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记盛|台湾院士黄一农:从曹雪芹朋友圈破解历史悬案

2019-04-24 10:32:31凤凰网国学

“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2019年第一场:曹雪芹《废艺斋集稿》的重探与证真

(一)一场悬念重重的讲座

2019年4月18日上午10点,中国艺术研究院第五会议室。

慕名而来的观众,一直挤到后门口。他们中,既有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研究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也不乏青春少年,文史发烧友,普通的文学爱好者。

很难描述,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到底会发生什么,一场高深艰涩的学术研讨?抑或一幕悬念迭生的历史探案?

他们即将听到的,是今年第一场“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题目比较学术——曹雪芹《废艺斋集稿》的重探与证真,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和北京曹雪芹学会联合主办。

参与讨论的嘉宾大有来头:主讲人黄一农,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曾在美国知名大学担任过职业天文学家,以“e考据”(充分利用电子资源、大数据进行文史考据)蜚声两岸。讨论人是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和文史名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创院院长刘梦溪。主持人则为知名法学家、中国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研究员梁治平,去年的五场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都是他担纲主持。同坐在现场前排的,还有美国著名汉学家周锡瑞,艺术理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吕品田,红学家高淮生、乔福锦等。

黄一农要重探和考证的,是七十多年前昙花一现又迅速潜伏的一部奇书,和四十多年前引起中国红学界轰动且至今未成定论的一桩悬案:《废艺斋集稿》及其作者,而焦点人物正是曹雪芹。

(二)一桩沧桑悬疑的公案

讨论《废艺斋集稿》这个主题,就不得不先了解七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1943年,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城里,23岁的孔祥泽,正在北平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即日据时期的北京艺专)学习绘画和雕塑。一日,他的老师,对中国风筝极感兴趣的日本教员高见嘉十,通知他有位日本商人金田先生收购了一套八卷本手抄书稿,其中有专讲中国风筝制作工艺的内容,速来阅看。

黄一农与99岁高龄的孔祥泽先生合影

孔祥泽闻讯赶去,与老师高见嘉十、关广志、杨啸谷、书稿所有者金田先生、风筝名家赵雨山、金钟年、金福忠等人,一同翻看了这套名曰《废艺斋集稿》的抄本。该书的八卷,分别讲述了金石雕刻、风筝制作、编织工艺、脱胎手艺、织补、印染、园林布置和烹调技艺等内容,充分展现出作者“于学无所不窥”的特质。这套书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为帮残障人士求取一技之长而撰。最吸引他们的,是第二卷《南鹞北鸢考工志》,系统记载了风筝扎、糊、绘、放等技法、口诀和图谱,内容包括扎糊、烤架、脱胎、薄盔、彩绘、计纸论力、选竹刮削、烤形去性等细节,还附有大量墨线图、彩图以及百余首歌诀。而自序文的落款处,写的是“丁丑年清明前三日,芹圃曹霑识”,只是当时并没有引起他们注意。

据孔祥泽回忆,书主金田氏不允许他们拍照,且急于将书带回国。于是在高见的协商争取下,他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抄录、临摹此书,重点是《南鹞北鸢考工志》。很快,这套书稿与它的所有者金田氏,便杳然无踪了。

直到三十年后,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因为香山脚下卧佛寺附近发现了曹雪芹题壁诗,引起红学界轰动,而这部署名“芹圃曹霑”的《废艺斋集稿》,才正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著名学者、红学家吴恩裕通过研究孔祥泽、金福忠等人提供的资料信息,写下了《曹雪芹佚著和传记材料的发现》,认为集稿系出自曹雪芹之手,并强调曹不仅是个文学家,而且在绘画、医学、建筑、烹调、工艺等方面博识多才。

老一辈红学家合影。左起:蓝翎、李希凡、冯其庸、周汝昌、俞平伯、吴世昌、吴恩裕。

1973年初,茅盾在读过吴的论著后,欣然赠诗云:“浩气真才耀晚年,曹侯身世展新篇。自称废艺非谦逊,鄙薄时文空纤妍。莫怪爱憎今异昔,只缘顿悟后胜前。懋斋记盛虽残缺,已证人生观变迁。”

然而,质疑之声也不绝于耳,特别是对曹氏佚著、材料来源、所涉人事的真伪之争,红学界至今未息。《废艺斋集稿》到底是不是曹雪芹所为?书中所录爱新觉罗·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记载了乾隆二十三年戊寅腊月二十四日,敦敏邀约曹雪芹、董邦达、过子龢等人一同鉴定古画等事,其中的“曹雪芹”与《红楼梦》作者是否为同一人?《集稿》第二卷《南鹞北鸢考工志》,与曹雪芹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联?

