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张宏杰:天分不高干大事 是什么造就了曾国藩

2019-04-16 14:10:54凤凰网国学

导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曾国藩这位极具争议的晚清名臣,在中国大陆持续走红,他的经历、名言、日记、书信、奏折、诗文,都被一再解读,成为官场、职场、商道等诸多领域学习励志的教材。2018年12月以来,知名作家、学者张宏杰的新著《曾国藩传》,给这股热潮再添了一把火。该书汇集了他二十年研究心得和体悟,以曾国藩的心路历程为主要线索,揭示出一个复杂多面却被称为“万世完人”的历史人物。曾国藩真的做到了传统儒生所追求的“三不朽”吗?这个天资不算太高、出身农家的读书人,平定太平军,功过到底如何评判?他处理天津教案竭尽心力,为何被指为卖国贼?他几十年来在律己与齐家上的做法,对现代人来说有何启示?近日,张宏杰接受了凤凰网主笔张弘的独家深度专访,鉴于访谈内容较长,凤凰网国学特分成两篇刊发,以飨读者。以下为第二篇:

天资家世都很平庸 曾国藩崛起靠时势?

凤凰网:曾国藩热持续二十多年不减,除了这一阶段传统文化重兴的大背景之外,你觉得还有哪些原因?

张宏杰:我觉得跟曾国藩个人的特质比较相关,因为曾国藩不仅仅是一般的名臣将相,他还是一个有学术根底的人,他是一个理学家,这个形象比较鲜明。他既有自己的理论,又能付诸实践,并且获得了成功,所以大家比较关注。像王阳明也是这样,既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又用这些指导自己干了点事,这比较受人重视。

凤凰网:以立德、立功、立言而论,推崇心学的王阳明和推崇理学的曾国藩,貌似比较接近传统的“圣贤”标准,甚至被不少人视作“完人”。你如何看待两人的异同?

张宏杰:他们两个人还是很不一样。王阳明是一个天分很高的人,家庭背景又很好,他父亲是状元,家里也很有钱,从小教育也非常好,所以自幼就胸怀大志,十几岁就要开始做圣贤。而曾国藩是普通农民家庭出身,家里节衣缩食供他读书,他的目的就是当官,光宗耀祖,一直到在北京做官,30岁才立志要做圣贤。王阳明学什么都很快,中进士也很顺利,中了进士又研究佛经,研究道家的东西,又去练武功,很快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但是曾国藩学什么做什么都很慢。曾国藩虽然也认为王阳明是个圣贤,但是他对王阳明不是特别感冒,因为曾国藩崇尚理学,跟王阳明是崇尚的心学差异很大。曾国藩的理学比较侧重程朱,就是所谓的格物致知,然后实事求是,从实践中一点点来。曾国藩对王阳明有过一个评价,说王阳明虽然留下了那么多东西,但是最有价值的是一些政治上的公文,就是反映具体怎么做事的东西。至于心学,曾国藩一生没做过正面的评价,也没太多谈。但实际上,清代的学风跟明代不一样,明代就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谈的都是一些玄而又玄的东西,心学里面也有很多很玄,从佛学当中吸收了大部分的东西。但是曾国藩一生对佛学不感兴趣,所以这两个人反差很大。

位于湖南双峰的曾国藩故居“富厚堂”

凤凰网:你之前写过《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给曾国藩算算账》《曾国藩的领导力》等著作。你强调,自己写作《曾国藩传》偏重于曾国藩的心路历程,而不是对其生平事迹的研究性复原。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对于曾国藩的精神成长史,你有哪些重要的心得与发现?

张宏杰:关于曾国藩,大部分传记都会略去一些细节,像曾国藩的学生在晚清给他编的那套《曾国藩年谱》,不会提曾国藩考了七次才考上秀才,只是说过去考一次秀才,要经过县试、府试、省试,虽然曾国藩没考上秀才,但是在府试这个阶段考的名次比较靠前,在年谱当中就说这一年府试第几名,那意思就是成绩不错,但凡有闪光点都挖出来,但没考上的经历不写。

