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张国刚:不止《论语导读》 法国差点走中国模式

2019-03-29 16:17:25凤凰网国学 来自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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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法国尼斯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前,马克龙向习近平赠送1688年法国出版的首部《论语导读》法文版原著。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导言】2019年3月24日,一本1688年法文版的《论语导读》,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亲手赠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起全世界的瞩目。大国之间交往,送什么特殊国礼,总是媒体和公众特别感兴趣的话题,何况时逢中法建交55周年。这部作为国礼的书,背后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东西方交往史,更让人惊奇的是,就在三百多年前这部书所出版的时代,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曾在法兰西改革阵营内部掀起过大波澜。

1688年,在中国,已是清康熙二十七年,离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自尽已44年。这部中国经典,如何漂洋过海,如何穿越语言文字的重重隔碍,成为欧洲了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扇窗户,故事细节恐难全面还原。但从大时空来看,15 世纪末大航海以来的数百年间,欧洲文明席卷全球,或被其泽,或受其害,或两者兼有之。与此同时,八面来风的异域文化也影响到欧洲社会生活、思想及其舆情。中国文化相较于欧洲文明的巨大差异性,更引发了文化的好奇、博弈、羡慕、鄙夷等复杂的情绪,在西方近代社会转型和发展中激起了阵阵涟漪。

法文版《论语导读》还不是那个时代欧洲最早出版的中国经典。在此之前,明朝万历年间就远赴中国传教的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年—1610年),不仅将西学大量引入中国,还将遥远的中国文化反向输送到了欧洲。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出版的一本汉字字典《字汇》,很快也传到了欧陆,在西方早期汉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成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1657—1713)王家图书馆的藏品。1667 年,德国学者基尔谢(Athanasius Kircher),根据在华耶稣会士提供的资料,出版了《中国图志》(China Illustrata),被认为是欧洲书籍中第一次印刷汉字的著作。还有,1685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除了孔子传记外,还收录了利玛窦以来几代人辛苦翻译的儒家经典《论语》《大学》《中庸》拉丁文译本,其法文版书名被改作《国王们的科学》(又译作《王者之道》)。

 从书籍到思想的东西碰撞,究竟对彼此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或者根本就没有动静,需要爬梳时人的记载著述去还原。研究中西文化关系史多年的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在其新著《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中,对此有过很多精彩的述说。经作者及出版社授权,凤凰网国学频道特选编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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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孔子画像。

法兰西梦幻:中国模式, 还是英国模式?

1768 年春的一天,巴黎郊外的一处耕地上,年仅 14 岁的法国王储,扶犁亲耕——这在中国史书上叫“籍田”。王储(路易十五之孙, 父亲三年前去世而被立为王位继承人)在大臣的陪同下,行礼如仪,完全模仿中国皇帝亲耕仪式。这在当时是很酷的事(奥地利王子也举行过类似的亲耕典礼)。它传递的强烈信息是:法兰西要学习中国, 重视农业,走开明专制的中国道路。

就在四十几年前,即1715 年(距今整整三百年了),不可一世的太阳王路易十四(1638—1715)崩驾。在巴黎,在法国,如丧考妣者有之,如释重负者亦有之,就像许多享祚长久而又毁誉参半的君主去世都会遇见的那样。只有他的曾孙年仅 5 岁的路易十五(1710— 1774),不知所措地登上了新君之位。曾祖父为王七十年,留下一个辉煌而又伤痕累累的法国。战争消耗了国家的财政,熠熠生辉的凡尔赛宫,也无法掩盖这个欧洲最大的君主国的外强中干。 

改革是必须的。虽然启蒙思想家的观点常常大相径庭,但是改革, 却是时代的主流!问题是,如何改革?路易十五统治的六十年,是法兰西最迷茫的时代。路易十五的优柔寡断,除了家庭不幸(从小父母 兄弟姐妹皆亡故),除了个人心有旁骛(中年之后忙于追蜂逐蝶),也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法兰西向何处去?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改革流派, 即自由主义派和开明专制主义(又称新君主主义)派,朝野上下,为此争吵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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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思想启蒙家伏尔泰(1694—1778年)

自由主义者相信人民主权,崇尚议会制度,向往英国模式: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气象万千。这个法国的老对手,七年战争(1756—1763)又战胜了法国,越发蓬勃向上。另一个 模式是西方媒体中的治国楷模——中华帝国。开明专制主义者(新君主主义者)同样主张扫除贵族及教士特权,却不相信议会民主是国家的正确方向。他们认为路易十四的中央集权制度并没有根本错误,问 题出在具体措施上,只要把法国君主专制制度加以适当的改造,就能清除封建残余,摆脱国家的困境。

与自由主义者鼓吹英国议会制度的胜利不同,主张开明专制主义 的人,在中国找到了他们的典范。在思想界,对此鼓吹最积极的就是启蒙时代的旗手伏尔泰(1694—1778)。伏尔泰理想中的政府必须既是专制集权的,同时又是依据宪法行事的。他强调,集权不等于独裁。这在欧洲历史上找不到合适的参照系,而耶稣会士描绘的中华帝国,成功实行君主集权制,恰恰符合他的理想。