由于证据材料的局限,持正面态度者对红学界的质疑点,虽力图解释,但无法说服对方。而两边都无法再进一步举出强且新的论据,或者有真正杀伤力的反证,这一长达四十多年的争议,终究流于各说各话,甚至逐渐成为乏人闻问或不敢触碰的公案。

(三)迷阵,从曹雪芹朋友圈突破

 “我为什么接触这个事情?因为我家父母年纪都很大,我父亲今年99岁,我深深体会到,时间对于我们学术研究工作者的一个压力。”

演讲开始,黄一农谈起前几天专程拜访的孔祥泽先生,他今年虚岁100,是七十多年前参与抄录《废艺斋集稿》的唯一健在者,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曹(雪芹)氏风筝”传承人。“我想说,如果再不试试看,如果我们这一代人都这样子糊里糊涂地错过曹雪芹这么一个特殊的面相,将来到另外一个世界,我们怎么面对曹雪芹?”

众所周知,《红楼梦》之外,曹雪芹的存世作品极少。百年来的红学研究,考证派多从曹雪芹家族世系、清史实录、社会政治等入手,振叶寻根,解密《红楼梦》里的草蛇灰线,成果固多,纠葛也不少。因此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说,红学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

1988年贵州省博物馆惊现《种芹人曹霑画册》,因真伪难辨,以至于二十多年来以“与曹雪芹无关,不像造假,存疑”的身份,长期被幽置于该馆库房。三年前,黄一农辗转找到贵州博物馆藏《种芹人曹霑画册》,针对册页上八张图的画风、题诗、钤印、人物、年代,通过家谱、文字等证据的大数据分析,推判出确系曹雪芹墨宝,其中包含他亲笔所绘的八幅小品,以及所写的“冷雨寒烟卧碧尘,秋田蔓底摘来新。披图空羡东门味,渴死许多烦热人”一诗。这种将曹雪芹的家世研究置于“e考据”时代的背景下,大量使用各种所能见及的数据库,为红学界乃至史学界灌入一股新风。2018年5月,余英时对黄一农考证《种芹人曹霑画册》事专门题曰:“一农兄以此册见示,又多方讲解,余非轻信之人,亦从未见过雪芹书画,但不知不觉中,已觉此册出于雪芹笔下。”

那么,黄一农的“e考据”,能否侦破《废艺斋集稿》这一悬案呢?

1、曹雪芹为何要写风筝专论?

讲座中,黄一农先从《集稿》的发现过程入手,对孔祥泽、高见嘉十等当事人及文本抄写过程进行真伪甄别,并介绍了吴恩裕先生当年的研究过程。他指出,孔祥泽等人当时抄摹的重点是专论风筝的《南鹞北鸢考工志》,內含乾隆二十二年清明前三日“芹圃曹霑”的自序,二十四年正月董邦达的序,书末另有敦敏记录二十三年腊月二十四日聚会的《瓶湖懋斋记盛》(按:董邦达,清代书画家,乾隆二年授编修,官终礼部尚书。爱新觉罗·敦敏,字子明,号懋斋,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爱新觉罗·阿济格五世孙,与弟弟弟敦诚皆为曹雪芹好友。)当时抄摹的文字尚不足全书7/10,彩图不足6/10,墨线图不足1/2,但涉及各类风筝扎糊法的43首歌诀则全抄齐了。而《瓶湖懋斋记盛》一文因长约万字,且非直接与风筝攸关,则未及抄录。由于都是抄写而非原书的影印,故数十年来的争论才会由此开端。

《南鹞北鸢考工志》抄本(图片由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朱冰老師提供)

在《南鹞北鸢考工志》的自序中,曹霑花了相当篇幅介绍此书的撰写缘起:

