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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青:《论语》“五十以学《易》”章辨正


来源:上海儒学

摘要 《论语》“五十以学《易》”章存在“易”和“亦”两种异文,作 “亦”的异文晚出

摘要

《论语》“五十以学《易》”章存在“易”和“亦”两种异文,作 “亦”的异文晚出,与孔子思想存在矛盾,故当作“易”。此章是孔子在六十八岁以后所说的。此章中“过”通“祸”,意思是如果再年轻几岁,从五十岁开始研习《周易》,就不会遇到大的祸患。

《论语.述而》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是《论语》中唯一一条关于孔子直接评价《周易》的记载,意义重大。关于此句的解释,历来的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学者们关于此句话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易”还是“亦”;第二,孔子何时说这句话;第三,如何理解“大过”。

一、“易”还是“亦”? 

《论语.述而》所载孔子的话,本是是孔子学《易》的一条铁证,但恰巧的是此句存在异读,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载:“鲁读‘易’为‘亦’。”近人黄焯说:“鲁《论》作‘亦’连下句读,惠云:‘《外黄令高彪碑》云:恬虚守约,五十以斆。’此从鲁《论》‘亦’字连下读也。”依此,若从鲁读,则此句当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惠栋还举出《外黄令高彪碑》来验证“五十以学”的合理性,近代疑古风气浓厚,许多学者如钱穆、李镜池、郭沫若等均据此否定孔子与《周易》的关系。若作“五十以学”,则此句完全没有涉及孔子是否学《易》,《论语》中明确提到孔子与《周易》关系的可靠资料也成问题了。因此,确定此句到底作“易”还是“亦”就成为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

关于“易”还是“亦”的问题,这涉及到所谓鲁《论》和古《论》的问题。关于鲁《论》与古《论》,何晏说:“鲁恭王时,尝欲以孔子宅为宫,坏,得古文《论语》。齐《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二篇,古《论》亦无此二篇。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隋书.经籍志》也说:“又有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出,章句烦省,与《鲁论》不异,唯分《子张》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由此可知,《古论》与《鲁论》只存在分章上的差别,鲁《论》二十篇,古《论》二十一篇,但两者在字义上没有根本的差别。《鲁论》的异读也得到许多学者的反对,高亨、董志安先生认为《古论》相对《鲁论》时代更早,可靠性更大,而且《释文》说“鲁读易为亦”,而非《鲁论》“易作亦”,说明《鲁论》原本也作“易”,只是汉人将“易”读为“亦”。李学勤先生通过详实的论证认为,此处异文的产生是由于音近通假或传讹所致,“亦”的异文乃晚起,与作“易”的本子没有平等的价值。廖名春先生承袭李先生之说。郭沂先生通过分析,认为古《论》出现于景帝时期,而鲁《论》出现于宣帝时期,《鲁论》当是《古论》的改编本。刘大均先生也认为当作“易”。既然古《论》比鲁《论》出现更早,“亦”的异文是晚起的,因而此处当作“易”。

从逻辑上分析,作“易”也比作“亦”更加合理:其一,如果作“亦”,则此句读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而孔子追溯其一生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论语.为政》)孔子十五岁就“志于学”,三十岁时就在学业上有所成,孔子又怎么会说出“五十以学”的话呢?而且,孔子评价自己是“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篇》),可见他对自己的好学是颇为满意的,应当不会发出“五十以学”的感叹,因此作“亦”的《鲁论》是难以读通的。其次,《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帛书《要篇》也说:“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可见,孔子晚年确曾学《易》,而只有作“易”,《论语》中才有涉及孔子直接评价《易》之语,如果作“亦”,则《论语》中没有涉及孔子对《易》的直接评论,既然孔子晚年对《易》已经痴迷到“读《易》,韦编三绝”、“居则在席,行则在橐”的地步,连子贡都发出“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帛书《要篇》)的疑问,作为记载孔子事迹的《论语》应当有孔子关于《易》的直接评论,“五十以学《易》”符合孔子晚年学《易》的事迹。因此,综合两方面考虑,作“易”都相对作“亦”的异文更加合理。 

 


二、孔子何时说这句话? 

