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究竟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的“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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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究竟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的“转身”

4月4日,四川大学历史学院罗志田教授的新作《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读书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举行。读书会由上海师大苏智良教授主持,“光启文库”总策划、上海师大陈恒副校长,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贺圣遂总经理、鲍静静总编辑分别代表校方和出版方致辞。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商务印书馆、澎湃新闻等高校和科研、出版传媒机构的学者和编辑就本书中的某些议题以及罗志田教授的写作风格、史学情怀和治学态度等问题展开讨论。《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是商务“光启文库”之一“光启随笔”系列中的一种。简单的仪式过后,就是“读书时间”。下面对读书会稍作梳理,择要报道。

罗志田:究竟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的“转身”

罗志田首先发言,他解释了书名的缘起,藉此阐释他对近代中国的理解。他认为中国的近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奇特的年代,比如婚姻年限问题能进入立法院正式讨论的阶段,这大概是世上罕有的一例。又如,早期国民政府有相当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政府里切实贯彻无政府主义,这也是中国近代很不一样的地方。曾担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是国民党清党的元老之一,而他又认识很多共产党,发电报“通风报信”,让那些共产党人逃难。再如,章士钊曾担任民国教育总长,却在媒体上以学者章士钊的名义批评政府的教育政策一塌糊涂,可是他并不利用教育总长的身份去回应学者章士钊的批评。这些看上去像是双重人格,却是近代中国“光怪陆离”的一个面向。还有,我们普遍认为家庭是温暖的港湾,但近代不少中国人认为家庭是桎梏,“万恶家为首”,让大家痛苦,所以发生了“家庭革命”。巴金的长篇小说《家》被译成英文,在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课程上很受重视,因为小说里反映的家庭关系让美国人十分吃惊。

罗志田指出,中国的近代存在无比多的特异性,比如说女子有选举权,中国在北伐前已经有民主选举权,那在全世界是非常少的。普林斯顿大学是1969年才招女生的,可见中国也有走在前面的。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与古代比,近代中国也是非常特别的。比如,放在古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天下”,近代出现的所谓“国家”、“社会”、“文化”等,所有这一整套互相闹矛盾的东西,以前在天下的时代是没有的。

罗志田:究竟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的“转身”

复旦大学历史系姜鸣着重谈了中国史学中“守先待后”的传统及当代学人的体会,即前朝保留自己的史料,后朝再来做进一步的修饰和阐述,赋予历史自身的教化和道德的褒贬。正因此,史学人的坚守、操行、见解和学术辨析能力都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很不容易地体现。其次,他提出历史学者们对当代发生的事情,比如改革开放40年本身的变化和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不太关注,很多事情更多由经济学领域在做,史学界学者很少拿这类问题当作学科问题。他号召年轻学人在关注晚清民国近代史的同时,也关注当下,多积攒抢救一些这方面的史料,为将来的研究做铺垫。尽管让自己与所研究的历史隔得更远有助于评价的客观,但也不能疏于我们时代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记忆、一些史料,将之很好地收集起来,整理出一些有思辨、有意义的东西。

华东师范大学瞿骏谈了他的读书感悟,用他自己的话,可称为“两个学习一个体会”。一是学习如何关注和把握重大问题,而罗志田教授研究的一些议题,比如权势转移的问题、中西新旧的问题、天下的问题等,都是值得学人聚焦、深研的重大问题。二是学习如何写书评。瞿骏认为,该书收入的书评都是先揭示出那本书好的东西,而后以婉转的文字把严厉的批评变得像表扬一样,将一本书的优点和缺点说到位。所谓“一个体会”是,由于随笔的形式,书中文字显得更放松一些、更张扬一些、更明快一些,不同于学术规范的周到表述,更见罗老师的真性情和厚道、温情的一面。

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表示“我们都是读着志田兄的随笔长大的”,引来会场欢笑。在他看来,罗志田的文章说起来很容易,因为他写得举重若轻。但是读起来又很难,因为抓不住重点,那就要有耐心、慢慢读,去品他话中有话,他东一榔头西一棒,历史都在里面。如果心有灵犀,有些东西他一个想法你和他接通了,感觉心头一亮如一道闪电划过。所以他的随笔有他独特的风格。许纪霖还表示,费孝通先生学问做得很好,其最大的成就是擅长发明概念,比如多元一体、差序格局,而罗志田也有这个特长,比如权势转移一说,就影响了一代人。此外,他还讨论了大国的历史转身的不同转法:各个地区、各个区域对现代化大潮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既不是同步的,也不是单纯的内部跟着沿海在变,而是应当从文化与文明的角度,考察到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海洋文化的相互交织和渗透,思考中国历史问题中非常丰富而复杂的传统并关注到这种传统在中国的南与北、东与西之间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所以各区域对现代化的反响不同,转身的方式差异更大。最后归结到自己那一代差不多都是“问题中人”,而年轻一辈大都是“学问中人”。

复旦大学历史系章清指出,这本书延续了中国过去读书人的传统,不仅是随笔,也试图指导别人。他结合此书,强调了历史学者在时下的氛围和转变中,应当把近代史的一些问题以一种更特别的方式展现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对中国近代史乃至整个历史的思考必须立足于全球视野,“大国”的意味也立足于对其他文明的了解和尊重,而非自说自话。除却本国自己的史料和讲法以外,也要有参考别国史料与观点的意识。不能抹除近代历史的记忆,无视晚清一代读书人对大问题的思考以及留下的一些经验。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是一个严肃的近代史学者能够贡献给大众的非常好的精神产品。章清还表示,学者的研究成果面临着如何表述的问题,尤其是如何从专业的表述转变为一个可以面向更广泛的受众的表述,从而影响更广大的读者。

