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洪波|书院制度如何从中国移植到朝鲜半岛

2019-05-29 09:00:08凤凰网国学 来自北京市

按:韩国文化厅2019年5月14日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家咨询机构——国际古遗址理事会(ICO MOS)建议将9座建于朝鲜王朝时期的“韩国书院”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虽然最终结果在6月底才能敲定,但韩媒认为,申遗成功大局已定,儒家遗迹——“韩国书院”有望成为韩国第14处世界文化遗产。那么,“韩国书院”到底是怎么回事,与中国流传千年的书院制度有何关系?中国书院史研究专家、岳麓书院邓洪波教授在《走向朝鲜:中国书院制度的移植》一文中详细梳理过书院在朝鲜半岛的发展历程。经作者授权,凤凰网国学特此刊发。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资料图)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资料图)

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唐宋以来,它为中国的教育、学术、藏书、出版、建筑等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思维习惯及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作出过重大贡献。而随着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书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国外,为传播中华文明,并促进这一文明与当地文化的结合,进而推进世界文明的向前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书院制度的移植始于明代,第一站是隔黄海、鸭绿江而与我相邻的“东国”朝鲜。朝鲜书院最有力的倡导者,是有“东国朱子”之称的李滉,他在当年请求创建书院的上书中就说:“惟我东国,迪教之方一遵华制,内有成均、四学,外有乡校,可谓美矣。而独书院之设,前所未闻,此乃吾东方一大欠典也。”因此,他援引《明一统志》所载天下三百余所书院之例,提出了全面引进中国书院制度的建议。“我东书院之作,委于嘉靖年间,逮至万历以后,朝宇之作,岁益浸盛,比邑相望”。从此,中国书院走上了移植朝鲜的征程,并由朝鲜而日本,而东南亚,甚至欧美地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与桥梁。

一、朝鲜书院发展史

在朝鲜历史上,“书院”二字连用始见于新罗末年,此时正当我国唐末五代之际。据朝鲜《三国史记》卷四六《崔致远传》载,“崔彦为年十八,入唐游学……四十二还国,为执事侍郎瑞书院学士”。所谓“瑞书院”,是掌管国家机密事务的机关,并无教学授受的成分。高丽成宗九年(990,宋淳化元年),设“修书院”于西京,“令诸生抄(诗)书史籍而藏之”。 这与唐代长安、洛阳的集贤、丽正书院相类似,是整理收藏图书典籍的机关。到李朝世宗元年(1419,明永乐十七年),颁布教令:“其有儒士私置书院,教诲生徒者,启闻褒赏”。此时,“书院”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名词,并赋予教学功能。自此以后,朝鲜书院遂开始步入其450余年的发展历程。而这一段时间恰好在李朝(1392-1910),因此朝鲜书院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李氏朝鲜的书院史了。

韩国安东屏山书院(韩联社)

韩国安东屏山书院(韩联社)

大致而言,朝鲜书院有祠庙和书斋两个源头,其始和中国书院似乎没有联系,独立发生。后来在援引中国书院制度,形成祭祀、讲学并重的“正轨书院”概念之后,才获得“比邑相望”的大发展。其发展进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自世宗元年至明宗末年(1419-1567,明永乐十七年至隆庆元年),历世宗、文宗、端宗、世祖、睿宗、成宗、燕山君、中宗、仁宗、明宗共十帝,凡149年,可视为朝鲜书院历史的第一期。是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中宗元年(1506)以前的87年为第一阶段,书院从一个教学的机构发展成教学与崇祀先贤并重的文化组织。李氏朝鲜的教育由养士的学校制度与选士的科举制度二者支撑,运行到世宗时期,它出现一些故障。首先是科举紊乱,贵族子弟可以不经科举而入仕,寒门儒生则无此特权;即便是贵族子弟与一般儒生同时参加科举考试,中式的首先也是前者。这使得养士的学校失去吸引力。同时,兵曹(相当中国的兵部)规定,20岁以上子弟许属军籍,“军籍”的许多优待使在校学生尤其是寒门之士大多不专于学而喜于属军,这更加重了官学的衰微。官学式微,教育却必不可少,因此,朝廷就转向支持和鼓励民间兴学,企望其能填补官学留下的空缺。前面提到的世宗元年所颁布的褒赏“私置书院,教诲生徒”的教令,就是这种情形的反映。而这种情势,也就决定了朝鲜历史上最初的书院功能是纯教学的,而且是处于一种替补官学教育角色的地位。

