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国学和西学绝对不是对立的

【导言】

葛兆光先生曾说，陈尚君教授所做的工作，就是给历史研究者打捞出了唐、宋之间湮没，缺失的历史。“寂寞使学术更加庄严”，在传统文史考据的道路上，陈尚君老师默默坚守，风雨兼程。他为何选择这样一条道路？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还有着怎样的启示？一直强调金针度人的他又会给青年学子带来什么样的为学建议呢？让我们跟随岳麓书院采访组，一起走近陈尚君教授。

陈尚君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全国古籍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提倡国学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岳麓书院＃：陈老师好！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向您请益，也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来接受访谈。恭喜您今年蝉联“国学成果奖”。您是为数不多的连续两次参与岳麓书院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的学者，能否请您简单谈一下对岳麓书院主办的这项活动的一些看法？

＃陈尚君＃：两年前我曾到岳麓书院参加过首届颁奖，当时我的著作是《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是属于集部的；这次是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修订版《旧五代史》，是属于史部的。我自己也觉得很高兴，自己的工作能够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岳麓书院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极其有意义的工作，非常感谢！现在提倡国学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我前几天给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六十周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存亡继绝的使命，传承文明的荣光”，我觉得这两句也适用于对岳麓书院国学奖的肯定。中国社会最近一百年来的剧变带来很多问题，当我们在建设更新的社会和文化的时侯，就要回头看。世界几大文明古国，我们常说埃及、希腊，或者说印度、两河文明等等，其实多数的文明现代和古代不是一回事情。中国是很少的从上古文明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但是最近一百年之中，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国家民族有识之士发愤图强，对于旧的文化进行改变，建设新的秩序和文明，但带来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传统文明中的许多优秀文化实际上是受遗弃了，旁落了，没有很好地得到传承。现在大家看到了这一点，努力地做工作，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也希望岳麓书院的这样一项工作能够为全社会广泛地接受，大家形成共识，共同地把国学的研究、弘传工作做好。

第三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资料图）

不能把国学做成中哲史

＃岳麓书院＃：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您于2014年9月29日在岳麓书院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颁奖典礼上的获奖感言，您说您想到了您老师的老师唐文治先生。在唐先生看来，国学可以传续文明，可以弘扬学术，可以砥砺士节，可以重建道德。去年您又写过一篇纪念唐先生的文章，提到五四后唐先生以弘传孔孟、朱王学术为职志，开办无锡国专，坚持办学三十年，以保存国学薪火。您认为无锡国专的办学经历，对今日高校的国学教育是否具有某种启示意义？

＃陈尚君＃：无锡国专是到五十年代初停办的，停办的原因我们现在都可以理解。到八十年代曾经有一些前辈提议重办无锡国专，但是没有能够成功。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有必要重新整理和阅读无锡国专的校史资料，要有一所真正的、弘扬国学的学校来实际地做这样一件工作。在这里呢，我可以表达一种不同的意见。现在全国各地开了大量的国学院，但是国学院的现状还是以前所谓研究文史哲的学者来主持有关的工作，这和国学院的性质稍微有一些不同。我觉得，按照唐文治先生做国学院的想法去做的话，他并不是说只做国学、摒弃西学；在他整个办学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特点实际上是汉宋兼取，中西贯通，但以守护本国文明为宗旨。我去年在上海《文汇学人》上发表的那篇长文，用的题目就是《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这是唐玄宗对孔子的评价。唐文治先生在20世纪的地位，到现在为止，其实没有得到很充分的认同。他在清末的时候是农工商部左侍郎，曾署理尚书，为建立中国的商法，也即我们今天讲市场经济，做出了非常可贵的努力。他是中国很少有的那种既在慈禧太后脚下奏过事，也见过英王和日本天皇的人，他是看过世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一生的行为中，他做交通大学（当时叫南洋公学），是彻底西化地做近代工业化大学；但是他做无锡国专，就是坚决地遵循传统的学说和文化。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对于唐先生的办学，需要全面地看，以前觉得这是一种转折，一种倒退，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两者的治学、办学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和文化的传承。唐文治先生是朱东润先生的老师，而且这个老师既不是大学老师，也不是中学老师，他是小学老师。他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乐此不疲地在小学兼课，绝对不是为了钱，他把传统的古文吟诵方法、经史的阅读感受传授给小孩。我觉得今后如果要办学的话，要有这样的人来主导，而且我觉得，中国现在要做国学院的话，对于传统典籍的阅读，要突破现在文史哲的框架。就是你做国学，你不要去做中哲史，这是两件事情。你要做中国文学，你一定要理解繁体字的写作、文言文的写作、旧体诗词的写作的基本技巧，但是不要仅仅只做文人，一定是要做一个有思想、有道德、有操守的学者和教育家，要有这样的人来进行国学的教育和培养。这是我在唐文治先生身上所看到的精神。

