑丞,诸如此类,其心情恰好可以俞锷的一阙词来说明“只怕雄心还未灭,遇冤魂骤把钢刀起,可酬得平生意”(《金缕曲•题与冯心侠合影小照》),希望能消弭人间的不平。

这种儒侠合一的、经过转化改造后的侠客精神,可说普遍流布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心中。撇开著名的任侠人物如章太炎、谭嗣同不谈,我们从整个《南社诗文丛选》中去观察,将更能说明这个现象。

《南社诗文丛选》中所录各诗,多伤同志之死难、哀生民之流离者,而其中即往往有直标侠义,以当鼓吹之作,如方荣杲《题红薇感旧记》提到“那知侠义出平康,羞煞邯郸击剑郎”,刘国钧的《并游侠行》歌颂游侠“要遣功名到狗屠,男儿意气轻细作”,周亮《侠士行》亦云“手不斩仇人头,口不饮仇人血,侠士替天平不平,其情如山心如铁”,沈砺《吴中杂咏》则说“要离冢外五人冢,犹占吴门侠气多”。高旭又曾画《花前说剑图》,同社诸人吟咏殆遍,因为这是他们共同的心声,他自己题诗云:“提三尺剑可灭虏,栽十万花堪一顾,人生如此差足奇,真风流亦真雄武。”也确是豪气干云。钱剑秋别有《秋灯剑影图》,柳亚子题云:“乱世天教重游侠,忍甘枯槁老荒邱? ”“我亦十年磨剑者,风尘何处访荆卿? ”也把他们这一伙人共同的想法点出来了。郑叔容在给柳亚子的信上谈到整个南社的诗文时,他用“蹑扶风豪侠之景,歌旗亭杨柳之词”来形容,可见这个革命团体确实也给了大众一个激扬侠风的印象。这种印象,跟他们自己的自白,相当一致。

由于侠有面对死亡的体会,儒侠于生命自有一种苍茫之感。俞锷题亚子梦隐第二图竟,百感丛集、愁思万端,因复作短歌行以寄所谓“梦里图中俱无那,伤心一样可奈何!可奈何!拔剑为君歌短歌”,即指向这种百感交集的生命苍然之感。

从现实上看,“客天涯无多侠骨,雄谈还健,此地从来逋逃薮,一霎风流云散”,叛逆的英雄不断地凋零死去;从道理上说,人生苦短、忧患实深。英雄们行走在人生道路上,也越来越觉得孤寂苍凉。

负荷时代苦难的担当精神和体会人生悲苦的宗教意识,本来是有些冲突的。因为宗教意识常在体会人生悲苦空虚之后,超越于人生之上,以解脱空苦。但这些儒侠们往往只是能知超越之理,却不能真正超越。无法以澄观之心,超越地抚平人世的激情。反而,他们太过浓挚的担当精神,除了负荷时代的苦难之外,也同时要荷负人生的苦难。所以,宗教意识所体味到的人生空虚感,不仅不能解脱他们在现实世界上的激切之情,还倒过来,强化了他们的担当与负荷,以致于他们的激情,从现实层面,透入了生命存在的本质。

其中,定庵就把这种心境称为“箫心剑气”。他小时听巷口有人吹箫卖饧,心神辄痴,仿佛生病一般。这沉沉然、阴阴然,每每引发极混眇又极真切感受,让他如痴如病的箫声,逐渐就变成他内在心灵幻动的一种征象。这种难以明言的郁伊幽奇之心, 他称为箫心。在《忏心诗》中他描述心潮鼓荡:“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向缠绵可付箫。”又在《秋心诗》中说:“秋心如海复如潮,声满东南几处箫。”诗中凡幽、香、灵、艳、缠绵、美人云云,都跟他这箫心之发动有关。

但箫心只是心的一面,偏于沉、静、缠绵、幽怨的一面。心还有奇狂、鼓荡、 激昂的一面,那他就用剑来象征。“按剑因谁怒,寻箫思不堪。”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沉思十五年间事,才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 “长铗怨、破箫词,两般合就鬓边丝。”都是双提箫剑,这代表了他的心绪,也代表了他的生平。

这个生平,既有儒的经世济民,又有侠的跌宕不羁,但毕竟一事无成,徒留苍凉——“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己亥杂诗》)。所以他要参禅学佛,以求脱解超越。却不料,情执未解,“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夜坐》)!

美人如玉剑如虹。这种箫心剑气,委实让清末民初诸儒侠们想往不已。周实《哭友人诗》便说:“尘寰从此知音稀,剑气箫心谁与抗?”

在这样侠风激扬的时代,《水浒传》受到重视是很自然的。以南社的黄人黄摩西为例,他便不同于金圣叹之大骂水泊强梁,欲一一将之正法。他正面肯定《水浒》“纯是社会主义。自有历史以来,未有以百余人组织政府,人人皆有平等之资格而不失其秩序。山泊一局,几于乌托邦矣”。梁启超也说:“《水浒》一书,为中国小说中铮挣者,遗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余赐。”“《水浒》者,人以为雈苻宵小传奇之作,吾以为此即独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也。”

这些言论,意味着激情时代中,《水浒》“痛快淋漓,能为尽豪放之致”,故为人所乐读。而那种企求冲抉网罗、扫荡不平的心理,也恰好可以在书中得到满足,因此他们在《水浒传》中看到了民主民权与平等。认为“施耐庵独能破千古习俗,甘冒不讳,以庙廷为非,而崇拜草野之英杰,此其魄力思想,真足令小儒咋舌”(眷秋《小说杂评》);“《水浒传》者,痛政府之恶横腐败,欲组成一民主共和政体,于是撰为此书”(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

这是不足为奇的,诠释本来就依读者存在的感受来。而这种见解及呼声,不也促成了近代史的变革吗?

《水浒》英雄的行径已不获鼓励,以法治民成了正义之手段,侠骨柔情便都远去了。遥思距今不远的晚清民国侠风,真成隔世。定庵说得不错:“江湖侠骨已无多”!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祖籍江西吉安,是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

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等,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 好文
  • 钦佩
  • 喜欢
  • 泪奔
  • 可爱
  • 思考

为您推荐

已显示全部内容

泡泡直播

热门文章

泡泡直播

精彩视频

凤凰国学官方微信

X 泡泡直播

泡泡直播

凤凰新闻 天天有料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