中国书院传入东土朝鲜的最明确的记录始见于《李朝世宗实录》,其二十一年(1439,明正统四年)九月甲申条载:“初,兼成均主簿宋乙用上书,请令各官学校,明立学令。命下礼曹,与成均馆议之。成均馆议曰:‘谨按:朱文公淳熙间在南康请于朝,作白鹿洞书院,为学规,其略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这是朝鲜史书上第一次提到朱熹所订立的《白鹿洞书院学规》。研究朝鲜书院的金相根先生认为,自此次“新提到宋朝的白鹿洞书院以后,就不再以‘书院’二字为代表单纯的教学之所”了,“当时人明白‘书院’不只是单纯的教学场所,而是奉祀先贤祠庙须在内的”,于是,“负有教学与奉祀先贤的双重使命,而奉祀先贤尤为重要”的“正轨书院”的概念得以逐渐确立起来。这种“正轨书院”,包括祠宇、祠、影堂、别祠、精舍、里社、里祠、影殿、庙、乡社、乡祠、堂宇、书院等14种名目。据统计,朝鲜计有这种“正轨书院”670所。兹将各书院按朝代和行政区划制作成表5.8、表5.9,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朝鲜书院时空分布的基本情况。

表5.8 李氏朝鲜书院分朝统计表

朝代

创建书院数

赐额书院数

中宗以前(1506年以前)

9(13)

(1)

中宗(1506—1544)

4(1)

 

仁宗(1545—1146)

2

 

明宗(1546—1566)

16(17)

2(3)

宣祖(1567—1608)

86(82)

21(21)

光海君(1609—1622)

38(38)

16(15)

仁祖(1622—1649)

57(55)

6(5)

孝宗(1650—1659)

35(37)

10(10)

显宗(1660—1674)

70(72)

43(44)

肃宗(1674—1720)

287(327)

132(131)

景宗(1721—1724)

9(29)

7

英祖(1725—1776)

20(159)

13(13)

正祖(1777—1800)

6(7)

14(13)

纯祖(1801—1834)

1(1)

1(1)

宪宗(1835—1849)

1(1)

1(1)

哲宗(1850—1863)

1(1)

2(1)

高宗(1864—1907)

(1)

(1)

年代未详

28(62)

 

合计

670(903)

269(270)

表5.9 李氏朝鲜书院分道统计表

道别

书院数

赐额数

京畿道

56

50

忠清道

94

36

全罗道

139

48

庆尚道

251

68

江原道

34

8

黄海道

30

23

平安道

36

25

咸镜道

30

11

合计

670

269

在上述670所书院中,真正以书院相称者为376所,占总数的56.1%。“正轨书院”概念的确立,标志着朝鲜书院相对独立发展格局的改变,自此以后,中国书院对其发展及其制度的完善都表现出相当大的影响力。然而,在这一阶段,像我国明代初年那样,书院并没有大的发展,整个半岛上仅有9所书院,基本上是每十年才有一所。因此,这一阶段只能视作朝鲜书院的原初阶段。

第二阶段,自中宗元年至明宗末年(1506-1567,明正德元年至隆庆元年),凡62年,是朝鲜书院大发展的准备阶段。中宗(1506-1544)以降,官学进一步衰败,中央成均馆(太学)及四学儒生“全不聚会,师长亦不勤教诲”,地方“乡校”更有“托名儒籍,年几六十而不识一字”者,基本上已经丧失其培养人才的功用及其在公众中的声望。有识之士认为,“惟有书院之教盛兴于今日,则庶可以救学政之缺”。另一方面,李朝开国之初即以中国的儒教作为立国的政治指导,到中宗时期,受明代影响,则形成了建立祠庙以崇儒尊贤的运动。《中宗实录》卷三四载,中宗十三年(1518)十月丁卯,成均馆直讲林霁光上奏朝廷,其称:“臣伏见《大明一统志》,先贤祠无处不有,此崇德义以劝后来之美事也。我国家典章文物悉仿中朝,而独于祠庙之制盖阙如也,岂非圣治之欠典也。”是以,纷纷为号称“东方理学之宗”的郑梦周、“远绍梦周之绪,深求濂洛之源”的金光弼、“东方文献之首”的崔致远等朝鲜儒家学者建祠,以弥补这一圣治欠典,致使“祠庙建立运动成为后世书院发展上有力的原动力”。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才出现了教学与祭祀先贤两者兼具的第一所“正轨书院”——白云洞书院。

