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论国学（一） “国学”一词溯源 古今之义差别大

【编者按】

诚如很多人所言，“国学热”在今日之中国，已成一种时髦。学界自不必说，放眼朝野，治国理政者谈“国学”，文教工商界谈“国学”，传统媒体及雨后春笋般崛起的自媒体精英谈“国学”，所及之处，诸子百家、四书五经、儒释道、经史子集、琴棋书画、奇门遁甲无所不包。“国学”之名究竟如何界定？今人所称之“国学”是否等同于中华传统文化？“国学”用英语如何翻译？诸如此类的问题随之亦扑面而来，各方援引古今名人之论，观点林立，莫衷一是。

著名学者刘梦溪先生近日致函凤凰网国学，随附新作《论国学之内涵及其施教：马一浮国学论的立教义旨》，对“国学”一词之来历、近现代意义之嬗变等关键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他认为:

“我们做学问的人，有一个心理原则，就是自己之所讲，必须是自己所信，而不在乎自己的讲法别人是否同意。揆诸各家之说，我最服膺的是马一浮的国学论。但马先生为国学所作的新立名，自有其历史渊源和学理依据，不了解题义的前缘，便无法了解它的来世今生。所以今天站在学术的立场谈论国学，必须从头说起，从历史流变中分梳其学理内涵。”

此文将刊发于著名学术期刊《文史哲》2017年第2期。征得刘梦溪先生同意，凤凰网国学将以《刘梦溪论国学》为题，选取其中精华部分进行连载，以供同道学习探讨。分篇标题为编者所加，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 刘梦溪

到底什么是国学？如何定义国学这个概念，学术界的看法不太一致。我们做学问的人，有一个心理原则，就是自己之所讲，必须是自己所信。而不在乎自己的讲法别人是否同意。揆诸各家之说，我最服膺的是马一浮的国学论。但马先生为国学所作的新立名，自有其历史渊源和学理依据，不了解题义的前缘，便无法了解它的来世今生。所以今天站在学术的立场谈论国学，必须从头说起，从历史流变中分梳其学理内涵。

“国学”一词的来历

国学这个概念，首先要区分历史上的国学和现代的国学。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国学这个语词，比如在《周礼》里面，就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周礼·春官·宗伯》）的记载。到了汉代，仍然有国学一词，如《汉书》“食货志”记云：“是月，余子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1] 《後汉书》也有相关记载，其中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大臣朱浮，“又以国学既兴，宜广博士之选，乃上书”云云，语义最为明显[2]。

《晋书》的帝纪则有东晋孝武帝十年二月“立国学”的直接记载[3]；而《晋书》束皙传更写道：“皙博学多闻，与兄璆俱知名。少游国学，或问博士曹志曰：‘当今好学者谁乎？’志曰：‘阳平束广微好学不倦，人莫及也。’”[4] 此处的“少游国学”，明显指学校无异，因为在那里他见到了博士曹志，并与之对话。否则如果是作为一门学问的“国学”，他和兄长结伴到里边去“游”，不仅措意不伦，而且那门学问里的人还跳出来和他说话，夸赞他“人莫及也”，简直是活见鬼了。又《晋书•袁瑰传》载其上疏给汉成帝有云：

畴昔皇运陵替，丧乱屡臻，儒林之教渐颓，庠序之礼有阙，国学索然，坟籍莫启，有心之徒抱志无由。昔魏武帝身亲介胄，务在武功，犹尚废鞍览卷，投戈吟咏，况今陛下以圣明临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无虞，江外谧静，如之何泱泱之风漠然无闻，洋洋之美坠于圣世乎！古人有言：“《诗》《书》义之府，礼乐德之则。”实宜留心经籍，阐明学义，使讽诵之音盈于京室，味道之贤是则是咏，岂不盛哉！若得给其宅地，备其学徒，博士僚属粗有其官，则臣之愿也。[5]