另外,曾国藩考中进士到北京做官,那个时候朝廷不给你分房,也不给你派车,你出差也不给你差旅费。曾国藩家里也没什么钱,为了解决到北京做官的经费问题,他就请假回家待了差不多一年时间,这段时间,他以修家谱为借口,拜访了湖南省所有姓曾的人家,还有所有湖南各地做买卖的小商贩,各地的官员,各地的大户,意思就是让人家给他随点礼,把这些钱汇集起来到北京去当官。我给他算了一下,他走了三千多里路,拜访了两千家人家,最后搞到了1500多两白银,带着这个钱到北京去当官。

这是曾国藩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而且他这个行为比较特殊,我查任何其他人的资料,没有像曾国藩这样做的。可能曾国藩也确实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通过这种方式打秋风,搞到一笔巨款。在我以前,这种事没有任何人在曾国藩的传记当中写过。在学生给曾国藩写的年谱当中,这一年就说曾国藩为了修家谱到湖南省几个县去旅游了一次,在路中还写了几首诗,美化成一个很风雅的事,这种为尊者讳的情况非常多。

另外一个问题,有一些传记侧重于主导思想,就是阶级斗争史观,曾国藩身上就没有一点好,全是坏,把曾国藩写成一个鬼,当然也有人把曾国藩写成一个神。我个人感觉,曾国藩是一个天分比较低,天资比较差,出身又很平常,家世背景又很平庸的人,但后来在当时的等级社会当中,曾国藩突破了他的背景限制,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同时也做了很大的事情,这是他身上最大的特点,也是我这本书的一个线索。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大家对成功学比较感兴趣,所以很多人也说曾国藩对他们有一定的激励或者启发的作用。

凤凰网:你认为曾国藩展现了“中国式力量”,他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另外,从个人精神成长的角度看,曾国藩也能给人们提供力量。但是在书最后,你也写到,他以一人之力,无法挽回传统社会积千年形成的强大颓势。那么,在曾国藩身上,究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

张宏杰:我感觉这两者都有,如果没有时势,曾国藩也不会成为一代名人,那他就是一个道德操守比较好,官位也会比较高的官员(因为他在太平天国之前就做到了侍郎,最后起码能做一个尚书),不会太有名,形象比较正派,但也不会做出什么太多的事。

实际上,升为侍郎之后,在道光末年包括咸丰年间,曾国藩就一直想辞官回家,就因为在那种政治比较保守、大家都不做事、政治气氛非常沉闷的氛围下,即使在官僚体系中做到“副部长”,实际上还是什么事也做不成,只能处理一些细枝末节的技术性问题,对整个国家的大方向没有丝毫影响。

后来他母亲去世了,他回到了老家,很灰心,打算在老家多待几年。这时候天平天国兴起,皇帝让他办团练,一开始他不打算出山,对整个国家、包括对皇帝没有什么信心。而且清朝历代对团练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团练的人数不能超过一两千人,不能出县去作战,只能在你这个县里待着。清朝政治制度的束缚,在团练这个事上体现得很明显。太平天国兴起之后,皇帝也要依靠民间的力量,但是限制又很大。那你实际发挥不了作用,所以曾国藩就打算给皇帝写奏折拒绝出山。这时候他的一个朋友郭嵩焘来找他,郭嵩焘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因为你成天说以天下为己任,要做一些大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改变整个国家和社会,你没有机会,所以辞官回乡。现在是一个乱世,恰恰有很多可能。皇帝让你办团练,实际你可以借机办一支湘军,凭着一己之力,说不定能扭转整个国家的命运。曾国藩一听也是这么回事,所以就开始打着办团练的旗号办了一支正规军,训练了一万七千多人,之后带着这些人出省作战。

不光曾国藩,左宗棠也是,如果没有乱世,左宗棠也不可能出来,最多也就是做一个地方官身边平庸的师爷,起点辅助作用,不可能独当一面——所以,晚清曾胡左李还是乱世的产物。

皇帝一届不如一届 曾国藩为何选择死忠?

凤凰网:你写过《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在《曾国藩传》中,你写到了曾国藩一生经历的三个最高统治者:道光、咸丰、慈禧。你认为,道光做皇帝是“武大郎开店”,专门用不如自己的人;咸丰皇帝一方面自卑敏感,一方面刚愎自用,缺乏自知之明而且自我反省能力太差;慈禧文化水平低,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权术无见识,一切出发点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那么,在清王朝的后期,最高统治者真的一蟹不如一蟹吗?