白云洞书院,后改名绍修书院,中宗三十六年(1514,明嘉靖二十年),丰基郡守周世鹏创建于属邑顺兴县(今属庆尚北道荣州郡)的文成公安裕(后改名珦)故居,祠祀安裕,并集诸生肄业其中。有关书院的具体情况,《中宗实录》卷九五是这样记载的:“世鹏于珦之旧居为建祠宇,春秋享之,名曰白云洞书院。左右有序,以为儒生栖息之所。储谷若干,存本取利,使郡中凡民俊秀者聚食而学焉。当初开基时,掘地得铜器三百余斤,贸书册于京师而藏之,非徒经书,凡程朱之书,无不在焉。”这所集祠祀、教学、藏书于一体的书院,正合“正轨书院”的概念。因此,一般的研究者都将它看作是朝鲜书院的发端:朴尚万《韩国教育史》视为“东方书院之始”;李丙焘《国史大观》以其为书院“嚆矢”;柳洪烈《在于朝鲜书院的成立》认为,虽然白云洞书院之前有书院出现,但“所谓规模完成之书院,为白云洞书院设立以后之事矣”;金相根亦持白云洞为朝鲜书院“嚆矢”之说。

白云洞书院之所以被看成是朝鲜书院的源头,不仅因为它首先合乎祭祀先贤与教授生徒二者于一体,还在于它于中宗三十九年以安辅、安轴兄弟配祀院中,开书院主祀先师之外,配享从祀或追祀先贤之先例,以及明宗五年(1550,明嘉靖二十五年)李滉请得赐额“绍修书院”,而开朝廷赐额制度之始。此后,由于重要制度的确立,加之以李滉为代表的一大批儒家学者倡导于下,朝廷褒扬于上,第二阶段这62年的时间内,就新建了22所书院,比前一阶段增加4.2倍还强。其中明宗一代(1546-1566),即建有16所,每年将近一所,显示出明显的上扬趋势,它预示着书院将在朝鲜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

第二个时期,自宣祖元年开始,至景宗末年(1568-1724,明隆庆二年至清雍正二年),历七帝,凡117年。这是朝鲜书院的大发展期。各朝新建书院的数目为:宣祖朝(1567-1608,明隆庆元年至万历三十六年)86所,光海君时期(1609-1622,明万历三十七年至天启二年)38所,仁祖朝(1623-1649,明天启三年至清顺治六年)57所,孝宗朝(1650-1659,清顺治七年至十六年)35所,显宗朝(1660-1674,顺治十七年至康熙十三年)70所,肃宗朝(1675-1720,康熙十四年至五十九年)287所,景宗朝(1721-1724,康熙六十年至雍正二年)9所。以年平均数计算,各朝皆超过每年2所,其中以宣祖朝最低,每年2.09所,最高为肃宗时期,每年6.23所。其发展趋势,以肃宗时为顶点,成一拋物线状。拋物线的起点宣祖朝,比之前代是第一个发展高潮,恰与我国明万历年间书院发展的高潮同步。孝宗时,“书院渐盛,乡校儒生,咸皆书院”。到最高峰的肃宗朝,“书院之设,一道至八九十者,宫室之美,守护之盛,往往逾越圣庙”,可谓盛矣。此时正当清康熙时代,我国书院在经过明清之际的战乱之后,也进入复兴时期。其后的景宗时代,不仅绝对数目大大减少,年平均数也跌至每年2.5所。而接下来的英祖朝,虽然有20所书院建立,但它统治长达51年,年平均数已降至0.39所。因此,景宗时代即可视为朝鲜书院大发展时期结束的标志。

这一时期,书院之所以大盛,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是由于官府的提倡,这是非常重要的。具体来讲,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朝廷大量赐额。这种“赐额书院”,也和我国的“赐额书院”一样,比一般书院多了一道“护身符”,其地位亦高出一般,而享有一种荣耀。因此,赐额制度形成之后,官府即充分利用它来鼓励、褒扬书院,大大刺激了书院的发展。如宣祖朝就有21所书院请得赐额,占新建书院总数(86所)的24.4%。显宗时期书院70所,赐额者43所,占总数的61.4%。第二,颁赐田土、布谷等,并免除所有学田的赋税。书院因此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使得书院的发展获得了完全的经济保障。第三,允许书院拥有完全免役的院奴。院奴的职责是做“院事斋事”和“耕作院田”。除此之外,“人不得役,官不得夺”。院奴数量则多少不等。国家规定数额,孝宗时为赐额书院7人,未赐额书院5人;肃宗时赐额书院增至20人,未赐额书院者则不定额。院奴的设置及其免役的特权,是书院正常运行的有力保证。另外还有派遣官员主持祭祀,赐予祭品、繁文等。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政府对于书院的提倡与重视。上有所好,下必行焉,因此形成了书院蓬勃发展的局面。

其次,地方儒林的热心创办,也是促成书院发达的重要原因。书院以教学与祭祀为两大事业,且尤重祭祀,各地士绅遂特别注意乡贤及先儒先哲的行踪,于其过化之地建院奉祀。据金相根先生统计,供奉于朝鲜书院的先贤竟达1300人之多,其中被2所以上书院奉祀者185人,5所以上者44人,10所以上者14人,而李朝宋时烈、李滉、李珥等则分别被34、31、20所书院同时供奉。此所谓“书院迭设”。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地方人士对于书院建设的极大热情。这种热情受到政府的鼓励,遂造成了书院文化在朝鲜半岛的盛行。

