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可是,你注意到中国的内容和性质有许多样吗?
中国这一称呼,至迟在周朝初年就已确定了。国家,跟经营团队不是一回事。譬如公司,中国这家公司,乃数千年老店,周朝就是其中某一时期的经营团队。“经营”这个词,出于《诗经》,说周文王要建灵台,老百姓都来帮忙,同心协力,故“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其后采取的也是这种协同式的封建制,因而延续了八百年经营权。周朝之后,秦朝取得经营权,则改为中央集权式的郡县制。汉朝继起,采用封建郡县合一制,再渐变为郡县制。其后经营团队不断变动,制度也改来改去,土地或国有或私有,经营队伍或开放或垄断。一直到辛亥革命,废除帝制,把董事长制改成股权式总经理制,还在争论是否要吸收封建制之精神,实施联省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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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现在说的“中国”又是什么样的“国”呢?
现在,谈起一个中国、九二共识、中国台湾中华台北、一边一国、政权治权分离、统一、独立等复杂的问题,谁都一个头两个大。
这些问题很复杂,但现实及未来更复杂。因为整个中国参与全球化之新形势,早已大变,只谈那些,远远不够。
冷战时期之世界格局,乃是美苏对抗,美国围堵苏联大陸,于是大陸在东南亚寻找突破口,苏联则在东欧。如今全球化新情势,却是所谓多维格局,也就是区域竞争、全球统合。区域,指欧盟、东协、亚太经合会之类,内部统合以进行区域间的竞争;全球统合,指联合国、WTO、世界银行等对区域间的经济文化进行的协调统合。而这个新形势中,变化最大的是中国大陆。
八十年代,美国把大陆拉出冷战围堵圈,以共同对抗苏联。大陆也自觉地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不但经济大为改善,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亦与日俱增,人称“中国崛起”。
对于大陆未来会泡沫化、崩溃、或持续强大,各界有不同之研判,争论极大。但目前大陆正参与全球化进程,乃不争之事实。华语与华文之重要性,与日俱增,全球华人国际网络也在扩大,所以我们的视野不应只限定在“境内中国”。
华人之世界移民运动,又越来越壮阔。华人的跨国组合,也因此越来越发达。原本地区性的华人业缘、血缘、地缘、宗教组织,都渐渐不再局限于本地,而走向国际。华人圈各种本地长期形成的壁垒、恩怨、权力关系,均已因全球化而重组了。
全球化,并不是一种理论,它是正在扩展的现实。这些现象不但存在,而且正如它的名称,确实是在全球化中。各国政府,没有人喜欢全球化;知识界对其理论或世界权力结构之事实,亦多批判;竭力抵御或选择性接纳,则公私团体各有策略,可是全球化仍在迅速进行中。
经济活动方面,金融、货币、股票、油价,早已全球一体化。信息流通方面,网络亦无远弗届。在知识领域,自然科学更是毫无国界,不知国家为何物;早已形成全球单一学科模型与知识内涵,连表述方式、教学体系都雷同一致。人文社科学术,则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亦大体统一,形成依赖理论学派所指称的“世界体系”。还没有全球化的,是什么呢?食、衣、住、行吗?谁不感受到如今在生活形式方面,食衣住行亦已渐渐趋同了呢?整个世界,在朝一个同质化的方向走。尚存畛域的,大概只有少数语言、宗教等事务吧!
