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明：“朱张会讲”的意义并非这么简单

【导 言】

2018年12月16日上午，“张栻诞辰88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举办，4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张栻的学术思想及影响展开研讨。

张栻（1133-1180）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与当时著名思想家朱熹、吕祖谦讲学为友，史称“东南三贤”。他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南宋乾道元年（1165）开始主教岳麓、城南二大书院，达八年之久。南宋乾道三年（1167），37岁的朱熹与34岁的张栻相会岳麓书院，两位大V同台论道两月有余，吸引四方士子围观，“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留下了史称“朱张会讲”的千古佳话。

800多年后，我们为何要纪念张栻？他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800多年前的这场“朱张会讲”，在当代又有何现实意义？带着这一系列问题，凤凰网国学频道在会议期间独家专访了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明先生。

陈明教授接受凤凰网国学频道独家专访（黄沅玲/摄）

以下是采访实录：

于岳麓书院而言 张栻适时出现仿佛天意

凤凰网国学频道：张栻是南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主教岳麓书院八年之久，研究理学、著书立说，推动湖湘文化的发展，在岳麓书院的教育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您认为张栻最突出的贡献何在？

陈明：实际上，你的问题中已经包含了两个定位：一是作为思想家，一是作为教育家。张栻在这两方面都颇有成就，现为世人所熟知的是作为教育家的张栻。张栻于南宋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开始主教岳麓、城南二大书院，达八年之久，培养了很多精英。在思想上，他继承了老师胡宏的学说，同时又与朱熹交流切磋，形成了介于这二人之间的一种思想系统，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

屹立于岳麓书院的张栻像（资料图）

书院当然是儒家的道场。南宋政治重心南移，而南方此前文化上比较封闭落后。张栻秉承儒家思想理念，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这种基础上，湖湘文化也逐渐成型。如“经世致用”、“敢为天下先”等主要特征，就与胡宏的春秋学思想存在内在关联，并非“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宋明理学所能解释和涵盖的。

当然，张栻思想与朱熹也有交集，后来居于主流的理学自然也进入岳麓书院的教育系统。在思想和教育之间，个人感觉教育的成就更大一点。他是世家子弟，也曾入仕朝廷，见多识广，同时性格温和，这对于书院的成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朱熹（资料图）

性格温和，对于思想家来说可能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优点，对于教育家来说就特别重要了，因为办教育需要一种包容开放的心态。具体而言，后来朱子在湖南做官，再后来理学又成为官学，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里，岳麓书院都能很好的适应、发展，并取得成功。有趣的是，岳麓书院正是在朱子知潭州时得到了跨越式发展。如果说岳麓书院在近代的成功期堪称辉煌，那么宋明时期的作用则更像是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我们知道，教育之为教育、文化之为文化就是要将某种知识和价值落实并转换为一种人格、一种生活方式。湖南作为所谓荆蛮之地，作为移民省份，无论在化民成俗还是整合社会或者敦品励学砥砺士风，都有赖于教育和文化。这是我们理解岳麓书院的基本背景。或许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这种种的需要，决定了岳麓书院的弦歌不绝、长盛不衰、风骚独领。而张栻作为管理者、作为思想引领者适时出现，真是仿佛天意，值得庆幸！

张栻思想折中胡宏与朱熹 丰富了宋代儒学的思想光谱

凤凰网国学频道：“朱张会讲”开创了中国书院会讲之先河，具有划时代意义。您如何看待这场会讲？800多年后，我们为何要纪念这场会讲？

陈明：“朱张会讲”确实非常有名，对岳麓书院、对儒学本身都影响深远。今天把它当作一段佳话、一种良好的学风来传说，当然不能说错，但它深刻的思想史内涵、激烈的观点交锋、复杂的影响效果，我觉得更应该得到揭示和清理。这不仅可使佳话更精彩，也可使书院的底蕴与光辉从记忆中激活而契入当代思想建构散叶开枝。

历史上的“朱张会讲”(资料图)