第三个时期,自英祖元年至高宗八年(1725-1871,清雍正三年至同治十年),历英祖、正祖、纯祖、宪宗、哲宗、高宗六帝,凡147年,仅新建书院29所,是书院衰落并被裁撤的时期。书院兴盛之时,即隐藏没落之机。最大也最先出现的问题是“滥设”、“迭设”。仁祖时代,朝廷对此就有觉察,并提出了未经批准,不许另建书院的对策。孝宗时禁“私建”,肃宗时禁“迭设”,对违令者“论以重律”。然而屡禁不止,院宇愈设愈多。同时,书院本身也出现了霸占土地,集敛院奴,勒索“祭需钱”,私征“院保”(一种税金),庇护罪犯,参与党争,以“儒通”、“清议”而干扰时政等种种弊端,对国家经济收入、兵役来源、社会安定都构成重大的威胁。书院既已步入没落之境,且无以为救,国家遂改变鼓励、扶持的政策,转而采取严厉的措施进行整顿。

英祖十七年(1741,清乾隆六年),诏令“撤毁”书院300余所,此为大规模撤废书院之始。纯祖元年(1801,清嘉庆六年),温阳郡、金山郡、石成县三邑儒生私设书院,受到“严勘”,其行政长官也受到“从重推考”的处分。哲宗九年(1858,清咸丰八年),曾发布“华阳洞墨牌”,对引起官绅士民“切齿蓄怨”的华阳书院进行严厉处置,其行政长官福酒村被“永久革罢”。这些都是全面整治书院的先导。高宗二年(1865,清同治四年),摄政的大院君力排众议,撤废素有“书院之魁首”的东万庙,开始了全面的撤裁行动。八年(1871,清同治十年),终于发布“文庙从享人以外的书院及迭设书院,并为毁撤”的诏令。诏令称:“书院设置,始以前朝人文成公安裕之道学,有所寓慕,建院妥灵者。迩来无穷之弊,家家有院,且一人之四五六处建院,比比有之,各其本孙之周旋为家庙矣。本以尊贤之义,近作为先之事,且道学忠节姑舍,一次辅道之人,则每多建院与生祠,此非当然之事也。今此书院归正,既经远之谟也。予有尊贤之心,则迭设实非尊贤之本意,故如是矣。”令下,全国除保存47所书院外,各地书院均强行撤毁。兹将47所书院基本情况列表如下:

表5.10 李氏朝鲜末年存置书院情况表

书院名称

院址

创立时间

赐额时间

主享者

崇阳书院

京畿开城

宣祖六年(1573)

宣祖八年(1575)

郑梦周

牛渚书院

京畿金浦

仁祖二十六年(1648)

肃宗元年(1675)

赵宪

深谷书院

京畿龙仁

孝宗元年(1650)

孝宗元年(1650)

赵光祖

龙渊书院

京畿抱川

肃宗十七年(1691)

肃宗十八年(1692)

李德馨

坡山书院

京畿坡州

宣祖元年(1568)

孝宗元年(1650)

成守琛

四忠书院

京畿广州

英祖元年(1725)

英祖二年(1726)

金昌集

大老祠

京畿骊州

正祖九年(1785)

正祖九年(1785)

宋时烈

德峰书院

京畿安城

肃宗二十一年(1695)

肃宗二十六年(1700)

吴斗寅

忠烈祠

京畿江华

仁祖二十年(1642)

孝宗九年(1658)

金尚容

鹭江书院

京畿议政府

肃宗二十一年(1695)

肃宗二十三年(1697)

朴泰辅

显节祠

京畿广州

肃宗十四年(1688)

肃宗十九年(1693)

金尚宪

纪功祠

京畿高阳

宪宗七年(1841)

宪宗七年(1841)

权慄

逐岩书院

忠清论山

仁祖十二年(1634)

显宗元年(1660)

金长生

鲁冈书院

忠清论山

肃宗元年(1675)

肃宗八年(1682)

尹煌

彰烈祠

忠清扶余

肃宗四十三年(1717)

景宗元年(1721)

尹集

忠烈祠

忠清忠州

肃宗二十三年(1697)

英祖三年(1727)

林庆业

表忠祠

忠清清州

英祖七年(1731)

英祖十二年(1736)

李凤祥

西岳书院

庆尚庆州

明宗六年(1561)

仁祖元年(1623)

薛聪

绍修书院

庆尚荣州

中宗三十八年(1543)

明宗五年(1550)

