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鼓应：中国的人文精神比西方文艺复兴早千年

【编者按】5月29日上午，“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首次开坛，来自香港的著名学者陈方正，以“人文精神之重建：回顾、反思与展望”为题发表主旨演讲，并与国际知名道家文化学者陈鼓应、法学家梁治平、人文学者余世存同台论道，探讨东西方人文精神的前世今生以及未来趋势。著名道家文化学者陈鼓应教授在讲座讨论环节发言。本文系根据陈鼓应教授发言内容整理而成，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著名道家文化学者陈鼓应教授在“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讨论环节发言

福建长汀是我的祖籍，我在漳州出生以后，父母都在内乱外患中不停地奔波，所以当我回到长汀，第一个记忆就是日本飞机轰炸，妈妈慌慌的去拉警笛警报。对我来说，尤其是我1972年第一次到美国，一个礼拜以后在加州看到《南京大屠杀》的影片，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这种外患刺激我走向保卫钓鱼岛的运动，后来因为“保钓运动”，在1973年台大哲学系事件里我被解聘了，然后1997年台大平反台大哲学系事件后，回到台大任教。

今天我有机会跟方正先生今天见了面，讲的题目我也很有兴趣，我为什么会由一个道家的“达观”变得心情越来越沉重呢？因为最后讲互联网，我就会想到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都低头族，有隔离感，比我们年轻时候讲的存在主义还要厉害，年轻时代我喜欢存在主义，因为萨特讲“无路可通”，讲人与人之间的隔离感、疏离感，现代人却更严重、更厉害。比如，那个时候科技发展、资本主义化，一方面把“自由民主”喊得很响，声音最大，但我到国外以后，我看到很多强国在发展军事工业，那些军事基地布满了全球，军国主义的另外一个面貌让我很害怕。有一本书叫《人性》，谈论人性究竟是羊还是狼，还是披着羊皮的狼？那里面就反对新的军国主义。我们今天面对的世界，乐观和悲观交叉进行，这是我的一个感想。

我大概是1990年、1991年两次在北大教书，我当时遇到了困境，陈所长，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我现在叫他方正兄，他约我两次到那里，到香港以后的一段时间改变了我。大家有些人可能知道我办了一个《道家文化研究》，到现在编了25年，办了30期，得到了CSSCI，就是中国的核心刊物，好不容易。我要办这个刊物，而且会对于人文精神感兴趣，是有机会到过很多文明古国，埃及、印度、希腊，尤其是三年前到希腊让我非常吃惊，他们这些文明古国的宗教气氛非常浓厚，到印度看到宗教渗透到每一个印度人的心灵的深处。但是每一个古文明，特别是希腊，几乎都断裂了，为什么中国的文明一直还延续着？所以我晚年想探讨这个问题。

刚刚谈到港台的新儒家，当然我的道家研究是经由尼采、存在主义，然后到庄子、老子，然后再到现代，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尼采给我的生命很大的一个驱动力，比如他讲“超人”，他肯定人间世的价值，尼采反对基督教称有另外一个彼岸的世界，所以尼采说西方传统哲学注入过多神学的写意。所以在陈所长演讲的过程中，我就想我跟他在宗教、在人文精神上的思考有这么多相通的地方。

我现在晚年要写一个东西，就是孔老对话的历史意义和庄子天下观的时代意义。我念希腊哲学，整个形而上学，最后理论系统都要提出上帝，所以我从这里来看跟中国的比较，为什么中国的文明能够延续下去？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西方（希腊）的神本主义跟中国的人本主义的不同。两大文明各放异彩，但是最大的不同就是西方的神本思想的色彩特别浓，我这里举三个例子：比如苏格拉底，我非常喜欢苏格拉底，但是苏格拉底晚年是被人毒死的，就是因为信仰不同；托马斯·摩尔1535年出了一本《乌托邦》，这一本书就让他上了断头台；焦尔达诺·布鲁诺，他反对地心说，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结果他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被火烧致死。中国孔子、老子对于鬼神态度敬而远之，如果他们两个也身处西方文明里，也会被毒死、烧死或者上断头台，甚至我想他俩的言论比西方那几位更激烈。

那么从神本思想转到人本思想，中国的宗教也是有信仰，但是我们的祖先崇拜充满了一种人本思想，有人道主义以及人文情怀，这个人文情怀特别是在孔子、老子这里表现得非常浓厚，这一点与西方哲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虽然我很欣赏西方哲学的理性思维，可是我读庄子，一方面感觉到他理性思维的高度，另一方面也体会到他人文情怀的深度。因此这两个对比我觉得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要讲我的人文精神，我觉得我受到文艺复兴的影响非常大，可是我会觉得中国的人文精神、人文思想要早了上千年，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老子充满了一种人文精神，这两大对话所讨论的人类走向激发了诸子。诸子虽然理论不多，但是每一家也都充满浓烈的人文思潮和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