而就是语言,似乎也在趋同。许多小语种正在消失,英语帝国之版图日益扩大。许多在国际事务上努力抗拒美国化的国家,对于推广英语反而比谁都积极,例如马来西亚要用英语来教中小学数理课程,台湾、大陆更是上上下下疯英文。
这就是趋势的力量。在趋势底下,许多事务会改变,或已在改变。虽然华人仍缺乏全球化之许多具体条件(如出版、新闻媒体传播信息之全球化),在各地国族主义之政策下,升学与就业也仍居弱势,要谈全球化知识经济,还根本谈不上。若要附和全球化之说,发展一个美国化以外的中国式华人全球化,谈说华人世界网络、华人非领土扩张、世界华文共和联邦等等,政治上恐怕也甚冒险。以为全球化浪潮来了,就能跨越国族主义,或摆脱国族主义,更是不切实际。但关注以下几点却是必须的:
一、多元文化的格局或价值观已蔚为潮流:
在过去国族主义当令时,民族文化均不受重视。大家努力的,是如何将国家内部各民族、各异质文化整合到一块,形成一个“国族”。例如美国所谓的“民族大熔炉”,中国的“中华民族”,都是国族主义之产物。民族大熔炉,会把金银铜铁锡熔成新的一丸金属球,各民族的差异消失了,形成一个新的美利坚国族。中华民族也一样,汉满蒙回藏,不但在政治上五族共和,在文化上也要形成一个整体,是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个“民族”,不是一般种族意义的民族,而是国族。为了说明大家乃是同一个族,因此这个民族的成员都有了共同的祖先:炎帝黄帝;所有的中国人也遂都是中华儿女。
可是,民族大熔炉实质上并非所有民族都一样被熔解重铸,美国是以盎格鲁萨克逊族文化、白人、中产阶级、男性为熔炉,去熔铸亚洲非洲南美洲移民及土著印地安民族,令其同化之工程。中华民族云云也一样,事实上是以汉文化为中华文化之主要内涵的。其他国家推动的各式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民族整合思想工作,情况亦复相似。其口号可能是“一个新加坡、一种新加坡人”之类,也可能是马来西亚式、中国式的。
这种塑造新国族运动,目前仍在进行着。因此在许多地方都仍把强调个别民族文化的人视为破坏国家团结、向政府公然挑衅者。逮捕治罪、或查禁报纸社团,均屡见不鲜。
可是,目前这种运动越来越不具正当性了。原因之一是世界人口大规模移动,国家限界早已模糊。移民带来的文化交往、杂居、互融、都让国族主义很难进行,许多后现代理论家都会强调现今文化的杂交化(hybridization),即由于此。
而文化的杂交化,又使得许多异质的文化要素格外被人重视,而非如从前那样,受到压抑与隐藏。于是,多元文化的存在价值日益获得肯定。女性、少数族裔、有色人种、非基督徒,在美国之地位大异于前,即拜此思潮之赐。
文化多元化论,不只可以平抑国族主义之压力,对全球趋势中蕴含的全球文化帝国主义,也是一帖平衡剂。它强调在全球的文化交往中,最能吸引人的,其实就是差异。所以各地区各民族均应展现其特色,此即所谓全球在地化,才能抵拒全球同质化之危机。
二、关注并结合世界多元文化保存运动:
多元文化之发展,本身就是世界性的议题。以美国为例,在欧洲人到达北美时,印地安语约有五百种左右,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已剩不到一半。因白人采用消灭印地安人及其文化的策略,少数未被杀掉的,则鼓励其同化。
依同化论,印地安人学习英语、接受美国文明,不惟可改善其处境,更可改善两种文明的关系,因此强制要求放弃母语、学习英语。后因此举争议大、效果小,故又改为双语教育。但整个双语教育仍是白人控制的,只是过渡,以达到让印地安人说英语、融入美国文化大融炉之目的;并非维护印地安族群利益、保障其语言文化的维护型双语教育。
一九九〇年才通过〈美国土著语言法〉,改弦更张。确定了“维持、保护和促进美国土著居民使用、实践和发展语言的自由和权利”“承认他们独特的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增强和提高学生对自己文化和历史的认识和了解”。这表示主导社会的思潮业已转向,同化论、双语论走入历史;目前正以抢救、维护、共同发展为主轴,推展美国的多元文化性。对于过去同化政策下的语文教育,批评者视为剥夺人权之举。
美国过去同化的对象,并不只限于印地安人,还包括大量外来移民者,包括同自欧洲移入的德语后裔。一九六八年通过的〈双语教育法〉,直接起因就是移民问题。直到九十年代后,这种在语言及文化上歧视少数民族和外来移民的态度,才遭唾弃。
此一转变,事实上也即是世界之新趋势新潮流,全球学界、人权团体,在此均有许多通力合作之处。散布在世界各处的华人,若要争取华族文化在所居国具有法定之维持、保护、发展地位,避免被同化或歧视,就应多了解国际上这类多元文化促进运动及其成果,并寻求与之合作。对于像印地安人语言传承发展这一类做法,亦应多所取鉴。