安珦

金乌书院

庆尚善山

宣祖三年(1570)

宣祖八年(1575)

吉再

道东书院

庆尚达城

宣祖三十八年(1605)

宣祖四十年(1607)

金宏弼

滥溪书院

庆尚咸阳

明宗七年(1552)

明宗二十一年(1566)

郑汝昌

玉山书院

庆尚月城

宣祖六年(1573)

宣祖七年(1574)

李彦迪

陶山书院

庆尚安东

宣祖七年(1574)

宣祖八年(1575)

李滉

兴岩书院

庆尚尚州

肃宗二十八年(1702)

肃宗三十一年(1705)

宋浚吉

玉洞书院

庆尚尚州

肃宗四十年(1714)

正祖十三年(1789)

黄喜

忠烈祠

庆尚东莱

宣祖三十八年(1605)

仁祖二年(1624)

宋象贤

屏山书院

庆尚安东

光海君五年(1613)

哲宗十四年(1863)

柳成龙

彰烈祠

庆尚晋州

宣祖时

宣祖四十年(1607)

金千镒

忠烈祠

庆尚忠武

光海君六年(1614)

景宗三年(1723)

李舜臣

褒忠祠

庆尚居昌

英祖十四年(1738)

英祖十四年(1738)

李逑原

武城书院

全罗井邑

光海君七年(1615)

肃宗二十二年(1696)

崔致远

笔岩书院

全罗长城

宣祖二十三(1590)

显宗三年(1662)

金麟厚

褒忠祠

全罗光山

宣祖三十四年(1601)

宣祖三十六年(1603)

高敬命

彰节书院

江原宁越

肃宗十一年(1685)

肃宗二十五年(1699)

朴彭年

忠烈书院

江原金化

孝宗元年(1650)

孝宗三年(1652)

洪命耈

褒忠祠

江原铁原

显宗六年(1665)

显宗九年(1668)

金应河

清圣庙

黄海海州

肃宗十七年(1691)

肃宗二十七年(1701)

伯夷

太师祠

黄海平山

 

正祖二十年(1796)

申崇谦

文会书院

黄海白川

 

宣祖元年(1568)

李珥

凤阳书院

黄海长渊

肃宗二十一年(1695)

肃宗二十二年(1696)

朴世采

老德书院

咸镜北青

仁祖五年(1627)

肃宗十三年(1687)

李恒福

三忠祠

平安永柔

宣祖三十六年(1603)

显宗九年(1668)

诸葛亮

武烈祠

平安平壤

肃宗十九年(1693)

肃宗十九年(1693)

石星

忠愍祠

平安安州

肃宗七年(1681)

肃宗八年(1682)

南以兴

表节祠

平安定州

 

 

郑著

酬忠祠

平安宁边

 

正祖八年(1784)

休静

至此,作为一种制度,书院在朝鲜已经基本完成其使命而开始淡出历史舞台。26年之后,高宗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改元光武(1897,清光绪二十三年)。又十三年,即纯宗隆熙四年(1910,清宣统二年,日明治四十三年),签订《韩日合并条约》,朝鲜本身也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了。

二、朱熹及白鹿洞书院对朝鲜书院的影响

在注重祭祀的朝鲜书院中,我们注意到一些中国先贤的牌位,兹据金相根先生统计,按时代先后将其姓名、奉祀书院数开列如后,他们是殷人伯夷1所,殷人叔齐1所,西周人箕子3所,东周人孔子8所,东周人颜子1所,三国人诸葛亮4所,汉人管宁1所,唐人苏定方1所,宋人胡安国1所,宋人程明道3所,宋人程伊川1所,宋人岳飞1所,宋人吕大临1所,宋人文天祥1所,宋人朱熹25所,宋人郑臣保1所,明人刘綎1所,明人李成梁1所,明人李如梅1所,总计共19人,奉祀于57所书院。这些为中国书院师生所熟悉的名贤、名儒,在朝鲜书院中享受香火与膜拜,说明其书院受到中国儒家影响颇大。明宗五年(1550,明嘉靖二十九年),朝鲜理学大师李滉上书请求为白云洞书院赐书、赐额时称:“惟我东国,迪教之方,一遵华制,内有成均、四学,外有乡校,可谓美矣。而独书院之设,前未有闻,此乃吾东方一大欠典也。”因此,“请依宋朝故事,颁降书籍,宣赐匾额”,倡建书院于“先正遗尘播馥之地”,“兴书院之教于东方,使可同于上国也”。这无异于说,“东国”书院是模仿中国书院制度而形成、发展的。那么,朝鲜书院的发生、发展及其制度的完善是怎样的呢?又有哪些方面受到中国书院文化的深刻影响呢?这里我们以书院教育家朱熹及其经营的白鹿洞书院为例加以阐述。