某年岁末,一位因伤足而旅居京师的故人于景廉来访,立谈之间泫然涕下,称家中已断炊三日,告贷无门,“小儿女辈牵衣绕膝,啼饥号寒,直令人求死不得”。曹霑“闻之怆恻于怀,相对哽咽”,但自己也困窘不堪,所能资助的无异于杯水车薪。在留于景廉住的当晚,曹无意间听他说到,有贵公子买风筝常一掷数十金,于是连夜赶制了几个风筝给他。没想到这年除夕,老于冒雪而来,鸡鸭鱼蔬满载驴背,兴奋地告诉他,这几个风筝卖了好价钱,可以过个肥年,故专程前来感谢。后来,老于在曹霑的教授下以扎风筝为业,居然小有名气,解决了养家糊口的大问题。这件事让曹霑深受触动,“乃思古之世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今者如老于,其人一旦伤足,不能自活,曾不转乎沟壑者几稀矣”,因此,他援笔写了这本书,希望“有废疾而无告者谋其有以自养之道也”。

他的朋友董邦达也为这卷书写了一篇序,其中提到“曹子雪芹,悯废疾无告之穷民,不忍坐视转乎沟壑之中,谋之以技艺自养之道,厥功之伟,不可计量也哉”。黄一农说,董邦达的序中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清晰地指明了书稿作者曹霑即曹雪芹。

但是,独此一据,还无法说服人。黄一农于是进而对抄本中的《瓶湖懋斋记盛》进行考证。此文作者是曹雪芹的好朋友敦敏,是他把乾隆二十三年腊月二十四日的聚会过程记载下来。《记盛》开篇即说:“《南鹞北鸢考工志》一书,为余友曹子芹圃所撰。窃幸邀先睹之快,初则惊其丹青之妙,而未解其构思之难也;既见实物,更讶其技艺之精,疑假为真。方拟按图索之,乃复顾此失彼,神迷机轴之巧,思昧格致之奥矣……”不仅佐证了作者即曹雪芹,更对其才艺叹为观止。

《瓶湖懋斋记盛》抄本

2、《瓶湖懋斋记盛》中曹雪芹的朋友圈是否真有其人?

不过文本的证真,并非易事。黄一农接下来对“瓶湖懋斋”所在地进行了考证,他通过对《清乾隆内府绘制京城全图》、乾隆朝《宸垣识略》以及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京师城内首善全图》进行分析,指出敦敏家所在的“瓶湖”,即当时北京内城西南角的太平湖,也叫平湖。

随后,黄一农又根据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原文和孔祥泽白话翻译的《懋斋记盛的故事》,找出敦诚、曹雪芹(芹圃)、董邦达(字孚存)、过子龢(过三爷)、□舅鈕公、于景廉(字叔度,于瘸子)、惠哥(惠敏、惠老四)、端隽(号颖夫,端七爷)等线索人物,认为能否在其它独立史料中找到与上述后五人相符的真实历史人物,就成为论辩《废艺斋集稿》真伪的重要切入点——要知道,这五位都是学界全然陌生之人,是否果有其人呢?

史海浩渺,要找到这些并不出名的人物,何异于大海捞针。此后黄一农的论证,宛如层层剥笋。譬如“惠哥”这个人物,过子龢称其为“惠老四”,并谓他是宗室敦敏(“永”字辈的“堂兄弟”,曹雪芹则称其为“惠四弟”,按照文本所提供的线索,“惠哥”应该是从小伤腿,曾学画,虽被认为有天份,但因学习过程出现状况而未能持续,出继后过着孤儿寡母的困苦生活(曹雪芹语),故过子龢建议曹雪芹和于景廉(外号“于瘸子”)能带领他改习制作风筝以获取一技之长。在董邦达、敦敏的帮腔下,曹雪芹和于景廉遂表明愿带“惠哥”学习扎制高级风筝。

据孔祥泽回忆当年风筝名家金福忠的说法,“惠哥”应该叫惠敏。根据这一线索,黄一农认为,惠敏既然是清代皇族,就应能从1937年的《爱新觉罗宗谱》中查得其人其事,因为该书几乎没有任何断链之处,是中国有史以来卷帙最庞大的一部族谱,而遗憾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支持或否定《瓶湖懋斋记盛》的正反方,竟然无人起意遍查这本皇族仅有的宗谱。在翻阅学苑出版社重印的《爱新觉罗宗谱》后,黄一农发现,末附两册依拼音排列的人名索引中,音同于“惠敏”的宗室,且生活于乾隆朝、“永”字辈的只有“惠敏”与“慧敏”二人,并最终认定,这个惠敏正是“惠哥”,原本排行第四,一岁时过继给清代散秩大臣佛纶 (1664-1735)的孙子武尔图为嗣,而这一脉,恰与接替曹雪芹祖父曹寅出任苏州织造、后来被雍正抄家的李煦有着姻亲关系。故此,惠敏在曹雪芹的朋友圈里,再自然不过了。