张宏杰: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国运所致,国家运气不好,什么东西都赶不到点上,需要出现雄才大略皇帝的时候,皇帝偏偏一个一个不争气,道光实际上有两种选择的可能,一个是选择奕䜣,一个是选择咸丰。奕䜣这个人能力很强,道光出于守成的考虑,保持稳定,把风险降到最低。所以选择了比较平庸的儿子,而不是一个特别有能力的儿子,因为有能力看起来就有风险,出于这种维稳的考虑,道光就选了咸丰。

奇怪的是,清朝从咸丰开始,就更加不行了,咸丰的儿子同治,以及后来的光绪,包括宣统,连着三个皇帝都生不出孩子来,这是一种偶然还是必然?一个王朝到了衰败期,各方面都不行。

建立北洋水师的时候,清廷挨了那么多次打,终于振作了一次,想花一笔钱打造一支全世界最先进的水师。但很不巧,清廷买完军舰之后这十年,正好是全世界航海、海军技术更新换代很快的十年,过了十年,军舰都更新了,日本买军舰的时间比咱们靠后,性能就更好一点。中国文化的特点是,费了很大劲往前推一步,推一步歇半天。买了一支舰队又舍不得花钱去更新维护,感觉这个挺不错了,结果甲午海战又败了,各方面都赶不到点上,所以有的时候也是天命。一个人,一个国家,可能有十几年几十年的好运气,过几十年可能就会遇到坏运气,什么事都跟自己的想象不一样,好运总会用光——这可能是比较唯心的一种说法。

凤凰网:平定太平军后,曾国藩自剪羽翼,裁撤了自己一手组织的湘军,并且让曾国荃离职。显然,这是曾国藩为了消除慈禧及满族统治者对他的疑心。这种做法,在他与朝廷中枢的互动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张宏杰:其实清朝这些皇帝对汉人武装的意识极为敏感。在曾国藩以前,几乎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都是用满人,起码是旗人,当然也包括汉军旗人,有些将领是汉人的名字,实际是旗人。像曾国藩这样的汉人,自己弄了一支军队,在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所以,在平定完太平天国之后,整个满族的军队,包括皇帝、太后对曾国藩的军队都非常紧张,虽然我们知道,曾国藩内心对这个朝廷忠心耿耿,但是猜疑是不能避免。

曾国藩对历史太熟了,他很注意琢磨历史人物的命运。他自己做过一个总结,几千年来立了大功的人最后还能善终的很少,只有唐朝的郭子仪一个人。他当然想善终,所以就把湘军裁撤了。另外,这也是因为湘军后来的纪律慢慢涣散了。但是,在裁撤湘军的时候,曾国藩留了一手,他把李鸿章的淮军给留下来了。淮军建立的时间比较靠后,武器装备比较先进,因为当时是在上海,所以他就做了这样一个布局,这个做法还是很有效的,立刻解除了慈禧对他的担心。慈禧后来对他的忠诚没有怀疑过,整个朝廷中枢对他也很放心。

清人绘湘军战图(局部)

凤凰网:你在书中写到了清朝统治者一直严格恪守着满汉之分,一些汉族统治者为了获得皇帝的欢心,也提醒皇帝提防曾国藩这样的汉族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汉族大臣被重用,应该说,这并非满清统治者对他们的信任,而是因为整个满清统治集团已经彻底腐化堕落,不得已而为之吧?

张宏杰:对。一方面满族人口总数很少,即使到清朝末年,在全国人口中占比也很低,人口基数决定出现人才的概率不会很高。另外,满族一直养尊处优,朝廷给他们补助,所以完全没有早期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到后来整体腐化了,出现的人才很少。像肃顺这样比较有眼光的人,像奕䜣这样的人,在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而且修养也不全面。肃顺为人有很多缺点,容易被人抓住小辫子,远远没有曾国藩那样处事周全和稳重,所以最后在政治斗争中也失败了。相反,汉族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有深厚的文化土壤,所以人才还是一代一代出现,只看给不给机会。

凤凰网:《曾国藩传》写到三件事:沈葆桢对曾国藩忘恩负义,截留财源,朝廷偏袒沈葆桢。洪秀全的儿子逃出南京,左宗棠在奏折中蓄意诬陷曾国藩兄弟,引发曾国藩的反击,两人互揭老底,正好符合朝廷分而治之的策略。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内阁发抄曾国藩奏折时断章取义,慈禧又抛出曾国藩这样忠心耿耿的老臣作为替罪羊。在君主制下,最高统治者的核心还是维护自己的权力,而不是维护整个国家的利益,并且毫无所谓的“君臣之义”,但是曾国藩始终保持着对朝廷的忠诚。你怎么看他的这种忠诚?