牟宗三先生从一种判教的角度把胡宏判为正宗，而将朱子判为别子为宗。这至少说明二者之间是存在某种重要的区别和分际的，而张栻是胡宏的学生，胡宏是湖湘学的理论奠基者。因此，无论从内部的清理还是从今天的发展来看，都有必要对张栻思想的内在特征做一些清理工作。如果说胡宏和朱熹是理解张栻的两个参照坐标，那么此前学界倾向强调张栻与朱子的相似性，而对他与胡宏的关系重视不够。究其原因：首先，他确实具有折中胡宏与朱子并渐渐向朱子倾斜的综合性、妥协性；其次，由于后来朱子影响增大，理学对社会全面渗透，最后就是朱子及其门人对二人思想关系的叙述建构有关（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教授所撰《事实与建构:“朱张会讲”叙述方式的演变》一文专门讨论）。这里想补充一点，朱子本人对胡宏和张栻文稿的编辑删改，更使得这一切在后来几乎失去了正本清源的文献依据。例如朱熹《知言疑义》里引述的胡宏观点在现存的《知言》文本里已经找不到了——不管基于什么理由，这都是不妥的。遗憾的是，张栻当初对朱熹这种“任意雌黄”并不在意，后来他自己的一些观点被朱子编辑整理时也作为“早年未定之论”加以删改。

古代讲学（资料图）

实际上，张栻思想是具有二重性的。将其与胡宏思想的内在勾连那一面彰显出来，对于确立岳麓书院的学脉宗旨，揭示湖湘文化精神气质后面的支撑理念都可谓重要而必要。胡宏思想中最重要的两个支点是易学和春秋学，这是有别于朱子理学之处。《易传》主要讲天道，讲“天地之大德曰生”，讲“与天地合德”；春秋学讲尊王攘夷、讲夷夏之辨。朱子对《易》的理解限于卜筮，他认为这才是“《周易》本义”，这是由他的所谓理本论决定的。孔子与《易传》的关系在帛书《易传》里讲得很清楚，他与巫史是“同途而殊归”、“吾好其德义也”。

牟宗三先生用纵贯的系统讲胡宏，“纵贯”二字不是专业语汇，它的意思是指《易传》那种以天为中心或以人对天的信仰为本质和内容的体系。这一思想在《中庸》进一步拓展为“天命之谓性，人成己成物，参赞化矣而复归于天”。在这样的结构里，尊王攘夷、夷夏之辨作为成己成物之生活实践中的相应环节，变得顺理成章。

“东南三贤”（从左至右：吕祖谦、朱熹、张栻）

一般来说，作为“东南三贤”之一，张栻接纳朱子观点，表现出与胡宏思想的某种疏离当然首先应从其自身的成长发展的角度理解。但从这一变化过程和实际结果来看，他似乎更像是胡宏和朱子思想对峙紧张下的折中妥协。其所以如此，更多似乎是其性情、性格的原因。再就是天不假年，未能修成正果得窥全豹。朱子夸他“听人说话便肯改”，牟宗三则认为这是缺点，批评他“力弱才短”背弃师门。

这就是作为朱张会讲背景的思想差异和人物性格。当时的主要论题是《中庸》之中与和，以及由此而来的功夫论察识与涵养之先后，等等。中与和，即所谓已发未发的论题，在《中庸》里是隶属于“天命之谓性”这一前提的，而“天命之谓性”所承接的又是《易传》的“天地之大德曰生”，“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等。他们聚讼于此，暗含的是一种个体论的视角，一种道德修养的问题意识，因为已发未发显然是就个体而言。“天”这个前提性存在已经被弱化甚至遗忘——朱子注《中庸》就没有讲天，而是从“命”开始。而胡宏那里挺立的则是一个以心为桥梁“则天而行”的天人关系架构。他的命题“未发只可言性”与“中者道之体”是一体两面、合成双壁。这意味着“中”不能从心或者情这种属人的经验性存在去理解描摹。比较而言，胡宏讲“天人之学”，偏天的方面，讲圣人到圣希天的东西多一些，由天到人；朱熹从个体的角度讲得多一些，他的理本论实际是以理代天，把《易传》中的天解构放逐了。