袁瑰在此奏疏中提出的诉求是，希望国家能拨给“宅地”，以改变“国学索然”的情况。然则此处国学之所指，显然是欲建立学校的意思，否则要宅地何为？所以下文才说：“疏奏，成帝从之。国学之兴，自瑰始也。”[6] 应该是批准了他的建议，拨给了宅地，学校建立起来了。虽只是一封简短的奏疏，其于兴教立学所起的作用，岂可小视哉。

辟雍本为周天子所设大学，校址圆形，围以水池，前门外有便桥。东汉以后，历代皆有辟雍，作为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除北宋末年为太学之预备学校(亦称“外学”)外，均为行乡饮、大射或祭祀之礼的地方。

南北朝时期南朝的梁武帝，既笃信佛教，又苦嗜典坟，故力倡立学兴教，至有“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置五经博士” 之举。[7]梁武帝的长子昭明太子萧统更以好文尚友著称，史载其三岁即“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八九岁就能够讲《孝经》了。他讲完之后，还“亲临释奠于国学”[8] 。这里的国学一语指的又是国立学校，所以才有到国学释菜祭奠的举动。释菜即舍菜，是为祭奠先师孔子的一种仪式。《礼记·月令》有载：“是月也，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子乃鲜羔开冰，先荐寝庙。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礼记·文王世子》亦载：“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又云：“始立学者，既兴器用币，然后释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其义甚明。亦即释菜的举动，是古代学校的一种常规仪式，当年朱子在白鹿洞书院开讲前，也有此祭奠仪式。马一浮主讲复性书院，开学时也有类似礼仪。

由此可知，历史上关于“国学”一词的记载，其所指确是国立学校。汉晋如是，隋唐亦复如是。《隋书·礼仪志》有载：“仲春令辰，陈养老礼。先一日，三老五更斋于国学。皇帝进贤冠、玄纱袍，至璧雍，入总章堂。列宫悬。王公已下及国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仪武贲安车，迎三老五更于国学。”[9] 此处所叙是关于养老敬老的礼仪，七十岁、八十岁各有分别，国老和庶老亦有分别，但当这些老人到国学斋戒的时候，王公大臣等须提前到国学去迎候，以彰显养老礼仪的隆重。在那里可以举行斋戒仪式，有品阶的显贵要提前在那里迎候，那么这个地方自然是场所，而非一门学问。《隋书》卷二十六“百官志”又载：“国学，有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太学博士八人。又有限外博士员。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帝欲招徕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大同七年，国子祭酒到溉等，又表立正言博士一人，位视国子博士。置助教二人。”[10] 此又明示国学里面的人员安排设置。可以设置包括祭酒、博士、助教在内的各种人员，当然指的是学校了。新、旧两《唐书》则屡见“皇太子释菜于国学”的记载[11]。还有，江西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在晚唐就叫“庐山国学”，为避繁冗，不一一列举。

那么宋明呢？试看史载之例证。《宋史》真宗本纪载：“冬十月戊午，延恩殿道场，帝瞻九天司命天尊降。己未，大赦天下，赐致仕官全奉。辛酉，作《崇儒术论》，刻石国学。”[12] 将文章刻石于国学，当然这个国学是学校了。又《宋史》卷一百五志第五十八载：“至圣文宣王，唐开元末升为中祠，设从祀，礼令摄三公行事。朱梁丧乱，从祀遂废。后唐长兴二年，仍复从祀。周显德二年，别营国子监，置学舍。宋因增修之，塑先圣、亚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庑之木壁，太祖亲撰《先圣》、《亚圣赞》，十哲以下命文臣分赞之。建隆中，凡三幸国子监，谒文宣王庙。太宗亦三谒庙。诏绘三礼器物、制度于国学讲论堂木壁。”[13] 此段记载，前面叙述唐五代以来孔庙的祠位和从祀情况，然后说宋如何增修，而且太祖、太宗都曾往谒文庙，并下诏在国学讲堂的木壁上图绘礼器及制度。不仅说明此处的国学是学校，而且证明这所国学是设在文庙里。事实上唐宋以后，国学之建校，很多都设在文庙，已成为制度。《宋史·选举志》又载：“大中祥符二年，以门荫授京官，年二十五以上求差使者，令于国学受业，及二年，审官院与判监官考试其业，乃以名闻。” [14] 这说明当时的国学，还担负有后备官员的培训任务。