唐文治先生（资料图）

国学和西学绝对不是对立的

＃岳麓书院＃：之前关注到您整理介绍朱东润先生遗著的情况。依我的理解，先生的格局一旦展开之后，都比较宏大，是不是之后很多沪上学者，包括复旦老辈的文史学者的未刊著作，您都有进行整理的计划？

＃陈尚君＃：目前肯定不会。整理我的老师朱东润先生的著作，是尽到我作为学生的责任。我自己的学问格局也是很有限的，对很多学问比如经、子以及小学等诸多方面是欠缺的。我的好处在于，兴趣面比较宽，对于学科的融合，也是真诚的。我自己的工作，也是跨了几个方面。我觉得无论是治历史还是治文学，都会有立场和眼光，与传统学术不同。现在文学史的研究，也存在一个问题，只知文学，不知其它——这样其实是把自己束缚住了。我们讲国学，要知道传统的读书人，他们是怎样的一种知识结构，你要了解欧阳修看了多少种书，苏东坡看了多少种书，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是如何持论立说的。在中国传统的国学中，没有纯粹地说我就是一个诗人，我除了作诗什么都不会——现在做国学的太多这样的人了。另外我想说的是，国学和西学绝对不是对立的。我们传统的国学之中，是有很多糟粕的。我们要看到这一点，不能把所有的传统的东西都堆出来灌给我们的学生。西学的成就，现在做国学的人要能够看到，不要看作一种文化侵略。如果你去读读希腊的著作，罗马时代的著作，你就能够知道从上古时代开始，西方的学说就和中国的学说根本不同。西方对于世界的认识，对于学说的分类，探讨问题的仔细和严格，都是我们所缺乏的。这种科学分类精神的缺乏，延续到近代，其影响就是现代的科学不可能在传统的国学中产生。举一个例子来说，昨天我刚交了一篇文章，纪念岑仲勉先生诞辰十周年。我关注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他在早年的时候，对生物学发生浓厚的兴趣，曾经写过大本的著作研究植物分类，这个工作和他后来的史学研究都是有直接联系的。西方的植物分类学是建立在全球范围内最广泛的、最仔细的、最深入的调查上面，而这一种调查专注于对每一种生物的个体形态仔细地加以描摹和记录。我们传统的学问中没有这样的内容。我们对于知识的分类，没有像西方那样清晰和科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现代的学术在西方能够发展，有着其内在理路的基础。像陈寅恪、岑仲勉等，他们都是受到西方近代学术的训练，在不同的方向做出了不同的成就。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朱东润 著/陈尚君 整理（资料图）

《元好问传》朱东润 著/ 陈尚君 整理（资料图）

学科壁垒是限制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障碍

＃岳麓书院＃：不同于传统的文史不分家，在现代学科分界日益严密的情况下，您对文史关系有怎样的观察和体会？依您之见，学者应该怎样做到兼通纵贯呢？您认为现在兴起的国学研究能够打破人文学科之间的学科壁垒吗？