对“□舅鈕公”的考证,也相当精彩。按照敦敏《瓶湖懋斋记盛》所述,乾隆二十三年七月,自闽返京的“□舅钮公”过寿,但他对那些鲜衣华服且谄语佞色的世家子弟颇为不耐,遂私下邀敦敏欣赏他自福建带回的一批字画,并告诉敦敏愿将其中较好者相赠。钮公于十月获赐宅第时,还托敦敏向过子龢索题。

黄一农认为,“□舅”后加“○公”的表述,遍搜《汉语大词典》以及各种资料库后,共可发现有两大类:一是与当事人有姻亲关係,如母舅、娘舅等,另一类则与当事人无姻亲关系,而是用指皇帝母舅的国舅或皇舅,如《红楼梦》第十六回记凤姐见贾琏归来,便笑道:“国舅老爷大喜!” 耙梳《爱新觉罗宗谱》中的敦敏家族小传后,黄一农发现在敦敏的姻亲当中,除敦诚的妻族钮祜禄氏外,应无近支有可能被他称作“□舅钮公”,而且,赐第乃皇帝所给予的极特殊恩宠,能承此殊恩的,只能是国舅,国舅必封承恩公,但承恩公却不见得有“国舅”的称号。乾隆二十三年,共有六位承恩公同在世,分别为佟佳氏的那穆图、钮祜禄氏的伊松阿、富察氏的明瑞、赫舍里氏的法尔萨、乌雅氏的柏永、纳喇氏的德禄。其中,只有伊松阿是皇帝的母舅,也只有他可能被称作“钮公”。由此,黄一农推断,“□舅钮公”只能是乾隆生母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之弟伊松阿。

考证“过子龢(过三爷)”,更显示出黄一农惊人的资料发掘与数据分析能力。

在敦敏所记的懋斋之会当事人中,身分地位最高的应是翰林出身且时任吏部左侍郎的董邦达,其次则为别号子龢的过三爷。七十多岁的过公,谊属敦敏颇亲近的前辈,由于过子龢与董邦达相熟,敦敏因此请他出面代邀董邦达,同时要他作陪。那么,这位颇有身份且善于书法的“过三爷”,究竟是谁呢?

黄一农从上海图书馆所作的“中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发现所收的过(音“郭”)氏家谱,主要分散在江苏、浙江、江西等地,推测过子龢有可能就是南方人士。而董邦达是浙江富阳县人,如果过子龢先前曾在北京应试或出仕,则他与董氏相熟的机会就较多。于是,他决定优先耙梳在雍正初年前后考取科名(包含进士、举人、荐辟、贡监等)之过氏。

经翻查乾隆朝的《山东通志》、《江南通志》、《浙江通志》、《福建通志》以及光绪《江西通志》,发现在康熙末年至雍正朝之间,仅过秉钧、过炳蚪兄弟分别于雍正二年甲辰补行正科及雍正元年癸卯恩科中举。

过秉钧兄弟为求留京发展,都曾考选内阁中书,他俩均善书,尤其擅长馆阁楷体。秉钧家族为书香世家,其姻亲中亦屡见当地的科第望族,交游圈也与董邦达等人颇多重叠,且与曹雪芹、敦敏、敦诚等在京的八旗文士存在相互认识的管道。

另外,黄一农又通过检索大数据,发现古人以“子和(通“龢”字)”为字号的,不少人之名乃以“钧”为尾字,这一高出现率绝非碰巧,疑其取字号时以“君”为“钧”的谐音,并借用《论语》“君子和而不同”或《礼记》“君子和而不流”之意。当然,他也承认,在过氏宗谱中,过秉钧是长子,与“过三爷”不合。但查《锡山过氏宗谱》,又发现过秉钧往上溯四代皆人丁单薄,至十七世仅有秉钧等七人,因此怀疑过秉钧等堂房兄弟是以大排行互称。