白鹿洞书院(资料图)

白鹿洞书院(资料图)

在朝鲜,奉祀朱熹的书院有25所,占到所有奉祀中国先贤书院总数的43.8%,位居第一,号称至圣先师的孔子因为有各地文庙专祀而只有8所,屈居第二,由此可见朱子学说在朝鲜影响之大。这些书院分布在朝鲜八个道中的七个道,其中庆尚道星州的川谷书院建于中宗二十二年(1528,明嘉靖七年),早于号称朝鲜书院“嚆矢”的白云洞书院十三年,又可反映其影响之广与深。兹将各书院的基本情况列表如下:

表5.11 朱熹在朝鲜书院中享祀情况一览表

院名

院址

创建时间

赐额时间

享祀者

配祀者

临漳书院

京畿道涟川

肃宗庚辰

(1700年)

肃宗丙申(1716年)

宋·朱熹

李朝宋时烈

云谷书院

忠清道忠州

显宗辛丑

(1661年)

肃宗丙辰(1676年)

宋·朱熹

李朝郑逑

忠贤书院

忠清道公州

宣祖辛巳

(1581年)

仁祖乙丑(1625年)

宋·朱熹

高丽李存吾等

宗晦堂影堂

忠清道怀德

肃宗丁丑

(1697年)

 

宋·朱熹

李朝宋时烈

道东书院

忠清道木川

仁祖己丑

(1649年)

肃宗丙辰(1676年)

宋·朱熹

李朝郑逑

集成祠影堂

忠清道礼山

肃宗戊子

(1708年)

 

宋·朱熹

李朝宋时烈等

晦庵书院

忠清道德山

肃宗己卯

(1699年)

 

宋·朱熹

李朝李湛等

星田影堂

忠清道镇岑

肃宗壬辰(1712年)建于公州,英祖戊午(1738年)移建于镇岑

 

宋·朱熹

李朝宋时烈

龙湖影堂

全罗道茂朱

英祖乙丑

(1745年)

 

宋·吕大临、朱熹

 

三川书院

全罗道龙潭

显宗丁未

(1667年)

肃宗乙亥(1695年)

周·颜渊、宋·程颢、程颐、朱熹

汉·诸葛亮

紫阳书院

全罗道咸平

英祖丙午

(1726年)

 

宋·朱熹

 

川谷书院

庆尚道星州

中宗戊子

(1528年)

宣祖癸酉(1573年)丁未(1607年)

宋·程颐、朱熹

李朝金宏弼等

新安影堂

庆尚道盈德

肃宗壬午

(1702年)

 

宋·朱熹

李朝宋时烈等

绍贤书院

黄海道海州

宣祖丁丑

(1577年)

光海庚戌(1610年)

宋·朱熹

李朝赵光祖等

白鹿洞书院

黄海道黄州

宣祖戊子

(1588年)

显宗辛丑(1601年)

宋·朱熹

李朝金宏弼

飞凤书院

黄海道延安

宣祖丙申

(1596年)

肃宗壬戌(1682年)

宋·朱熹

高丽崔冲等人

龙岩书院

黄海道长渊

肃宗己丑

(1709年)

景宗辛丑

宋·朱熹

李朝李珥

正源书院

黄海道信川

宣祖戊子

(1588年)

肃宗庚寅(1710年)

宋·朱熹

李朝赵光祖

鹫峰书院

黄海道安岳

宣祖己丑

(1589年)

肃宗丁丑(1697年)

宋·朱熹

李朝李珥

景贤书院

黄海道载宁

孝宗乙未

(1655年)

肃宗乙亥(1695年)

宋·朱熹

李朝李珥

凤冈书院

黄海道文化

孝宗丙申

(1656年)

肃宗戊午(1678年)

宋·朱熹

李朝赵光祖等

道东书院

黄海道松禾

宣祖乙巳

(1605年)

肃宗戊寅(1698年)

宋·朱熹

李朝赵光祖等

凤岩书院

黄海道殷栗

光海癸丑

(1623年)

 

宋·朱熹

李朝金宏弼等

新安书院

平安道定州

肃宗壬辰

(1712年)

肃宗丙申(1716年)

宋·朱熹

 

朱文公书院

平安道宣川

肃宗辛巳

(1701年)

 

宋·朱熹

李朝李珥

另据韩国李春熙《关于朝鲜的教育文库研究》所附《全国书院一览表》辑录,除上述25所书院之外,朝鲜尚有如下6所书院奉祀朱熹:

