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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序》到底是篇什么序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兰亭修禊。李芳园/绘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王羲之与谢安一众42人雅集兰亭,流觞曲水,赋诗怡情,各有所咏。酒酣耳热之后,众人拟将诗作结集,共推王羲之为序。右军先生欣然命笔,洋洋洒洒,有如神助,文墨高妙,为后人留下传颂千古的书法和散文名篇。

  雅集当日,不仅有王羲之所作序,存世的还有与会诸人所作“兰亭诗”41首及孙绰序1篇。仔细研读、梳理这些诗、文,会发现他们同王羲之《兰亭序》在思想和内容方面存在高度一致性,可从另一角度证明《兰亭序》确真无疑。

  一、“兰亭诗”与王羲之儒道杂糅思想相呼应。王羲之本人崇儒爱道,《兰亭序》表现了其思想特质。在41首兰亭诗作中关涉儒家的有:王羲之:“咏彼舞雩,异世同流”;谢安:“伊昔先子,有怀春游”;孙绰:“春咏登台,亦有临流”;桓伟:“宣尼邀沂津,萧然心神王。数子各言志,曾生发清唱。”上述吟咏,乃《论语·先进》所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关涉道家思想更多,如谢安:“万殊混一象”;孙统:“罔悟玄同”;王凝之:“庄浪濠津”;王彬之:“得意岂在鱼”;王徽之:“先师有冥藏”;庾友:“冥然玄会”;虞说:“行浪濠粱间”;孙嗣:“临流想奇庄”;曹华:“解结遨濠粱”等。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曰:“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虽是论宋初文坛,但也指出东晋时期诗文创作的玄言特质。士大夫阶层儒道一体的思想,是魏晋玄学发展的基础,也是道教逐步成熟在精英阶层思想观念上的反映。

  二、“兰亭诗”是《兰亭序》创作的思想基础。《尚书》曰:“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依据如此作序的原则,《兰亭序》应对“兰亭诗”有全面的反映,事实确亦如此。

  我们选取《兰亭序》中部分词句与41首“兰亭诗”和孙绰序进行对比,同一雅集、同一场景、同一季节,共同吟咏,明显有高度吻合之处。

  1.暮春:王羲之:“欣此暮春”、“三春启群品”;魏滂:“三春陶和气”;孙绰序:“暮春之始”。

  2.崇山峻岭:谢安:“森森连岭”;孙绰序:“高岭千寻”。

  3.茂林修竹。谢万:“寓目高林”“碧林辉杂英”“修竹冠岑”;孙绰:“修竹阴沼”“婴羽吟修竹”;徐丰之:“清响拟修竹”;孙统:“疏竹间修桐”;袁峤之:“四眺华林茂”;华茂:“林荣其郁”。

  4.清流激湍。王羲之:“俯看绿水滨”;谢万:“谷流清响”;孙绰:“穿池激湍”;徐丰之:“俯挥素波”;孙统:“回沼激中逵”;王肃之:“渌波转素鳞”;王彬之:“渌水扬波”;王徽之:“鳞跃清池”;袁峤之:“激泉流芳醪”;华茂:“浪激其隈”;魏滂:“驾言映清澜”;谢怿:“回波萦游鳞”;王玄之:“幽涧激清流”。孙绰序:“乃藉芳草,鉴清流”。

  5.流觞曲水。王羲之:“三觞解天刑”;孙绰:“连汎觞舟”;徐丰之:“零觞飞曲津”;孙统:“因流转轻觞”;王肃之:“吟咏曲水濑”;华茂:“汎汎轻觞”。

  6.惠风和畅。王羲之:“和气载柔”;谢安:“微风扇轻航”;谢万:“光风扇鲜荣”;孙绰“流风拂枉渚”;徐丰之:“希风永叹”;孙统:“泠风飘落松”;王凝之:“絪緼柔风扇,熙怡和气淳”;郗昙:“温风起东谷”。

