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穿和服就该打？葛承雍谈“天下国家”与盛唐气象

女骑马俑，唐郑仁泰墓出土。

【导言】传统文化重新回归大众视野并呈现出复兴势头，在这个时代有很多表现，比如古典诗词和国宝文物的节目火爆，各地文庙恢复祭孔，经典诵读风行校园，汉服青年走上街头，等等。这些潮流都被认为与文化自信、与中华文化在当代的自觉传承有关。但任何一种潮流，如果不做深入的源头梳理和理性引导，骤热骤冷就未必是好事。比如朝代不一、甚至难辨“华夷”的“汉服”进入大众视线，年轻人认为这是自觉传承中国风，而不少人以为这是穿“和服”公然挑衅大众情感，冲突随之而来。

问题在于，文化交流与文明沟通如此频繁的今天，我们究竟以何种心态来看待文化的多元性？以何种姿态来接纳不同文明所带给我们的影响？大国崛起的民族自豪与文化自信，固然是我们该珍惜的，但对国人而言，这也意味着需用更宽广的视野和胸襟，以更为理性的心态去回望自己的历史，以更为包容的心态去海纳百川。如何看待世界，首先要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今天，也可从如何看待历史中找到某些参照。

譬如我们津津乐道的“汉唐气象”，1400年前建立的大唐帝国，构筑了东亚秩序体系，影响了周边世界，甚至将大国的文明远播中亚和欧洲，开创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盛大气象，其背后不仅有国力的强盛，有帝国统治者开明豁达的华夷一统观，还有从官方到民间，从制度设计、秩序治理到大众文化、社会心理的认知与共识。

盛唐的开放，不是停留于后世的臆想。须知，曾经在华夏的国土上，“化外人归朝”，地方州镇有义务提供衣食安置并免其十年赋税，他们可以参政做官，通商贸易受官府保护，有条件的可以娶皇帝大臣的女儿，甚至，汉人与“胡人”的衣食住行可以混杂。而汉人穿戴外邦异族人的衣冠服饰，学做“胡食”，唱“胡曲”，跳“胡舞”，比比皆是。

重拾这些历史记忆，或许有助于今日之知识精英和公众来反思开放大国的国民应具何种文化心态。历史学家、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葛承雍先生在《大唐之国——1400年的记忆遗产》一书中，以翔实的史料梳理了唐代思想、文化、经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气象格局，可为今人提供诸多参考。经作者独家授权，凤凰网国学特选载《“天下国家”与盛唐气象》一章，以飨同道。

唐大明宫缩微景观

唐人的视野比任何一个朝代的中国人都更为广阔，外来文明的火炬比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传播得更远。

胡汉风俗融会的结果竟使司法参军无法捕捉“胡贼”。值得深思的是，盛唐之所以成为外国人云集聚居的有魅力的地方，不单是它具有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明世界的优越性。

我们不是简单地在述说过去，而是在启迪未来。

历史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化的记录。人类进入新的千年，回眸历史将给新世纪提供丰富的借鉴和启迪。在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人骄傲的就是“盛唐气象”，特别是“唐人”作为民族自豪的称呼，至今频频使用于全世界华人的生活之中，始终承载着不朽的光荣与无比的辉煌。

站在人类千年历史的高度上来观察，就会发现唐朝是一个建立在南北朝各种民族融合要素和隋帝国南北统一基础上的新时代。唐人血管中流淌着其他民族的血液，因为其与周边的民族混杂融合后产生了大幅度的民族更新；唐朝不断受到外部突厥等边族的侵扰，但周边邻族纷纷内附迁徙中原聚居，甚至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粟特人以及印度、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人都到长安定居；唐朝以强盛的综合国力不仅建立了皇帝与“天可汗”的双重宗主仲裁地位，而且有强大的威慑力和足够的文明魅力吸引各国首领友好往来，具有史书记载“天下国家”的世界性。唐代统治的范围向西越过葱岭到达吐火罗和波斯以东，北界包有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东北领有黑龙江流域至日本海，西南包括有今越南北部，整个东亚地区都接受中华文明的洗礼。

《职贡图》（局部），唐阎立本绘

在唐朝，民族团结观念取代了皇帝至上的国家观念。“天可汗”唐太宗曾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他还在不同场合宣扬“四海一家”、“混一戎夏”的思想，打破了传统的“华夷分界”的民族偏见。这也正是唐朝开始变为一个大国巨强的再生动力，在新的纪元里需要新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态。从世界大陆文明格局来说，各民族的互相影响和各国间的中心交流，既可以使一些文明核心国家自身综合实力得到增长，也可以推动邻近国家经济文化及各方面的发展。唐帝国在亚洲正是起了这样的巨大推动作用。