寒泉祠,在京畿道开城,纯祖丁卯(1707)创建,奉朱熹及高丽安裕等人。

朱溪讲堂,在全罗道茂朱,英祖丙子(1726)创建,祀朱熹。

新安书院,在全罗道任实,创建年代不详,祀朱熹,配宋庆元等人。

城南书院,在庆尚道永川,创建年代不详,祀周公、箕子、孔子、颜子、朱子、李衡祥。

新安祠,在平安道平壤,创建年代不详,祀朱熹。

府南书院,在成镜道宣川,肃宗辛巳(1701)创建,祀朱熹,配李朝李珥。

以上两项合计,朝鲜奉祀朱熹的书院总数至少就有31所之多了。而据金相根先生统计,同时被10所以上书院奉祀的有14人,依次是宋时烈(34所)、李滉(31)、朱熹(25)、李珥(20)、赵光祖(17)、李彦迪(16)、郑逑(15)、金宏弼(14)、郑梦周(13)、赵宪(11)、金尚宪(10)、金长生(10)、闵鼎重(10)、郑汝昌(10),仅朱熹为中国先贤,居第三位。而丁淳睦的统计稍有差别,被10所书院奉祀的只有13人,依次是宋时烈(44)、李滉(29)、朱熹(25)、李珥(20)、郑逑(16)、赵光祖(15)、李彦迪(14)、宋浚吉(12)、郑梦周(12)赵宪(12)金长生(12)、金尚宪(11)、金宏弼(10),仍然只有朱熹为中国人,排名仍居第三。由此可见,朱熹在朝鲜书院的地位和影响是何其重也。

朱熹像(资料图)

朱熹像(资料图)

具体而言,朱熹与白鹿洞书院对朝鲜书院的影响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朱熹学说的传入、传播,继而成为指导李朝政治的哲学思想,为朝鲜书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新罗初期,儒家思想与佛教教义同时传入朝鲜,并很快与其武士道式的“花郎徒”结合而成为官方哲学。新罗后期,受盛唐文化的影响,佛教思想渐渐兴盛。随着高丽王朝代替新罗的统治,佛教也就成了朝鲜的国教,遍布全国乡村都邑的丛林寺院,名副其实地变成士大夫政治的思想背景。但这深涉尘世的僧侣政治的腐败,也正是王氏高丽王国亡国的最大原因之一。因此,承续高丽的李氏王朝,朝野上下都痛恨佛教,转而以儒教经典作为其政治的思想指导了。李朝建立时,明太祖朱元璋立国才二十五年,正在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作为当时明朝属国的李氏朝鲜所接受的儒教思想,自然也就是集大成的程朱学说了。同时,李朝的统治者感到,新的官方思想的确立需要设立研究机构,而类似寺院式的儒教书院也就应运而生地取代了高丽寺院的地位。柳洪烈在《关于朝鲜书院的成立》中曾指出:“寺院虽然消灭,支配者仍存,供给支配者哲学的机关仍颇需要。所以有似寺院的儒教之书院,高扬招牌而登场。”而李氏朝鲜“所有文物制度,皆始终模仿中国,且已自国初,上下君民以朱子思想为一大支配观念。朱文公《家礼》为国家社会百般礼仪上唯一之准则,遵奉《小学》为律身经世修道之大法”。因此,我们可以说,朱子学说是这种“高扬招牌登场”的书院的思想先导。

第二,如前所述,朱熹在白鹿洞书院的作为,尤其是他所作学规的传入,确立了朝鲜教育史上兼具祭祀与教学两种功能的“正轨书院”的概念。不仅如此,由于李滉、黄仲举(俊良)等朱子学说学者的“考证”和“集解”,《白鹿洞学规》的原则精神亦为大多数朝鲜书院所接受,成为指导其师生教学授受的普遍准则,从深层影响和规范着朝鲜书院的发展,如全罗道长城的笔岩书院,至今还悬挂着《白鹿洞学规》。不仅如此,它还被传到日本。如日本庆安三年(1650,清顺治七年,朝鲜孝宗庚寅年),日本京二条通本屋町刊山崎嘉的中文本《白鹿洞学规集注》,其序称:“近看李退溪(滉)《自省录》,论之详矣。得是论反复之,有以知此规之所以为规者,然后集先儒之说,注逐条之下,与同志讲习之。”

第三,作为朝鲜书院“嚆矢”的白云洞书院,是仿朱熹的白鹿洞书院规制而建立的。朝鲜《明宗实录》卷十载:“明宗五年(1550,明嘉靖二十九年)二月丙午,领议政沈涟源、右议政尚震、礼曹判书尹溉、礼曹参议徐国议:丰基白云洞书院,黄海道观察使周世鹏所创立,其基乃文成公安裕所居之洞,其制度规模,盖仿朱文公之白鹿洞也。凡所以立学令,置书籍田粮供给之具,无不该尽,可以成就人才也。”同书卷十三亦称:“丰基郡有绍修书院,一道儒生济济相聚,如朱文公之白鹿洞。”