《中庸》（资料图）

一个是认同服膺的老师尊长，一个是雄辩滔滔的时彦同修。从整体上讲，双方观点对峙的时候，张栻采取的应对方式似乎就是妥协折中，虽然也有坚持。例如，“心以成性”作为胡宏至关重要的思想命题，包含着对天的预设、对心的知觉性定位，以及对落实于人的天命之性乃是种子般有待生长完成的理解等多层义蕴。当朱子其其以为不可，要将它改为“心统性情”时，张栻附和着说改成“心主性情”比较好。他这是想既接受朱子的个体论视角，又要与他的心性内在论保持距离，保留心的知觉功能性；对胡宏而言，则是在牺牲了性为待成之生命属性之后，又为性作为道之体保留一点空间。这跟会讲时张栻所坚持的“察识为先”逻辑一致。五峰那里，察识的对象是内在于心的道之体。朱子涵养为先，所涵养的则是无过无不及的情感，可以说是天理的内在化即所谓道心，而与天无关。张栻坚持“生生之谓易”。所以，在当时对“察识为先”持之甚固，虽然到后来也一步步退却改变了。

作为老师的胡宏是《易传》、《中庸》综合体系的正脉，作为时彦的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可谓各有所守、各有所得。如果说胡宏与朱熹壁垒分明，张栻则仿佛是楚河汉界之间徘徊的卒子。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折中还言之成理，甚至独树一帜，丰富了宋代儒学的思想光谱。

至于会讲本身，各种研究文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简单来说，它的起因是作为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朱子不满足自己从老师那里学习的道南学派的东西，觉得曾经跟张栻讨论到的不同的理路似乎蕴含着别样的可能性，就想再续前缘、往从而问。因为是带着特定知识背景和问题意识来的，自然是唇枪舌剑、电光火石，有接受有保留，对对方和自身的特点长短都看得更加清楚。所以，他不仅很快形成了自己的“中和旧说”，而且几乎是旋踵之间又更上层楼，建立起“中和新说”。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算了，可朱子在自己形成所谓“中和新说”后，自认绝对真理，反过来对胡宏的《知言》列出七宗罪，不仅编撰《知言疑义》开批斗会，像老师给学生改作业似的指指点点，还在文稿整理中刀砍斧削，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本来是平等讨论甚至远道问学的会讲，到后来的叙述中演变成了程朱理学对湖湘学的指导棋乃至整改和收编，这才是我要强调朱张会讲首先是一次思想交锋的原因。

我认为，不把从“天道生生”出发提出的“诚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讲清楚，不把“尊王攘夷”的“经世致用”讲清楚，湖湘学是讲不清楚的。用所谓广义的理学来涵括湖湘学在今天看来不说肤浅，至少是思想感受的迟钝和现实思考的懒惰。理学是什么？湖湘学又是什么？从胡宏和朱子的比较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岳麓书院有理学，但不只有理学。王夫之、曾国藩、蔡锷这些人从思想到行为，哪是那种空谈心性的人格气象？船山的乾坤并健，曾国藩《讨粤匪檄》的华夷之辨，与五峰与春秋学的联系才是直接顺畅的。南宋江南书院众多，像江西比湖南还多，但为什么就岳麓书院卓尔超群、一枝独秀？内在的原因就是在内涵上有超越于理学心性论之外的经世致用追求。

讨教成为“踢馆”，则可以说是对我这一强调之必要性的另类佐证与支持。

就湖湘学本身而言 不宜说张栻是集大成者

凤凰网国学频道：在湖湘学的传播过程中，张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张栻是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您认为张栻对湖湘学派的发展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

陈明：我认为“张栻是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也许这样说才比较恰当——胡宏是奠基者，张栻是理论上的调整者、实践上的开创者。另外，我一开始就讲了，从思想的深化来说，张栻的妥协折中不好，但它将其柔化，把朱子的思想接纳起来，使湖湘学在教育的实施上，在与时代主流思想的结合上变得方便丰富——教育追求的是把一些基本的知识和价值植入人心人脑，并不一定要追求某种深刻的极致。这两个人之外，后来的王船山这些人也都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代一代的山长，他们的管理也如此。所以，就湖湘学本身而言，不宜说张栻是集大成者。岳麓书院老院长陈谷嘉先生在开幕式致辞中说得挺好，他说到了周敦颐，但指出周敦颐虽然非常重要，但他的问题意识与湖湘学是不一样的，虽然他是湖南人。真正的集大成者，也许要到今天和未来的岳麓书院师生中去找吧，这是我的期待。

周敦颐（资料图）

【陈明教授简介】

陈明教授，1962生于湖南长沙，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儒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1994年创办《原道》并担任主编至今，2018年创办“原道书院”。主要著作有《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儒者之维》、《文化儒学：思辨与论辩》、《儒教与公民社会》、《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对谈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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