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美国汉学家包弼德：“人”是研究历史最好的方法

【导 言】

数字人文科学工具为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提供了便捷，使我们能够进行大量地数据收集与分析。那么，在地方文化历史的研究中，如何更好地利用数字人文科学工具？随着数据来源和可用数据的不断增加，人们对可用数据信息的了解和获取数据的能力都会相对下降。如何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数字人文时代，历史研究如何更好地“再出发”？

2018年10月20日，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特邀美国著名的中国历史研究学者、哈佛大学包弼德（Peter Bol）教授，开讲“Digital Humanities,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Cyberinfrastructure （数字人文、历史研究与网络基础设施）”。包教授在讲座中强调，自己在地方文化史研究中，受益于数字人文科学工具。但随着可用数据和数据来源的不断增长，人们对可用数据信息的了解程度和获取数据的能力都会相对下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哈佛大学正在与世界各地的学者、图书馆和公司合作，建设和发展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

讲座后，包弼德教授接受了凤凰网国学频道的独家专访。

包弼德教授（向松阳/摄）

以下是采访实录：

研究历史的出发点 不是社会史而是思想史

凤凰网国学频道：对于宋明理学，研究者或从义理推究的角度进行格义，或将其视为巩固封建政治的官方意识形态。对此，您怎么看？

包弼德：把“宋明理学”作为封建政治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当时有人支持，亦有人反对。很多人认为康熙皇帝做到了“治统、道统萃于一人”。至于你说的有研究者是从义理角度来研究宋明理学，这个确实很多。但我要强调一点的是，我们研究宋明理学，不仅要研究其义理，也要研究思想家们的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也许和政治目的有关。我们研究历史，应该深入挖掘这些思想家们背后的历史内涵。

最近，我特别注意到浙东地区有关南宋时期到明代的一些思想家，尤其是道学、宋明理学的思想家。比如与朱熹、张栻同时期的吕祖谦（三人齐名，并称“东南三贤”，在当时的政坛学界都有重要的影响。），他在婺州（今浙江金华）讲学授课，希望通过传授士大夫的道德观念，建立一个由其学生和家族支持的文明社会。在南宋诸多学派中，吕祖谦调和众学，不主一家，主张经史并重、强调务实致用，具有鲜明的特点。

“东南三贤”（从左至右：吕祖谦、朱熹、张栻）

凤凰网国学：您最具代表性的两本著作：《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和《历史上的理学》。很多读者认为这两本书的共同点都是从社会史的角度看问题。您认同这种看法吗？“从社会史角度看问题”是您研究历史的需要还是必然？

包弼德：读研究生时，我对唐宋边政和思想史非常感兴趣，而我对思想史感兴趣，是源自我在台湾留学时，当时我在老师家上课，读四书五经。在我老师看来，四书五经非常实在且实用，它不仅是古代的经典著作，也是先贤的智慧之光。我老师上课时，会常常引用这些经典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如果要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应该去了解一下当代人的思想。他们有什么样的价值观，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当代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应该学习思想史。我学思想史的目的，不是因为我对哲学有兴趣，而是因为我对历史感兴趣。要了解当代的人为什么会做出相应的肯定与否定？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而没有那样的选择？但你要知道他们的选择可能是什么。所以，我开始学思想史正是因为这个。同时，我在读研究生时就对唐宋的变迁非常感兴趣，一开始有个说法是宋代实现了近代化，即所谓的“内藤理论”（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今日本秋田县人，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历史的宏观方面，内藤有两大见解：一系空间上的"文化中心移动说"；一系时间上的"唐宋变革说"。），现在看来这个理论有待商榷，但从唐到宋，一定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在这个变迁中，我注意到唐代门阀氏族，变成了北宋的士大夫和南宋的地方士人，有巨大的社会变迁，因为这个门阀制度从东汉以来一直就有这样的构造（门阀制度大体萌芽于东汉后期，初步形成于曹魏、西晋，确立、鼎盛于东晋及南北朝前期，而衰落于南北朝后期。），这是社会史的变迁。从思想史角度看，“宋明理学”思想的变迁一定是最重要的思想变迁。那么，社会史变迁和思想史变迁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不是社会史，而是思想史，是有历史性的思想史，不是有哲学性的思想史。