第四,朝鲜书院的赐额制度,深受白鹿洞故事的影响。在朝鲜书院的发展史上,有一个重要的制度,那就是朝廷赐额。接受赐额的书院,叫“赐额书院”。据统计,朝鲜有这种类型的书院269所,占总数的40%强,它推动了书院在半岛上的蓬勃发展。而这种制度的形成也与朱熹有着渊源联系,《增补文献备考》卷二一○《学校考九》载:“明宗庚戌(1550,明嘉靖二十九年),文纯公李滉继莅本郡,以为教不由上,则必坠废,以书遗监司请转闻于上,而依宋朝白鹿洞故事,赐额颁书给土田臧获,俾学子修藏。监司沈通源从其言,启闻,赐额绍修书院,命大提学申光汉作记,仍颁‘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书。书院赐额始此。”

第五,朝鲜书院是儒家思想,特别是朱熹学说传入的产物,反过来,又为朱子学说的发扬光大作出了重大贡献。和中国书院一样,朝鲜书院既是教育场所,又是学术中心,培养了大批人才,使以朱子学为主的儒学在朝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鼎盛之势。正如金相根所说:“书院制度产生以前,儒学家们往往视政治与学术为一体而不分,自书院制度发达后,学者则以书院为乐园,舍政界而归书院,专心修治,使学术相当有限度地脱离政治而独立发展。结果,培育出徐敬德、李彦迪、金麟厚、李滉、曹植、奇大升、李珥、成浑、张显光等一批优秀的儒学家,而确立朝鲜儒学之体系。尤其他们受朱子的影响最大,对性理之论,树立空前绝后的成绩。故后人认为此期为朝鲜儒学之黄金时代。”

三、中朝书院的异同

中朝两国的书院,因为渊源一脉和文化背景的区别,既有相同之处,显示其共性,又有不同之处,揭示其特性。首先,“韩国书院原系模仿中国书院制度”,故两者“类似或相同之点甚多”,主要表现在于它们“同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同以经典为教材,同为有组织之法团所设立的学校”等。

其次,两国的书院,因为存在着移植和被移植的关系,加之其所根植的文化土壤不同,它们又各有特点而存在着差异,其表现有六:第一,在中国,书院以教育为主,奉祀先贤为辅,在朝鲜则恰好相反。第二,中国书院所奉祀的先贤,“以德望崇高并于圣学有贡献为唯一或主要的标准”,而朝鲜则兼及事功有成就者。第三,两国书院虽均以儒家学说为中心,但在中国它不一定仅仅崇拜某一学派的学说,在学术上有着一定的开放性,如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乾嘉汉学等都曾盛行于书院;而朝鲜则以朱子学派为宗主,对当时盛行于中国的阳明心学、乾嘉汉学基本上采取排斥的态度,有着相对的学术保守性。第四,国家给予书院的特权与优待,朝鲜比之中国更多,如院田之免税、院奴之免役等,皆为中国书院所少有。第五,正因为国家对书院有一定的约束力,或者说书院对国家没有免税免役的特权,在中国它就不会发生广占田地、危害国家财政的弊端;朝鲜则产生了广收院奴而妨碍兵役的流弊。第六,由于学术的开放性等优势,中国书院大多接受新知,在清末改造成近代学堂,成为新旧教育的桥梁;而学术的保守性加以危及国家经济与安全的流弊和地处偏僻、规模较小等原因,导致了朝鲜书院几乎全部撤废的结局,在文化史上它不能像其母体的中国书院一样成为连接号,承先启后,继续着历史的发展,而是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句号,再加以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者的有意摧残,朝鲜书院的历史进程从此被打断,它本身也变成了过去那个时代文化制度的代名词。

《中国书院史》(邓洪波著,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

《中国书院史》(邓洪波著,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

*本文原载于《中国书院史》(邓洪波著,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凤凰网国学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简介】

邓洪波

邓洪波

邓洪波,湖南岳阳人,历史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工作,兼任湖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湖南省书院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学术丛刊《中国书院》副主编,《中国四库学》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书院文化数据库》首席专家,湖南省中国四库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以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为依托,学术研究以书院文化为主,兼及历史文献、科举制度,涉及历史、教育、哲学、图书馆、文化事业等领域,在国内外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著作二十余部,人称“邓书院”。

主要心血凝于《中国书院史》《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湖南书院史稿》《岳麓书院史》《中国书院辞典》《中国书院史资料》(全三册)、《中国书院学规集成》(全三卷)、《中国书院文化文化丛书》(全五册)、《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全二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全二册)等著作。曾获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等,全国古籍图书奖一等奖、二等奖,国家优秀辞书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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