张宏杰:从秦朝之后,整个中国的君主处事方式,实际上就是外儒内法,表面上遵守儒的那一套,对大臣比较尊重,讲君臣信义,实际上,大部分皇帝骨子里都是遵循法家那一套,谁也不信,就琢磨着怎样让政权最稳定。只有宋朝皇帝,包括唐朝的唐太宗,还有点儒家皇帝的意思,别的皇帝都不行,特别是明朝、清朝的皇帝,那就是琢磨着怎样让大臣老老实实的当奴才,不要有任何异心。

曾国藩受儒家的熏染比较重,儒家强调忠臣孝子。汉代之后,儒家的伦理就是不管皇帝对你怎么样,你要对皇帝忠诚。到曾国藩的年代,清朝建立两百年了,所以谈不上对满族人有什么仇恨。儒家的伦理原则要求他忠于皇上,而且中国人还有一个奇怪的思维方式,你生活在哪个朝代,吃的是这个皇帝的粮,呼吸的是这个皇帝给你的空气,皇帝本身就对你有恩——这在今天看当然是很不合理的思维方式,但当时,对所有人实际都有一种束缚力。太平天国起义过程中,太平军杀到各地,很多汉族大臣自杀殉国,自杀之前都会写一点表达忠诚的诗歌,这种心态比较真诚,曾国藩对皇帝也很真诚。

另外,曾国藩和太平天国之间主要还是文化上的战争,太平天国是一种以西方基督教为基础,但是又结合了中国民间文化的一个变种,曾国藩这些士大夫维护的是比较纯粹的传统文化,出于这一点,他们也要站在朝廷这一边。

面对酱缸与坎坷曾国藩改变了什么,又坚守了什么? 

凤凰网:你在书里写到曾国藩被削夺兵权,蛰伏两年在家守孝期间的“中年变法”,他对自己有很多反思,看到了自己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他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潜规则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于是变得谦虚,同时也更圆通了,这种转变却如鱼得水。从个人选择来说,这种转变无可厚非。但另一方面,这种转变却是人性的扭曲:一个人为了实现更大、更重要的目标,必须按照社会的潜规则来做自己不愿意甚至是厌恶的事,这让我想起了柏杨先生批判的酱缸文化。对此你怎么看?

张宏杰:很多人对《曾国藩传》感兴趣,对曾国藩这个人感兴趣,这可能也是打动他们的一个点,为什么?因为曾国藩遇到的处境,和我们每个生活在中国社会当中的人生经验都有共鸣。我们都有理想,希望活得光明磊落,问题是社会环境不允许,就像柏杨说是个酱缸。我们现在社会欣欣向荣,我们这个国家充满希望,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大量的不如意的,几千年传下来让人比较郁闷的地方,理想和现实之间发生碰撞,当然会出现曾国藩面对的情景。

面对这个情景怎么办?曾国藩实际上提供了一条思路——你要是以个人之力把这个社会环境治理好之后再做事是不可能的,只能是一边忍受这个环境,一边适应这个环境,一边去做事,去试图改变。所以曾国藩这个思路,好像也是一个常识,是一个最合情合理的思路。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就慢慢的变扭曲了,始于作伪,终于无耻。曾国藩到最后还是保住了自己的本性,在经济上,终身没有做贪官,没有贪过钱。他坚持自己的人生理想,到老年也没有变,只不过表面上变了,处事规则和以前不一样了。曾国藩这个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真的能改变自己,他天资很差,年轻的时候,性格上的毛病也很多,但他通过“学做圣人”,确实在性格上、做事方式上自我管理,做出了很大的调整,差不多达到了脱胎换骨。

但到,曾国藩到中年做事,发现这种调整还不够,他于是去完成第二次调整。所以他告诉我们,人真的是能变的,不光青年时代能够自我完善,到中年也能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他的特点就是用自己顽强的毅力和强大的意志力,实现了自我改变。

凤凰网:你认为,曾国藩是“非典型清官”,他生活简朴,没有把任何一分钱公款装入私囊。但是,他也遵守官场的潜规则,用“小金库”用于官场的应酬和打点、送礼等等。如果说,曾国藩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清代官员的低薪制是否才是真正的原因?