千年以前，亚欧大陆内形成的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唐帝国，是当时人类社会成就最高级别的文明板块。但拜占庭短暂强盛很快被阿拉伯人入侵所打断，而阿拉伯帝国迟至8世纪后才逐渐形成封建制，印度大戒日王之后次大陆陷入分裂局面，只有中国的唐朝在与周边邻国竞争中呈现出相互推波助澜的崛起趋势。唐帝国辽阔的疆域，使它在战略上必须重视民族关系和国际格局变化。作为当时的一个“超级大国”，唐朝非常注意中外交流。除中亚的康国、石国、安国、曹国、米国等保持着独特的国际封贡体制外，新罗使节到唐长安89次，阿拉伯大食使节进入长安41次，林邑24次，日本遣唐使14次，真腊11次，师子国（斯里兰卡）3次。至于史书记载次数不详的朝鲜（高丽、百济）、婆罗门五天竺（印度）、泥婆罗（尼泊尔）、吐火罗（阿富汗）、骠国（缅甸）、波斯、拂菻（东罗马）以及北非、中东诸国等等，都非常普遍与唐交往。唐人的视野比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人都更为开阔，外来文明的火炬比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传播得更远。

骑马出行图壁画，唐李寿墓出土。

作为亚欧文明演进的核心国家，唐政府也频繁派出使臣出访，并划拨政府专项费用给予支持。公元643年后四次出使印度的王玄策，公元663年出使东罗马的阿罗憾，公元664年出使日本的郭务悰等等，都是著名唐朝外交家。唐长安还设有外交机构鸿胪寺和四方馆、礼宾院专门接待外国宾客，不仅负责会见礼仪，而且供给入唐后一切资粮费用。如果说中外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那么亚欧大陆分布的几大古老文明之间有着一定的交流,从而使唐朝成为东亚受益最大的文明枢纽。

世界文明进化不是孤立的。文明是一种有机体，它的构成要素经过相互作用生长出新的动力。唐代之所以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前朝后代的新气象，关键是它与同时代的邻近民族和国家存在着有力的交融。让我们从一系列构成新文明生长动力的要素来看盛唐文明。

唐三彩女立俑，左一、左二为西安鲜于庭诲墓出土，右一西安中堡村出土。

允许入境居住

唐代是南北朝和隋朝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各民族进入唐境分为被迫内迁和寻求保护两种，因仰慕唐帝国经济文化生活先进而零散入境的人也很多。贞观四年（630年）唐打败东突厥，15万突厥人南下归附，入居长安的近万家。天授元年（690年）西突厥可汗斛瑟罗率残部六七万人徙居内地，斛瑟罗后死于长安。此后，西域胡人等异族入境安置的人连续不断。

唐政府对外国人移居中国，曾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作出专门的政策规定：“化外人归朝者，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省奏闻，外人于宽乡附贯安置”。另外，还可免去他们的十年赋税。这就更加吸引了外国移民，也是粟特、新罗、大食、波斯等移民社区形成的重要因素。如登州的“新罗坊”、青州的“新罗馆”、敦煌、凉州的“昭武九姓”等。晚唐黄巢之乱时，广州有一两万外国人被杀，说明入境居住的外国人很多。

允许参政做官

唐王朝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州县，都有外国人或异族人担任官职，如京畿道委任的715人次刺史中，异族为76人次，占十分之一强，尚不包括早已同化者。安国人安附国一家三代在唐朝做官。康国商人康谦、高丽人高仙芝、王毛仲、日本人阿倍仲麻吕（留居中国50年，改汉名晁衡）、龟兹人白孝德、波斯人李元谅、李素、越南人姜公辅、新罗人金允夫、金立之等都在唐王朝任高官。唐朝大胆地起用外族和外国人入仕任官，采取“兼容并包”的用人政策，无疑是其国际性交流眼光的表现，也可以说是中外双向互补的表现。

步行仪仗图壁画，唐李寿墓出土。

法律地位平等

按《唐六典》记载，盛唐时有70多个国家与唐王朝经常往来，外国人在唐朝居住者众多，难免有违法犯罪现象。唐朝对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上所发生的法律纠纷，有专门法律规定：凡是外国人，同一国家侨民之间的案件，唐朝政府尊重当事人所在国家的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根据他们的俗法断案，享有一定的自治权；而对于来自不同国家的侨民在唐境内发生的纠纷案件，则按唐朝法律断案，在法律地位上与汉人完全平等，没有特别的治外法权。这种涉外立法，分别体现了当代立法的属人主义和属地主义的原则，具有深远意义。

保护通商贸易

贞观元年（627年）唐朝就开放关禁：“使公私往来，道路无壅，彩宝交易，中外匪殊”，贞观四年，西域各国派遣商使入唐，太宗下诏“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此后，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使西域、波斯、大食等国的商旅源源不断进入河西与长安，海上商船也长久不息地到达中国南部沿海城市，唐王朝对通商贸易非常重视和保护利用，不仅在中亚驻扎军队保护商旅安全，而且收取商税较低。大批外国商人经由陆路和海道来到长安以及洛阳、广州、泉州、扬州等地，运来香料、药材和珠宝，带走丝绸、陶瓷等物品。在长安的许多胡商以经商致富而闻名。正因为唐王朝对外商持优惠政策加以保护，有时甚至给予特殊照顾，鼓励交易，每年冬季都要给“蕃客”供应三个月柴取暖，所以胡商乐不思蜀，“安居不欲归”。