  20世纪70年代,兰亭论辩时,有人提出“夫人之相与”以下167字为后添。从《兰亭序》和雅集众人诗作高度吻合的儒道思想和词句来看,序切实地反映了“夫人之相与”以下内容。既然前段为右军所作,后面的也不会有问题。逯钦立先生在《兰亭序是王羲之作的,不是王羲之写的》一文中把《兰亭序》与王羲之本人所作“兰亭诗”进行精确对比,发现二者思想和文义契合度甚高。他得出结论:“世传《兰亭序》或者说《晋书》王传的兰亭宴集序文,符合王羲之的思想和生活情况,是王羲之作的文章,不是后人假造的,后人也是假造不出来的。”本文又将《兰亭序》与众人诗作做一比较,结论与逯钦立先生“若合一契”,忝为逯先生观点的补缀。

  三、王羲之“清贵”“骨鲠”的个性,是书风突变的内因。有人质疑《兰亭序》不是晋人书法风格,乃唐楷形貌。颜之推说:“梁氏秘阁散逸以来,吾见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尝得十卷。”(《颜氏家训》)若不是梁朝败亡,这些书迹庋藏秘阁,见者寥寥,《兰亭序》到唐时现世未足为怪矣。王羲之《兰亭序》问世后,没有古书气象,“姿媚”有余,古朴不足,并不为时人所重。

  魏晋南北朝时,“书圣”并非王羲之,而是指皇象、胡昭和张芝。葛洪《抱朴子·内篇》说:“世人以人所尤长,众多不及者,便谓之‘圣’。故善围棋之无比者,则谓之‘棋圣’,故严子卿、马绥明于今有棋圣之名焉;善史书之绝时者,则谓之‘书圣’,故皇象、胡昭于今有‘书圣’之名焉。”相传皇象的书迹有《天发神谶碑》《文武帖》《急就章》等。胡昭书迹不见传世,其事迹附在《三国志》管宁传后,记载甚少,“善史书,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动见楷模。”梁庾肩吾《书品序》载:“善草隶者一百二十一人,伯英以称圣居首。”因《兰亭序》在唐以后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书圣”渐渐成为王羲之代称。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领袖的作用有时是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重要推动力量,艺术也是如此。王羲之具备开创书法新风的个人特质。时人庾亮称:“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晋书》)梁庾肩吾《书品》论张芝、钟繇和王羲之书艺认为:“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羊欣云:‘贵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撮众法,备成一家’。”颜之推自称书法造诣“幼承门业”,经比较他“方知陶隐居、阮交州、萧祭酒诸书,莫不得羲之之体,故是书之渊源。萧晚节所变,乃右军年少时法也。”(《颜氏家训》)陶隐居,即陶弘景;阮交州,即阮研;萧祭酒,即萧子云。张怀瓘《书断》称三人书法“各得右军一体”。王羲之书风对后世影响至深,唐代后更受推重。孙过庭《书谱》引王羲之语曰:“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孙氏认为这是王羲之“推张迈钟之意也。”可知王羲之对自己书法水平十分自信。在王羲之被“书圣”化之前,《世说新语》称其“国举拔萃”,“风骨清举”,“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正是这份自信,这份“清贵”,这份清高孤傲,这份书法工夫与天然兼备的个性特质,才使王羲之书法推陈出新,尽善尽美,传之千古。陶弘景《与武帝启五》曰:逸少“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永和九年,正是王羲之书法创作高峰时期,《兰亭序》对以往书体有所突破,实属厚积薄发、自然天成。

  就近世而言,齐白石先生“衰年变法”,使创作题材和绘画色彩变得丰富,开创了中国画的新境界;启功先生熔铸古今,自成一家,“启功体”别具风采。这都是艺术形式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充分表明艺术“领袖”在艺术领域中的引领和“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作用。

  (作者:宋战利,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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