关于孔子何时说这句话的问题,学者们的分歧主要有四种:一种认为孔子五十岁说这句话,如何晏说:“《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读至命之书。”一种认为孔子五十岁之前说这段话,如皇侃说:“此孔子重《易》,故欲令学者加功于此书也。当孔子尔时,年已四十五六。”一种看法认为孔子五十岁之后说这段话,如朱熹认为孔子约在七十岁左右说这话,郭沂先生则认为孔子在五十六七岁至六十岁之间说的,廖名春先生认为这是孔子在自卫返鲁之后(即孔子六十八岁以后)所说。那么到底哪种看法更合理呢?

何晏说孔子五十岁说这句话,因为他是“以知命之年读至命之书”,对此崔述《论语足征记》反驳道:“‘五十而知天命’乃孔子七十后追述之辞,‘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亦晚年赞《易》之辞,未至五十,焉知是年知命?又焉知他年赞《易》有‘至命’之言耶?”崔述的反驳很有力,“五十知天命”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都是孔子晚年所说,又怎能以此为据来说孔子五十岁说这句话呢?但是崔述认为五十岁之前说这句话也是有问题的:首先,孔子既然意识到学《易》如此重要,又为何非得等到五十才学呢?这与孔子“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的好学精神也是相违背的;其次,帛书《要篇》引子贡说:“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可见孔子早年是排斥神灵、卜筮的,从子贡“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的话语可以推断孔子早年是将《易》也当作卜筮之书的,所以子贡才对孔子晚而好《易》产生疑问,若是孔子在五十岁之前就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的话,子贡就不会对孔子“晚而喜《易》”之事产生疑问;而且郭沂先生也说:“‘加我数年’必为不可能实现的假设,如果孔子在五十岁之前出此语,其前提必须是他意识到自己天年已终。否则,享其天年,便可至五十,何须‘假年’?”因此孔子五十岁之前不可能说此话,“五十以学《易》”之必是孔子五十岁之后所说的。但孔子到是如郭沂先生所说在五十六七岁至六十岁之间出此语,还是如朱熹所说在七十岁左右出此语呢?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司马迁将孔子喜《易》的事件编在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公元前484年)之后,也就是在孔子六十八岁之后。帛书《易传》也说:“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两则材料都说明孔子到了晚年才开始喜欢《周易》,与孔子所说的“五十以学《易》”似乎存在矛盾,因此朱熹认为“五十”有误,“五十”当作“卒”,并说:“盖是时,孔子年已几七十矣,‘五十’字误无疑也。”还有学者改“五十”为“吾”、“九十”、“七十”等。刘宝楠则对“五十以学《易》”和“晚而喜《易》”加以调和,他说:“夫子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时学之,明《易》广大悉备,未可遽学之也。及晚年赞《易》既竟,复述从前‘假我数年’之言,故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若是者,竟是之辞。言惟假年,乃彬彬也。《世家》与《论语》所述,不在一时,解者多失之。”我们认为“五十以学《易》”与“晚而喜《易》”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就如“五十而知天命”乃是孔子晚年追溯之语,“五十以学《易》”也是孔子晚年追溯之语,是说他后悔没有早点学《易》。既然《史记》将“五十以学《易》”编在孔子六十八岁以后,《史记》和帛书《要篇》又有孔子“晚而好《易》”或“老而好《易》”之语,据此则此句话应当是在孔子六十八岁以后所说的。