可是,华人之国际处境虽然蹇困(观念中,还常以为在海外都是淘金、镀金或带着大把金子银子去花的。而实际是弱势、低阶群体。以美国为例。目前华裔508万,含台裔20万,占其亚裔中四分之一。虽然教育程度学士以上者53%,远高于全美31%之平均水平,台裔尤高。可是收入却连亚裔的平均值都达不到。贫困率,更是无论华裔台裔,都高于平均值),但心态一向盲目自大,根本瞧不起印地安人的语言挽救运动。
而实际上华语在许多国家之法律地位尚不及美国之印地安语;政府及主流企业、基金会、社会运动者也根本未能如挽救印地安语那样去保护华语华文;就是印地安人对于语言的抢救措施,很多亦为华人社团没想到或做不到的。例如发展印地安文化出版事业,建立印地安语广播电台、电视台,扩大印地安语言文化影响计划,师徒语言学习计划,其中实不乏可以借鉴者。可以让华语教育从弱势的传承与保存、发展出较具开拓性的做为。
三、采取动态的多元文化论:
针对同化论,反抗者多援引多元文化论以资对抗,但迩来多元文化论本身已颇有理论之进展。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即认为:多元文化主义目前已失去了合法性,因为此一主张建立在文化多样性上;而文化多样性的说法,预设了有一种身分的本质主义。这种文化跟那种文化,本质上就不一样,所以彼此才需要包容、交流。此说虽有良好之用意,但采文化相对主义立场,强调各个文化的自主性,仿佛文化在历史及社会上从未被“玷污”,事实上并不符合各民族文化在历史上多所交融交会之事实。而且把文化上的差异固定化、绝对化,虽说要加强交流了解,实又增加了文化间的敌对关系,并不利于少数族群的发展。据此,霍米巴巴改而提倡“文化差异”。
他认为:移民经验和后殖民经验,是目前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今天各文化均不应如过去那样强调传统的核心价值、纯正身分,而应重视不同文明接触的边缘与交界处。如果我们不认清这一点,仍一味强调、崇拜文化传统、民族认同,则自己就越来越种族主义化,如何反对别人采用种族主义之方式对付我们?
反之,我们该注重的是“混杂性”。每个文化都有与其他文化交往而形成的混血杂交(interbreeding)接触区。这种混杂,事实上就是两种文化已在事实上交流揉合的部分或区块。因此,主动寻找这种混杂性,才能开辟出通往国际性(或民族间性)文化的通道。
这个理论,用在世界华人社会上,就可能是一种提醒:除了强调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突出本地人与华人之分外,还应注意各种文化已有交流混融之经验和事实,各种文化不是本质上对立或泾渭分明的。我从前曾以伊斯兰教文化本身就是中华文化中之一部分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现在也可借他的理论再说一遍。
当此时会,华人如何自处、中华之未来又将如何呢?
过去谭天星归纳过关于这个问题的几派意见:一谓已形成“世界华族”,海外华人已形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跨境民族,或者说中华民族已向海外延申成一个世界性民族。二谓海外华人只是各所在国中之少数民族。三谓现代华族乃是在二次大战后,在东南亚形成的一个新兴民族。四谓华族已非实际存在物,如泰国之情形。谭氏自己则认为:“华族,是海外源于中华民族,分属于不同国家,基于共同文化与种族认同的共同体”。
朱耀伟另提出:从中国性到诸中国性(Chinese nesses)。认为大陆、香港、台湾、海外华人都具有中国身分(Chinese identities)。中国,不仅指大陆单一之地,亦不能单一同质化地去说中国性。
我则曾用过“散居中国”一词来描述。若从“诸中国性”“诸中国身分”这些观念来看,华人既已形成世界最大的散居族裔,则其散居之处,即为诸中国之一部分,亦即散居中国之一体。
此语近乎我曾介绍过的“华文共和联邦文学”。亡友德国马汉茂曾在一九六六年办“现代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研讨会。名称参考“大英共和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全世界使用华文创作的作品,都可纳入。
中国人散居世界各地,其实由来已久。但十九、二十世纪时,散居世界各地之中国人,不申张其国际性世界性,反而伸张其国族主义。现今则类似华文文学作家协会这样,散居中国人开始进行国际性、跨国组合。出现各种文学、宗教、宗族、乡亲组织。
像泰国,一般认为其华侨社会到八十年代即已完全转化,目前已不存在华侨社会了。但是,在新的情势下,泰国华族的某些特点却得到新的发展,通过业缘纽带、地缘纽带、血缘纽带建立起来的华人社团,已走向国际化,有了世界华商大会、国际潮团联谊会之类。