《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包弼德/著，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10

《历史上的理学》，包弼德/著，王昌伟/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

我在拙著《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中指出：如果我们说理学、道学、宋明理学在宋朝成为一种主流。但值得注意的是，宋明理学成为主流前，反对的是什么？作为外流又经历了什么？我们知道，在南宋时期，基本的哲学观念已被建立。那么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反对的是什么？如儒家反对佛教，这一点毋庸置疑。如张载、程颐、程颢，反对的是什么？是与他们不一样的思想学派。程颐曾说过他是真儒，那谁不是真儒呢？就是那些作文究史的士人，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

研究思想史的人不会将文学视为思想史的一部分。在士人社会里文学的地位如何？它为什么重要？在南宋的士人中，道学很重要。到了元朝，文学地位回溯。北宋的思想主流其实是古文运动。提起古文运动，我们要回到韩愈，他是一个文学家，也是一个思想家，这种双重身份很有意思。韩愈有篇文章叫《原道》，观点鲜明、有破有立、印证古今，是复古崇儒、攘斥佛老的代表作。同时，韩愈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诗人，他第一个提出“杜甫的诗非常重要”的人（杜甫第一、白居易第二、元稹第三）。以至后来，韩愈在给他的学生李翊的信中，还提到如何用文学来修养自己。所以，韩愈是“双性”的，既是儒者、也是文人。

我写《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的初衷，是从思想史方面去了解文学在唐宋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性。中国的社会史研究集中在明末清初，我的一个好朋友韩明士（Robert Hymes）著有《官宦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一书，就证明我们可以用地方资料，特别是南宋地方的资料，来讲地方社会。郝若贝（Robert Hartwell）的论文《中国的人口、政治与社会的转型：750—1550》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以前社会史研究是从明末开始的，现在是从宋代开始的，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讲到唐代的门阀氏族，这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史，它是一个比较全国性的社会史，是官方的社会史。

地方史是研究历史的最好切入点  研究历史应该跨代交叉

凤凰网国学：自上个世纪以来，欧美学界关于唐宋史的研究，在“精英地方化理论”下，开启了地方史的研究路径。您也将地方史作为历史研究的切入点，从历史的整体角度去反观地方史。请问您对现阶段的地方史研究有何意见和建议？

包弼德：我认为，研究历史最好的切入点是通过地方史。讲地方史的话，中国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就是编修地方志。五、六十年代，中国没有地方史，八十年代末年才开始编修。现在你去一个地方书店，会找到很多有关这个地方相关历史的书籍。为什么中国人这么重视地方史？我们可以从南宋、元朝时期来看这个现象，南北差异较大，南方比北方的地方意识更强烈，如四川的地方意识就很强，但四川讲地方史其实就是所谓的“巴蜀文化”，指的是全四川的，而不像南方，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地方史，这个要格外注意。研究家谱也如此，南方的家谱比北方更新更快。

如何去看地方史？这就涉及到另一个概念——地方志，地方志可以说是官方与地方士人的合作，讲的内容是地方政府与地方士人与所关心的事情，不一定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地方史。关于地方史研究，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地方史就是地方历史；另一派学者，如赵世瑜、刘志伟、科大卫、宋怡明、陆敏珍等，他们通过地方资料来讲历史观点，进而深入挖掘更深刻的历史问题。

举个南宋婺州金华的例子，金华和苏州比较，两个社会都有士人群体，但他们的做法大不一样。我们要了解两个地区的士人行为为何不一样？正是要看这个地方有何特质。不是说一个地方可以代表全中国。我们可以研究一个与全中国有关的现象，比如地方士人，从某个角度去研究，从而来看我们在某个地方所看的行为与其他区域的异同。