至于郭沂先生所说的五十六七岁至六十岁之间,仔细加以分析,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郭沂先生说:“如果孔子是在七十三岁去世之前出此语,他一定会说‘加我数年,八十以学《易》’。”这一推论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孔子晚年追溯其生平时完全可以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之类的话,而且郭沂先生从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一句,推论孔子六十八岁之后就没出远门,完全没有必要将《周易》放在行囊中,这一推论也值得商榷,因为孔子虽然六十八岁没有离开鲁国,但孔子返回鲁国后离去世还有五年,没有离开鲁国并不代表孔子没有出行之时,《论语.宪问》就记载在听闻陈成子弑齐简公之后,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之事,《左传》记载此事发生在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时年孔子已七十一岁了,可见孔子在返鲁之后仍然会出行,孔子晚年十分喜欢《易》,出行时放在行囊中又有何不可呢?

但是否如朱熹等人所说,“五十”有误呢?我们认为朱熹等人对“五十”的改动也是有问题的,“五十以学《易》”是孔子晚年追溯之语,孔子说“五十”是有特定含义的,之所以追溯到“五十”,而不是“四十”或“六十”,是与孔子在五十多岁开始周游列国之事相关的,这点下面我们还要详细加以阐述。

 

三、大过如何解释? 

关于“大过”的解释问题,朱熹解释说:“学《易》,则明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故可以无大过。”学《易》可以明吉凶消长、进退存亡,故能无大过。但问题又来了,作为圣人的孔子有何大过呢?我们来看朱熹是如何解释的。

《朱子语类》载:

问:“‘学《易》无大过’,圣人何以有过?”曰:“只是圣人不自足之意。圣人此般话,也如‘道者三,我无能’、‘圣仁吾岂敢’,不是圣人能如此,更谁能如此!程子谓‘学《易》无大过’,文势不然。此章‘五十’字误。然章之大旨在‘无大过’,不在‘五十’上。”朱熹认为“无大过”之语是孔子永远不自足之意,乃孔子自谦之辞,他又说:“此孔子系《易》之时,自谓‘假我数年,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者,为此自谦之辞,以教学者,深以见《易》之道无穷也。”朱熹说“可以无大过”乃孔子自谦之辞,稍有些牵强,孔子既然既然发出“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的感慨,表明他确实意识到学《易》的重要性,“可以无大过”不仅仅是自谦那么简单,当有所实指。但如果“无大过”不仅仅是自谦,那么是否说孔子此前有何大过呢?陈天祥《四书辨疑》就说:“予谓若以此章为孔子七十时所言,假我数年以学《易》,则又期在七十以后。然孔子七十三而卒,直有大过一世矣。只从‘五十’字说,亦有五十年大过,小过则又不论也,何足为圣人乎?”这也就是说,学《易》之前有大过与孔子圣人身份难以相合,有鉴于此,又有学者提出他说,陈天祥《四书辨疑》说:“又有说学《易》为修《易》,过为《易》书散乱者。复有说学《易》而失之无所不至,孔子忧之,故托以戒人者。皆为曲说。”总之,“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确实难以理解,廖名春先生说:“‘大过’系何?史无明文,不便揣测。但从帛书《要》篇看,孔子‘老而喜《易》’前,对《周易》的认识是偏颇的,亦可谓之‘过’。”但对《周易》认识的偏颇顶多可以算作“过”,但很难说得上是“大过”。郭沂先生又提出另一种看法,他说:“孔子的大过当指五十四岁以后周游列国一事。孔子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而离开鲁国的。但在周游列国期间,到处碰壁,没有一位诸侯真心用他,政治抱负一直得不到施展。……在整整十四年的大好时光里,可以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这不可不谓之‘大过’。”可是问题又来了,孔子若是五十岁以前学《易》,就不会周游列国了吗?孔子一生本来就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孜孜不倦,直到晚年还感叹:“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世哉?”(《史记.孔子世家》)可见他从来没有放弃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即使明知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不了仍然为之努力,时人评价他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因为在它看来,“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孔子这么看重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又怎么会认为周游列国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大过”呢?故而此说也是难以说得通的。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此句呢?笔者认为,“过”当通“祸”,“过”、“祸”通用的例子屡见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照中,如《战国策.赵策一》:“而祸及于赵。”马王堆帛书本“祸”作“过”。《战国策.魏策三》:“是受智伯之祸也。”马王堆帛书本“祸”作“过”。《战国策.燕策》:“其祸必大矣。”马王堆帛书本“祸”作“过”。《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景公将伐宋梦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谏第二十二》载:“过非婴之所知也。”银雀山汉简本“过”作“祸”。由此可知,“过”通“祸”是没有问题的。“过”通“祸”,则此句是说孔子感慨如果再年轻几岁,他从五十岁开始学《易》就不会有大的祸患了。