透过残存的材料和讯息碎片,并藉由其它独立文献,黄一农指出,懋斋之会的当事人中,“□舅钮公”即国舅或皇舅钮祜禄氏伊松阿,“惠哥”为宗室敦敏的族弟惠敏,“过子龢”是董邦达认识的过秉钧。这些新发现,与各当事人的种种讯息非常符契,而且考诸懋斋之会的当事人敦敏、董邦达、过子龢、曹雪芹等人的住所距离,也无不得到印证。不少红圈熟悉之人,如伊松阿家与永忠、敦诚、明义母舅永珊以及曹雪芹的表侄庆恒均结姻,惠敏家与李煦家有相同姻亲,过秉钧家与陈浩、黃克显、董邦达相熟,也从这一社交网络的延展梳理中得以重新浮现。

位于北京植物园卧佛寺附近的曹雪芹纪念馆

3、黄一农:为这样的曹雪芹干杯酒

由此,黄一农认为,《废艺斋集稿》中目前残存的数千字文言文,其文笔、意境、相关人士,不可能系他人造伪、无中生有,何况当时还摹写了许多精致动人的风筝图样以及百余首歌诀,这些应可以强有力地支持曹雪芹《废艺斋集稿》的真实存在。曹雪芹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还是一位实践派的人道主义者;书中涉及工艺美术的内容,不仅让我们见到曹雪芹在应用艺术上的深厚造诣,更可彰显其帮助“有废疾而无告者”的胸怀,足可在中国工艺史与社会史上留下精彩的一页。黄一农还说:

“我深盼红圈中人都能敞开心胸,给曹雪芹一个公平合理的机会,毕竟我们都不希望在时间之流快要冲洗掉这段历史记忆之际,只因某些个人的主观偏执以及先前研究的阙漏不足,而不经意错失了曹雪芹在小说家之外另一个前所陌生却又令人悸动的面相。”

原拟在一个小时左右结束的演讲,不觉间拉长到将近两小时,黄一农最后深情而幽默地说:

“我的另外一部分生命属于天文学家,如果三四十年前你问我宇宙是什么构成的?我应该会告诉你由基本粒子构成,但是现在如果你再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会告诉你,宇宙是由一个又一个生命故事所构成。在这个世界,有些人都纠葛在里面,我并不是要帮谁平反,只有学术才能够回答学术的问题。我知道有一天,我一定会离开这边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我非常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曹雪芹来敲门,他来找我。我去之前,会带上一瓶准备好的老酒,大家知道他酒渴如狂。雪芹拿着酒什么话也不需要讲,我先干了这一杯。如果你们想知道接下来我跟他在一起会做什么事情,讲什么话,你必须像敦敏那样,到山东馆子里面叫一桌菜,我们再考虑要不要让你们加入!”

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胡德平

(四)“神探断案”般的震撼!胡德平刘梦溪梁治平齐点赞

黄一农演讲结束后,讨论人之一、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胡德平登台,以“从绘画角度谈《废艺斋集稿》的真实性”为题,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应和补充。他指出黄一农先生的研究,特别是考证检索工作非常有意义。证据链环上,对《废艺斋集稿》所涉及的人、物、时间等的考证属于“硬件考证”,对其专业知识、技能、思想、价值观的分析认定则属“软件考证”。

就曹雪芹论画的言行著作而言,胡德平认为,曹雪芹善于鉴画,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中记载,他与过子龢、董邦达一同鉴定《秋葵图》和《元人平安如意图》两幅画,董邦达完全同意曹雪芹的评断,且不打折扣。后来这幅《秋葵图》还献给了乾隆,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不仅如此,曹雪芹还善画,并学会了西洋画的绘画技艺,即掌握了用光、焦点透视等画技。比如曹雪芹制作的宓妃风筝,可算风筝中的“绝品之最”,过子龢年纪大眼神不好,初见疑为真人,而为乾隆供职画苑的董邦达也惊叹道:“此色彩诚为奇绝,何以如此鲜明如阳光曝照耶?”曹雪芹道出秘密:“余睹西洋画后,吸其用色之长,作此‘迷笔’,幸勿以杜撰见笑也。”所谓的“迷笔”,即西洋画技。

又如曹雪芹说:“敷彩之要,光居其首。”他认为颜色是由光照的结果,这彻底颠覆了南北朝时谢赫所谓“随类赋彩”,即绘画用色不用光的古法。他还批评明清画家“都以纯色为主,深浅无非为白粉冲淡而已”,不懂王维的“复色明暗之法”,即不懂用复色、间色来绘画。此外,曹雪芹接受西方绘画的技艺,强调“备阴阳于一体之间”,乾隆皇帝曾让郎士宁为他十几位嫔妃画像,但脸上不准有阴影。曹雪芹则说,“有形必有影,作画岂可略而弃之耶。”足见其对绘画理论有相当深的见地。