凤凰网国学：现在有个说法“宋代历史的再认识”，其实就是说这个领域的研究有些方面没有那么成熟，一些成说定论也还值得斟酌，再认识的空间相对开阔。对于宋史，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再认识”？

包弼德：对我自己的研究生而言，我希望他们不要研究宋史、唐史、元史等独立的历史，而是研究中国历史。历史的变迁，是否按照朝代的变迁而变迁？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如果说宋学的话，宋明理学从宋代开始，从十一世纪末开始，而不是从宋朝开始。佛教在中国，并非是在一个朝代成立的。所以，朝代分期是有问题的。我们平常看中国历史按朝代划分，但思想变迁、社会变迁、制度变迁不一定是按朝代分期。所以，我跟学生讲，他们可以研究唐、宋、元、明等时代的历史，但我希望他们的研究是跨代的、交叉的、全面的。

技术仅仅是个工具 历史研究要回归到历史问题本身

凤凰网国学：China Biographical Detabase（简称CBDB）是关于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的大型数据库，尤其注重从数据库到关系数据库的延伸。数据库的统计是基于现存史料做出的，本身存有局限性。在利用数据库过程中，如何克服这种局限性，如何将数据库更广泛地应用到历史研究中？

包弼德：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人文学研究中一个比较实用的资源库。从我个人的研究来看，在技术方面，《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没有利用到这个资源库，《历史上的理学》有一点，但不多。总之，很多学科、很多研究题目，我们需要好好地读书，看文章，分析原始材料。我们使用一些技术助力历史研究，但并非每种方法、每种技巧都使用，都会便捷，在学习与研究过程中，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CBDB截图

以前看到一本好书，我们会摘录好的句子或片段，甚至会抄书（唐代已有抄书专家）。现在就可以买，买到之后可以慢慢看、细细品味。我们学历史，研究某个时代的历史，从当时人自己的想法去看他们的时代。所以，你必须读那个时代思想家们的资料。如果我们要看全国性的现象或一个总的趋向、数据，就可以通过这个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这对我们来说是较大的帮助。在这一点上，历史人文与科学技术可以紧密结合，相得益彰。

我们研究历史，做地方史资料，可以利用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利用历代人文传记资料库。值得注意的是，历史研究最终需要回归到原始资料，研究的对象不是通过技术便捷提取，而是从历史问题意识来的。技术仅仅是一个辅助工具而已。

“人”是研究历史最好的方法

凤凰网国学：对于历史学习与研究，您认为应该注意什么？

包弼德：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注意到“人”，“人”是研究历史最好的方法。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里强调“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可是我们不能从《史记》中直接看到人类世界里自然的、统一的过程。他的《史记》大部分是传记，为什么要写传记？每个传记有每个人的观点。历史就是将不同的人和不同观点巧妙地“串联”在一起。从本质上讲，史学即人学，研究历史应该“以人为主”。

凤凰网国学：您认为应该如何培养研究生？ 

包弼德：讲中国历史时，我希望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变迁，我会将问题简单化，最终目的就是传道、受业、解惑。在国外，老师与研究生的关系与中国不同。譬如在中国，研究生一定会参加老师的项目，甚至有的是必须参加。但我的项目就很少要求研究生参加。一般而言，博士生按照导师同样的方式、同样的问题意识去做博士论文，在美国也有人这样，可是我平常没有这样做，如果学生太懒惰，比较迷茫，不知道学什么，没有自觉意识、主动性，以及独立思考能力。我就会说，如果这样你不应该做研究，也不会成为一名研究者。

【包弼德教授简介】

包弼德教授

美国著名的中国历史研究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曾任哈佛大学东亚资源中心主任、东亚语言和文明系主任、地理分析中心主任、副教务长等职。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出版著作多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和《历史上的理学》已被译成中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