 

那么为何说孔子认为学《易》可以避免大祸呢?这就涉及到孔子对《易》的看法,帛书《要篇》记载孔子之语曰:“夫《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图,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这段话涉及到《易》的用途以及产生时间,在孔子看来,《易》是文王不得志所作,其目的是“讳而避咎”,即隐藏其志而避祸,所以孔子认为《易》之作本就是避祸之作,使人时刻保持一种忧患意识,今本《系辞下》载孔子之言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孔子认为,忧患意识始终贯穿《易》,故而他特别重视《损》、《益》两卦,帛书《要篇》记载孔子读到《损》、《益》两卦时,未尝不废书而叹,他说:“《益》之始也吉,其终也凶。《损》之始凶,其终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是以察于损益之变者,不可动以忧喜。”《益》卦开始吉,但最后凶,《损》卦开始凶,但最后吉,可见吉凶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故而需要永葆忧患意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祸患。所以《系辞下》又记载孔子之言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君子要居安思危,才能实现“身安而国家可保”的目的。总之,孔子认为《易》本身就是周文王避祸之作,忧患意识贯穿其中,只有永远保持一种忧患意识,才能避免祸患,因此学《易》可以避免祸患,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孔子为何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祸)矣”。再者,《易》还有卜筮的功能,本就具有避祸的功能,据帛书《要篇》记载子贡之语:“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论语.子路》也载:“子曰:不占而已矣。” 孔子教导子贡远离卜筮,应是他学《易》之前的事,孔子早年对卜筮应该是不屑一顾的,但到了晚年,对卜筮的看法有所改变,帛书《要篇》载:“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粱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刘大钧先生据此认为:“这段文字证明了孔子相信占筮,且经常占之,并对应验率有自己的统计,达到70%。”可见孔子到了晚年对于《易》的卜筮功能并不排斥,只是强调更应该注重“观其德义”,文献中也有关于孔子占卜的记载,《论衡.卜筮》载:“鲁将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孔子占之以为吉。”《孔子家语.好生》也载:“孔子尝自筮其卦,得《贲》焉,愀然有不平之状。”如果说孔子晚年对于《易》的卜筮功能并不排斥,那么他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祸)矣”就更加合情合理了。

行文至此,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孔子为何说“五十以学易”而非“四十”或“六十”“以学易”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结合孔子生平来加以论说。据《史记.孔子世家》等书记载,孔子于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至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期间周游列国,孔子于五十六岁开始周游列国,期间遇到许多祸患,如孔子过匡,匡人将孔子当作阳虎,拘禁五日;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孔子在陈国时更是出现“绝粮,从者病,莫能兴”的惨况。所以孔子晚年回顾其生平时,发出“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祸)”的感慨,认为如果从五十岁开始学《易》的话,体会到了《易》中所蕴含的忧患意识,并善加利用《易》的卜筮功能,那么在周游列国期间可能就能避免许多祸患。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就话当是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之后所说,是其晚年追溯之语,“过”通“祸”,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他年轻几岁,从五十岁开始学《易》,在周游列国期间就不会遇到那么多的祸患,是孔子对自己没有过早学《易》的一种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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