胡德平还展示了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两蝶一蜂牵牛花》、《墨蝶红牡丹图》、《茄子茄花图》等画,从其质感、光感、高光区、立体感,可以清晰看出取自西洋的技法,但考其年代,应该完成于1773年以前,即曹雪芹生活的那个时期。他说,文化的研究与传播,除了口号之外,还要更多地做实际的工作,黄一农先生是台湾学者,尽管接触红学比较晚,但他为此投入很大的精力去研究,这种精神值得大陆学者学习。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创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刘梦溪

“我想这是我最近以来参加的最受教益的一次学术讲论,也可以说是一次令人震撼的学术盛宴!”

一同参与讨论的文史名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刘梦溪,在总结时兴奋的说。

作为资深红学研究者,以及这场讲座的策划人,刘梦溪在开场引言时即点出本场讲题的特殊之处:去年五场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侧重于思想和学理,而此次则重在材料考证,甄别史料,辨识真伪。他回忆上世纪70年代关于《废艺斋集稿》真伪的论争时,很多老辈学者卷入其中,1977年秋天,一次前往看望茅盾先生,谈到《集稿》,茅盾说:“在没有新的可靠的证据出现的时候,与其指其为伪,不如先信其为真。”

数十年后重新讨论这一问题,刘梦溪称与黄一农近十年的研究有很大关系。他说与黄先生相识于在德国召开的“纪念汤若望400周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至今已过去27年,黄先生由科技史而天文学而耶教东传与东西文化的交集与冲突,再到近年的《红楼梦》作者考证和清史的对话,整个学术转变过程为他所目睹。“黄一农先生的红学考证,主要借助于庞大的数据库,所以他称为e考据时代的红学研究,这是前辈学者无法想象的。如果说清代学者把中国学问的家底翻了个个儿,那么黄先生不仅翻自己的家底,还可以无障碍地去翻别人的家底,有关《红楼梦》和曹雪芹这个领域,许许多多的家底不知被他翻了几个个儿。而且重新组合曹雪芹家族和亲属的网络,特别是广泛的朋友圈,把他们全部链接起来,已往研究的许多漏点和悬疑,很多都被他破解了。”

刘梦溪坦言,自己曾对黄一农的研究有所置疑,但此次演讲解除了他的疑虑。过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强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不要讲话,提出史学研究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作为中研院的院士,黄一农没有辜负傅先生的期许。

担纲主持的梁治平用“神探断案”概括了自己的感受,他说,过去的学术考证,在人们印象中往往是很枯燥的,外行人很难进入,而黄一农的考证非常有冲击力。这种科学方法的运用,不单是在红学,也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史学当中都很重要,具有巨大的潜力。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研究员梁治平。

【延伸阅读】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

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迄今已成功举办了六场,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自2018年起面向大众重磅推出的人文讲座,旨在从艺术与人文切入,深度关切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回归与重构。作为该高研院的高级研究员,陈方正、林祥雄、李零、章新胜、王石,陈越光、陈嘉映、陈平原、白谦慎、王学典、黄一农、梁治平、赵汀阳、郑永年、任剑涛、余世存等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专家、艺术家,以及众多杰出人文学者,都将在此平台上分享他们的卓识睿见。

    据悉,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创办于2017年12月,创始人和首任院长为著名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创所所长刘梦溪先生。作为跨学科高端研究机构,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是在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基础上创设成立、并得到敦和基金会的专项资助。高研院以艺术与人文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包括艺术史、艺术理论、当代艺术以及历史、哲学、文学、伦理学、宗教学、文化学等;研究重点在于艺术与人文领域较具普遍性的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着眼于长期学术建设,致力于整合中国艺术研究院内外学术资源,促进学科交流,推进对艺术与人文领域的精深研究,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鼓励学术创新。一年一度的“艺术与人文高端论坛”,将为高级研究员和相关学者搭建学术交流平台;而一年多场的“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则注重学术研究与人文普及相结合,以唤起大众广泛参与人文精神的回归与重构。(文/柳理)

责编:李志明 PN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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