张宏杰:前面说到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是低薪制,原因就是传统的税收方式比较落后,从老百姓身上收税也不是很容易,所以收上来的税,可能差不多一半用于供养军队,另外一半给百官开支,剩下的钱皇帝才能给自己皇室享用。很多时候皇帝给自己花的钱比较多,军队按最低标准养活,最后发现唯一能够压缩的就是官员的工资。所以历代给官员开工资,大部分时间都是不够的。只有少数几个朝代,像西汉的时候,唐朝前期,宋朝的时候,给中级以上的官员开的工资考虑比较周密。唐朝、宋朝官员的官服,家里日常支出都有考虑,所以当官用不着去捞钱,就能活得不错。

到了明朝的时候,朱元璋就把这些官员工资表当中2/3的项目给砍掉了。明朝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到国家财政紧张的时候,就把工资折成别的东西,明朝后来拼命制造万国来朝的景象,号召各国来进贡,花重金买外国的香料,像胡椒这些东西,放在宫里,没钱给百官发工资,就给他们发胡椒这些东西,象征性的开工资。明朝皇帝流氓气比较重,意思就是你们手里都有权,你自己去捞,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清朝的低薪制度也是从明朝延续下来的。中国人有一种心理,民国的时候有人写的回忆录中提到,你家里雇一个老妈子,你不必给她开太高的工资,因为你即使给她开高工资,她到菜市场拿你家钱买菜的时候也会揩油——这跟皇帝的思路是一样的,不管给官员开多少钱,反正你也得贪,我少给你开点,自己还省一点钱。

这种思路造成的结果就是,工资开得不够,官员就得贪污。本来工资和实际生活支出的差距是一千两,但贪污是没有底线的,他很可能就贪一万两,甚至贪十万两,最后还是整个国家受损失。几千年来,中国就一直在圈套里,在这个反常识的做法里跳不出来。

凤凰网: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1854年靖港兵败,1855年湖口惨败都曾经投水自杀,1860年祁门被困也准备自杀,从个人修为的角度,应该怎样看?

张宏杰:在过去,特别是在明清官员自杀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明清有一个要求,就特别是清朝,官员守土有责,地方官守土有责。你是一个巡抚,你这个省的省会要是被攻下来了,你不应该逃跑,原则就要求你在城里头自杀,然后你全家老小跟着自杀,这样的行为才恰当合理。

太平军攻占了常州之后,原来住在常州的两江总督叫何桂清,他先跑到苏州,后跑到上海,他说我是要组织抵抗,不能说我地方被占了就自杀。等上海被收复之后,朝廷就把何桂清抓起来了,让大臣发表意见,说何桂清该杀不该杀,曾国藩就上了一道奏折,大臣守土有责,这种情况就该杀,结果把何桂清给杀了。

军队也是这样,如果你这支军队遭遇失败,将军如果自杀,就表示你敢于负责承担责任。曾国藩三次自杀跟这种心理有关,带兵打仗不要钱不怕死,他首先要做到不怕死。

凤凰网:你在《曾国藩传》中写道,“曾国藩用一生捍卫、守护了自己珍视的文化和信仰,他死在了补天填海的路上。曾国藩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更达到的高度,同时,也证明了一个人意志力的局限。”在当下社会,现代人应该怎样学习曾国藩?

张宏杰: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浮躁、人心比较狡诈的时代,都想四两拨千斤,四处去寻找风口,怎样迅速的发财,迅速的成功。在这一点上,我感觉曾国藩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他的人生哲学是做事要慢慢来,一步一步来,把基础打得扎扎实实。这种方式看起来慢,实际是最快的。这样的话,你后来的人生当中就不会犯大的错误,你做任何一个事情,如果前期打基础的阶段,你有大量的漏洞,最后你盖这个楼就会轰然倒塌,最后还得重新来。这个时代也是一样,一个国家短时间内发展过快,发展过程当中必然千疮百孔,环境污染,资源被抽空……各个损失可能几十年几百年都补不回来。所以我感觉,曾国藩扎扎实实的来,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思路,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缺的想法。

历史学者张宏杰,代表作品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给曾国藩算算账》《曾国藩传》等。

采写:张弘 凤凰网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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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柳理 PN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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