高髻女立俑（左）与胡帽女俑（右），唐郑仁泰墓出土。

允许通婚联姻

异国或异族通婚是打破“华夷之辨”的一个重要内容。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六月敕令称：“诸蕃使人娶得汉妇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唐律令格式中也有类似规定。唐律允许外国人入朝常住者，可以娶妻妾共为婚姻。从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可以看出，异族联姻非常普遍，特别是散居内地者更容易胡汉联姻。据史书统计，唐高祖19女中有7位嫁给胡族，太宗21女中有8位异族驸马，玄宗30女中有5位嫁给胡族大臣。大臣中如裴行俭、张说、唐俭、于休烈、史孝章等人皆是胡汉联姻。还有许多“杂胡”通婚于汉人的事例，如武周时游击将军孙阿贵夫人竹须摩提，乃印度女子。

文化开放互融

西域与外国文化在唐长安长期流行，并成为时尚。舞乐最为突出，宫廷十部乐中，除燕乐、清乐之外，龟兹、西凉、天竺、安国、疏勒、高昌、康国、高丽均为外来乐曲，竖箜篌、琵琶、都昙鼓、毛贞鼓、羯鼓等乐器也皆为波斯、印度等国传入。唐长安盛行来自外国的娱乐，如由“婆罗门胡”表演的幻戏，宫廷和民间都喜欢打的波罗球，以及每年正月十五夜“西域灯轮千影合”的游乐活动。

唐彩绘陶羯鼓，陕西蒲城惠陵李宪墓出土。

衣食住行混杂

唐人大规模地穿戴外国异族服饰，并成为当时社会的流行风尚，这是其他朝代比较少见的现象。京城长安里“胡著汉帽，汉著胡帽”非常普遍，胡汉风俗融会的结果竟使司法参军无法捕捉“胡贼”。所以史书称开元以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可以说，唐长安是一个兼容外来服饰文化的中心。至于“胡食”在长安也比比皆是，东市和长兴坊有专门的胡食店，白居易的《寄胡饼与杨万州》更是众口传知：“胡麻饼样学京师，面脆油香新出炉。”近年来，西安地区考古出土的文物中，胡人女子骑马陶俑和胡人三彩俑不胜枚举，甚至还有一些“昆仑”黑人俑，正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胡化”状况。

留学人员云集

唐朝经济的强大，文化的繁荣，对周边诸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于是一批批外国学子泛海越岭到中国留学。《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记载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长安国子监增筑学舍和增加学员，“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从此后来自周围国家的留学生络绎不绝。唐政府对留学生给予优待，补助日常生活费用，四季发放被服，允许他们在国子监太学、四门学等一流学校读书。特别是科举考试入仕方面，为了照顾外国和其他民族的学生，特设“宾贡进士”，以区别难度较大的中国学生。由于大量留学生的主要生活费用要由唐政府负担，所以不允许他们无限期留居中国，超过9年时间的就要另谋出路了。

各国入唐学生对国际性的交往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在长安招聘人才，交结其他国家使节，搜集或出资购买书籍，特别是他们将学习、了解的唐文化与典章制度传播于各国，从而更增加了盛唐气象中的国际色彩。

唐剪鬃马，陕西长安郭杜唐墓出土。

人们常说：没有文明创新的社会无进步可言，而没有制度支持的社会文明则不可能长久。以上所举仅仅是盛唐世界性最显著的表现的几个方面，但足以说明盛唐时期是当时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心国家，唐长安不只是单纯的中国首都，也是东亚文明中心和国际化都市，从而成为外国人云集聚居的有魅力的地方。值得深思的是，盛唐之所以能吸引邻近民族和各国人士蜂拥而至，不单是它具有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明世界的优越性，即物质生活的富裕、典章制度的完善、中央朝廷的权威、军事实力的威慑、宗教理性的宽容、文学艺术的繁荣、科学技术的领先，甚至包括服式发型的新潮。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优越性，没有巨大活力的“盛唐气象”，单凭所谓的“开放性”仍不能形成国际化的特性，也不可能吸引和影响周边邻族和东亚诸国。

纵观一千多年前盛唐所演示的一幅幅世界文明交融图，我们不是简单地在述说过去，而是在启迪未来。对我们今天与各国朋友联系，联结世界各种文明的纽带，共同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贡献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作者葛承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特聘教授。中华文化遗产研究院退休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敦煌研究院等院校兼职教授。1993年起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98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研究领域：汉唐文明、丝绸之路、宗教文物、艺术考古、古代建筑等。

本文选编自葛承雍先生新著《大唐之国：1400年的记忆遗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凤凰网国学频道受权发布，图片均系作者提供。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