中华帝国像罗马一样古老,至今仍然繁荣昌盛、秩序井然;人口 像欧洲一样众多,却没有享受特权的世袭贵族、没有教会;皇帝的权力来自上天赐予(天命),由学者型官吏(柏拉图的“哲学王”)组成高效的官僚机构来进行统治。中国与法国的王权有一个共同点,都以父权制为基础。看来,中国这个模式很适合新君主主义者。中国就是一个成功地运用了专制君主制原则的现实范例。

 最令伏尔泰感兴趣的是中国政治与伦理高度统一。有一本叫作 《中国哲学家孔子》(1685 年出版)的书,除了孔子传记外,还收录 了利玛窦以来几代人辛苦翻译的儒家经典《论语》《大学》《中庸》拉 丁文译本,1688年出版。该书的法文版书名被改作《国王们的科学》(可译《王者之道》)。法文编译者特别强调,在中国,伦理是一种真正的政治伦理,是国王们的学问。政治原则与个人道德、家庭伦理的原则是一致的,家国同构,政治的合理由此而生。中国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不是靠武力而是靠说服(教化)、表率(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和仁爱(仁民爱物)。贤明君王通过温和、宽厚和仁慈的品德来吸引臣民爱戴他。总之,这部《国王们的科学》为法国读者提供了一个开明专制主义的操作案例,很对伏尔泰的口味,因为他认为好的政府是拥有至高的权力,却又能加以限制,即开明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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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17世纪拉丁文译本 。

伏尔泰认为,中国人虽然对皇帝敬若天神,中国政府却不独裁, 中国皇帝一方面是专制的,另一方面又受到哲学家型官员(士大夫)的限制和指导,这些官员“为民父母”,提倡“以民为本”,体现了 父权观念下的社会和谐。伏尔泰对这样的政府模式充满神往,在名著 《风俗论》中对中国政府不吝称赞之词,仿佛这就是“理想国”。 

为什么中国有如此良好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伏尔泰认为,根源 就是孔子所制定的道德,孔子的道德和中国法律实际高度统一。他在 《路易十四时代》中对这一点有详细阐发,在《风俗论》中也称中国 人是最懂得道德和法律的民族。伏尔泰对身兼道德楷模与制度执行者的中国官员充满敬意。伏尔泰赞美中国以道德为基础的法律和制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相信,中国几千年来维持国家良好运转,征服驯化 野蛮的入侵者的心灵,靠的就是以道德为基础的法律与制度的力量。包括曾经使欧洲发抖的野蛮的蒙古人,也是如此。这一点在他改编的《中国孤儿》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伏尔泰的看法不是孤立的。18 世纪法国的开明君主派人士,无论是中国的拥趸还是漠视者,从耶稣会士介绍的儒家“理想君王”(明君)中找到了共鸣。明君不仅利益上与臣民一致,而且他最重要 的品德就是仁慈,仁慈是君王与臣民联系的纽带(君仁则臣敬)。君王有权制定法律,法律以道德为基础,但是君王本人也要受到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约束。 1769 年,一位游历亚洲的学者在所撰《哲学家游记》 中说:“只要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可能变成什么样子提供一幅迷人的景象。到北京去!瞻仰世上最伟大的人,他是上天真正完美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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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格路易十六的扶手椅,1790年 

后来的历史发展,我们都知道,法国既没有走英国君主立宪之路,也没有搞成开明专制,而是爆发了法国大革命。送上断头台的国王,就是当初那位扶犁亲耕的路易十六(1754—1793)。为什么改革 会闹成这个样子?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总结的主要两点原因是,第一,贪婪自私的独裁体制,只想坐稳江山,不愿丢掉权位,也不愿在利益上做出让步;第二,缺乏政治智慧,未能渗透、影响进而掌控改革进程。这两条,前者是缺德,没有判断力;后者是缺才,没有领导力。

反思法国大革命的还有狄更斯的《双城记》。双城是指伦敦和巴黎,故事的主要场景在这两个城市。小说里描写了大革命前法国贵族如何腐败、如何残害平民,平民百姓对贵族的积怨已久,导致了暴力 革命的不可避免。小说鞭笞贵族的无耻,也批判民众缺乏理智的暴力 革命,它的办法是用仁爱化解仇恨。马内特医生的以德报怨,为了女儿的幸福,压抑了自己对艾弗勒蒙德家族的憎恶,用无比宽恕的心态 接纳查尔斯。小说最后,深爱露西的卡顿,代替查尔斯上断头台,不惜自我牺牲,以成就露西的幸福。这一切所体现的正是仁德思想。伏尔泰改编的《中国孤儿》,就是征服者如何放弃仇恨,服膺于伟大的道德,与《双城记》表达的是同一主题。 

今天回顾当年的那一场争论,恰如梦幻一般。道德基础上的法治 政府,只是伏尔泰的一厢情愿,并不是中华帝国的实态。同样,《双城记》所揭示的是,“光荣革命”以后的英国也不是人间天堂。也许理想的道路是,取法于英国模式中的制度约束,同时取法于中国模式中的道德崇尚。这在当下,依然不失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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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9年2月。作者张国刚,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作为德国洪堡学者、汉堡大学研究员和特里尔大学教授,在欧洲工作多年。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等。清华大学及国家级“精品课程”《中西文化关系史》的主讲导师。著有《唐代家庭与社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文明的对话:中西关系史论》《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等。

*本篇的正文部分经张国刚教授和三联书店授权发布,导言系凤凰网国学编辑加按,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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