罗志田:究竟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的“转身”

苏州大学社会学系鲁萍曾师从罗志田教授,她认为书中各篇不断地提示读者有一个丰富的、复杂的近代中国,里面有不少言外之意,而字里行间又蕴藏着作者的情怀,让人体会到温情。鲁萍表示,书中对一些词汇的使用特别敏锐,比如天下、世界、文冶、复兴、崛起,词语的辨析特别细致,同时展示出整个宏阔的图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书中揭示的这些相通和差异,展示了非常复杂的、立体的近代中国。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进一步阅读学术性的文章,那样的话体会和认识会更加深入。

复旦大学历史系戴海斌首先谈了他在北大求学时期上课、读书的情形,自承颇受罗老师的影响。他认为,民国时期有所谓“罗王之学”,而新时期则有“新罗王之学”(罗志田、王汎森)。接着谈了几点读书心得。其一,在戴海斌看来,罗著“特别有文化”,感觉和一般近代史的叙述不太一样,关注的角度、材料的分析等都不一样。观水有术,必观其澜,罗老师写文章就贯彻了这个意思。而要达到这个境界,研究者对中西古今须有深透的认识。罗老师带着旧学的视野来观察近代,就是特别值得近代史研究者注意的。其二,罗著写得严密,体现出严谨的学术态度,在学术层面上讲问题,不管说什么话或者写什么文章都是有理有据。另外,罗老师在大众媒体上发表过不少文章,这里面有他化民成俗的意识,也保持了对精英意识的反思,结果就是文章里的表述特别节制和克制,这可能代表罗老师写作的思路或者心态。其三,罗老师教人读书、做学问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他讲史料学就是不管新的、旧的、假的、真的史料都可以为己所用。看书也亦是如此,不论好书与否,总能挖掘可用之处,这也呼应了本书扉页藏书票所书“开卷有益”的深意。

复旦大学历史系孙青谈了她的学习体会。她认为罗教授的学术表达是不断建立沟通,不仅面向专业从业人员,也希望与历史的参与者进行直接的沟通——他始终在设置自己的沟通对象。但专业知识的传达仍然是困难的,壁垒不仅在于文本,尽管罗老师已经有意识地考虑到面向读者,但难以避免的用典实际上也是业外人士阅读的阻碍。接着,她着重谈了她对《国进民退:清季兴起的一个持续倾向》《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转折》等论文的理解,她认为这几篇长文提出重要的议题,即不断繁复的行政能力导致的革命,怎样来面对这样的改革。这里面的线头千丝万缕,每一位读者都会有不一样的联想。最后孙青以她读唐诗的感悟作结:唐诗字数很少,但影响极大,而罗著恰给人这种感觉,篇幅不长,但是要读懂它,需要各种知识准备和个人生命体验的积累。

上海师大历史系周育民表示,虽然这是一本随笔,但不能随便读。接着谈了他对“转身”的感想,大国转身是一个大问题,所谓五千年之大变局,核心的问题是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现在却有两个天了,一个西方的天、一个中国的天,道理、天理、语言不同,而且讲出来的道理也不一样,所以这个转身不得不转。然后有谈到怎么转的问题,是道出于二呢,还是道出于三,等等。周育民还表示,罗志田先生文如其人,他的文风不好学,自己也不敢学,但是思考问题则不妨多看看他的文章。

澎湃新闻饶佳荣表示,本科阶段开始从罗志田教授的著作深受获益,尽管那种“曲里拐弯”的文风让不少读者望而生畏,而自己却感到读进去了,而且甚有味道。他特别提到《胡适传》一书,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胡适传,该书的一个特色就是把当时各家的研究成果都融汇进来,然后自出机杼,非常新颖,也非常锐利。接着他谈起“北漂”时期在北大文史楼旁听罗教授讨论课的情形。饶佳荣表示,罗教授有一篇给历史专业本科生开书单的文章《姑妄言之》对他启发很大,其中一点是选择跟自己性情相近的书来读。对于《中国的近代》一书,他谈了三点感受,一是作者对重大议题的思考和把握,“不做第二等的题目”;二是该书收录了好几篇讲演稿,很能体现作者治学的特色,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让人感觉身临其境;三是该书展现出罗教授专业历史学者之外的另一个形象:化民成俗,改变社会的知识人。

上海师大历史系蒋杰表示,作为一个教授中国近代史的教师,读罗教授的书“很烧脑”,戏言对于大众和更广泛的阅读群体而言,罗老师的随笔还是不够“随便”。他也指出现代学者担心在细节问题上出错,更多地关注史料本身,而对史料背后的意义反而不太注重。但罗教授始终在思考,不断挖掘史料背后的意义。最后,他认为中国近代史问题不太聚焦,甚至可以直接继续碎片化,这与方法论的多元化有很大干系,但碎片化要避免将问题越做越小,要提倡将小问题往大了做,这也是读此书得到的认识启发。

上海师大历史系张洪彬表示自己比较关心中西新旧的议题,而这里面既有中学与西学的权势转移,还涉及新旧中西辩证概念的关系,思想观念与社会主义的错位等等。再就是激发出来文化的危机,中国性的概念,权势转移中西方的分裂和国际风云的市场演变。他表示,面对中西新旧的问题,罗著给他不少启发,比如可以采取问题导向的思维方式,直面当时的生活窘境、思想困境等,跳脱出两极化的心态。张洪彬认为,本书可以当作初学者阅读罗教授论著的一个入口,相当于一部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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