目前,国际客属、国际陈氏宗亲、国际慈济、国际獅子會……等各种会议或组织,已盘根错杂地架构出一个新的世界华人新网络。单讲世界华文经济网络、华文经济圈、文化中国,都可能过于简单而难以成立,但若注意这个多元互补、交光互摄、纵横交织的整体网络及发展趋势,便可知一个新的时代确已来临。
当然,散居中国的讲法,在中国本土境内,具有拆解中国之意味。不只中国大陆才叫中国,其他世界各华人社会也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说中国已成为复数。这对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政权,或对中国仍采固定、中心、单一观点的人来说,当然在政治态度、文学理论、心理认识上都还难以接受。
但是,对大陆境外的华人或外国人来说,散居中国,又不折不扣是个“大中国”,中国竟然要以世界为疆域了。世界华人共和联邦,意拟“英语帝国主义”,会令人不安。这样一个大中国,如何安顿它与内部早已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是所谓的“新兴民族”如马华、台湾人等)之关系,亦使人困惑。各地华文文学,发展的方向,主要是要让自己归属于当地的国家文学(例如在北美的,争取让自己成为像美国黑人文学那样,属于美国文学中之一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地,争取成为该国国家文学之一部分,为该国多元文化中之一元),抑或是要让自己归属于世界华文共和联邦,更是会引起争论。
海外中国人对自己的中国身分,又感情复杂,自尊与自卑交杂。或坚决反对“中国人”之称呼,只愿自称为华人。或对中国身分颇不以为然,提出如“血缘上我无可避免是中国人,但我只有时同意自己是中国人”的讲法;或者根本抛开华文与中华文化,期望能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这样的人,连华文都已放弃了,还奢谈什么华文共和联邦?
再说,从总体趋向上看,华人因移民流动,固然散居于世界各处者越来越多,可是在许多地方,学习华文、写作或发表华文文学,仍极困难;华文信息流通又远不及英文。因此,移民第二、三代辄已不娴习华文。未来,二十一世纪的新趋向,到底是华文、华文文学扩及国际化,形成真正的共和联邦,还是终归衰亡,也是个可争辩的问题。
在面对上述诸争议时,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散居中国或什么国际化云云就能超越国族主义,或摆脱国族主义。也应注意世界华文大同世界之说,对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可能形成文化霸权的压力。我们只能把散居中国与世界华文共和联邦当成一个开放的描述体系。
当然,既讲未来、既是理想性的描述,自不妨描绘天堂。
只是天堂太远,姑且还是讲点近一些的,把这个开放的描述体系当成实事来看:
就政治上说,则今后之所谓大一统、大同,可能还确实不能是全球性的一统、大同,只能是国族与全球化之中间状态。即中华共和邦联,而非中华世界一统。在大英国协、美利坚联邦大帝国之外,另立一宗。
此大中华共和邦联,对内要先自我分化成若干邦,由秦汉以降之郡县制回归于封建制。目前23省5自治区,可以改组成七个邦,也就是七个区域;加上台湾一邦、港澳一邦,仍符“九州”之数。首都,我建议迁至乌鲁木齐(1887年日本军部《征讨清国策》、李登辉都有中国七块论。但那是要“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的分裂,我这里说的是中华大一统底下的区域重组)。同时落实“大中华”之“大”,成为全球性的大中华。凡世界上有愿意参与我邦联者,皆可仿大英国协中澳洲、加拿大、尼日利亚、南非等五十三个国家会员之例,纳入为成员国。
这种型态,大英国协业已行之有年,足供参考,并非天方夜谭,且利益十分明显(由于享有共同语言、不成文法传统及其他规范,邦联成员国相互间的合作,至少就能提高10-15%的效率),也没有谁吃掉谁的隐忧及防卫。内部不再做军备竞赛、撒钱外交竞争及各种内战内耗。社会、经济、文化之发展自然也会飞速增长。
此一方案,上承《春秋》,下接民初“联省自治”之议而斟酌之、调适上遂之,也许可以替目前两岸三地之僵局打开新页,有心人不妨参考。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原标题:龚鹏程|中国性
来源:龚鹏程大学堂(微信号culture_g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