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国家设立的为官府培养后备人才的最高学府。图为北京国子监辟雍殿，建于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

明代关于国学的记载更多，盖缘于越到后来学校越发达故也。《明史·选举志》写道：“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入国学者，通谓之监生。举人曰举监，生员曰贡监，品官子弟曰荫监，捐赀曰例监。同一贡监也，有岁贡，有选贡，有恩贡，有纳贡。同一荫监也，有官生，有恩生。” [15]可见作为国立学校的国学，其地位之高。国家所立，谓之国学；府、州、县所立的学校，则不能称国学。而且府、州、县学校的生员，只有进入国学后才能得官，并有专门的职称曰监生。国学设祭酒、司业，负责诸生的管理和训导。永乐时期的宿儒胡俨，受命担任国子监祭酒，史载其“居国学二十余年，以身率教，动有师法”云。[16] 按明清的设学制度，国学和国子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大量外省才俊都是由乡举入于国学，尔后进入官员队伍。也有外国的王子或达官子弟来国学学习者。《明史》记载：“洪武二十五年夏，中山贡使以其王从子及寨官子偕来，请肄业国学。从之，赐衣巾靴袜并夏衣一袭。其冬，山南王亦遣从子及寨官子入国学，赐赉如之。自是，岁赐冬夏衣以为常。明年，中山两入贡，又遣寨官子肄业国学。”[17] 中山王、山南王都是琉球分裂后的国主，直到永乐时期仍继续派子弟入于国学。而日本的王子滕祐寿者，也曾“来入国学，帝犹善待之”[18] 。

兹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国学”，从《周礼》开始，嗣后两千多年来不绝如缕，但无不指的是国立学校的意思，这和我们今天大家都在讲的国学，和现在有一点热的这个国学，概念的涵义所指、内涵和外延，完全不同，在学理上和在事实上两者均不容混淆。（待续）

【引文出处】

[1]《汉书》卷二十四。

[2]《后汉书》卷三十三朱浮传。

[3]《晋书》卷九帝纪第九：“十年春正月甲午，谒诸陵。二月，立国学。”

[4]《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

[5]《晋书》卷八十三袁瑰传。

[6] 同上。

[7]《梁书》卷三武帝下。

[8]《梁书》昭明太子传。

[9]《隋书》卷九志第四。

[10]《隋书》卷二十六志第二十一百官上。

[11]《旧唐书》卷三本纪第三太宗下：“丁丑，皇太子于国学释菜。”卷五本纪第五高宗下：“癸未，皇太子弘释奠于国学。”卷七本纪第七中宗睿宗：“丁亥，皇太子释奠于国学。”卷八本纪第八玄宗上：“戊寅，皇太子诣国学行齿胄礼，陪位官及学生赐物有差。”卷十一本纪第十一代宗：“二月丁亥朔，释奠于国学，赐宰臣百官飧钱五百贯，于国学食。”卷四十五志二十五：“景龙二年七月，皇太子将亲释奠于国学，有司草仪注，令从臣皆乘马著衣冠。”《新唐书》卷二本纪第二太宗：“二十一年正月壬辰，高士廉薨。丁酉，诏以来岁二月有事于泰山。甲寅，以铁勒诸部为州县，赐京师酺三日。虑囚，降死罪以下。二月丁丑，皇太子释菜于太学。”等等，不可计数。

[12]《宋史》卷八本纪第八真宗三。

[13]《宋史》卷一百五志第五十八礼八。

[14]《宋史》卷一百五十九志第一百十二选举五（铨法下）。

[15]《明史》卷六十九志第四十五选举一。

[16]《明史》卷一百四十七列传第三十五 胡俨传。

[17]《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列传第二百十一 外国四。

[18]《明史》卷三百二十二 列传第二百十 外国三日本。

*本文选自刘梦溪《论国学之内涵及其施教：马一浮国学论的立教义旨》，将刊于《文史哲》2017年第2期。未经作者授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