＃陈尚君＃：学科壁垒是很长时间造成的，而且是人为造成的，或者是人际关系造成的，这一点实际上是限制中国学术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障碍。现在评各种各样的奖项、评各种各样的荣誉，或者什么学者之类的，主要不在于你成就如何，而在于你和评委是什么关系，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应该逐渐建立规矩，形成制度，同时来讲，学者，特别是居于高层的学者，要有这样一种清醒的意识。我们虽然说对于民国期间的学术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至少来讲，在1948年，当时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不管这些人的党派背景、政治立场如何，一律以学术成就来评奖。这个在现在仍然应是值得尊重的一种做法。至于说学科壁垒，我想分几步来说。第一，传统学术，或是文史哲之学，都是可以通过自学而得到系统训练的，是可以无师自通的，而且彼此是互相联系的，没有绝对的界线，没有壁垒。第二，以我个人的学术训练来说，以指导老师朱东润先生为例，他是一个博涉文史哲的学者，他对传统基本典籍和文史的训练是非常完整的，对于西方的文学历史的看法，接触得非常深入，他的人生目标在于把英国传记文学的做法引入中国文学。我们说起来这是文学，但是其实来讲的话，它是社会立体的文史哲的综合，是把一切的事件和记录，一切的档案和文件，都利用来写成一个真实的个人。这个做法之中绝对没有文史哲的分别。我特别说的话，国学和文史哲不是等同的概念。国学，相比较来讲，我比较赞同的是，天地万物、宇宙人生，以及包括一切的细节，都可以称为学术的范围，但是文史哲已经有所限定了。文史哲现在的许多学者，应该来讲，他的学问的积累、他的视野的开阔，以及他个人之勤奋、他对于学说敏锐的感觉，这些要素限定了一个学者成就之大小、识见之高低，这个会有很大的区别。这里讲到我自己做《五代史》的体会，可以坦率地说，我虽然是文学出身，但是我做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里边没有一句文学的感慨，没有一点点文学的痕迹，证明我还基本是合格的。至于说和史学界的关系，我有一部分很好的朋友，但是更广泛的史学界，他们在努力建立他们的规则，建立他们的人际网络，我也不想完全介入，也绝对不按他们的规则来做事。但是如果坦率地评价我个人所做的工作的话，我做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已经把五代前后近百年所有的事件、所有的细节做了彻底的校订和补充。在现在来讲，这个工作超越了这个时代人的认识，以后的人可能会看到这个工作里边的意义更为重大，问题就在于任何的细节都是会有意义的，任何的文本都有它重新认识的必要。我在80年代和90年代做《全唐诗补编》和《全唐文补编》的过程之中，大约有15年左右的时间，我把唐宋两代基本典籍都披览过。我在这里不是说“阅读”，不是说“研究”，而是叫“披览”，就是翻过了，翻过和没翻过是有根本的不同的；它会有一个好处，视野开通了，知道做史学的人在研究什么，做文学的人应该关注什么，如果说能够两者打通的话，就能够很通达地来看待问题。我自己觉得好处就在于，自己六十岁以后，还能不断地长一点学问，还没有停步不前，这是我自己感觉到高兴的事情。

资料图

《全唐诗》是一本错到离谱的著作

＃岳麓书院＃：不仅是没有停步，您之后还要做一件我们都很期待的关于全部唐诗写定的工作。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计划和愿景？

＃陈尚君＃：这个计划有一些复杂。简单来说，这个计划是我在进行研究生论文答辩的前半年开始的工作，实际上是从1981年5、6月份开始的工作，持续到现在。中间几经波澜，发生了一段我不太愿意提及的事情。但是，至少经历了这样一段选择的话，对于我自己而言，就有了把这一部书做完的动力。现在的情况都非常顺利，大端的部分我都已经摆定了，还有两年左右的细加工，就可以完成，真的是行百里半九十的感觉。最后的这一部分，比想象中的还要复杂得多。《全唐诗》的写定是很必要的，我们现在都用清编《全唐诗》，《全唐诗》真的是一本错到离谱的著作。它的前提是建立在明清两部著作基础上的，就是胡震亨的《唐音统签》和季振宜的《全唐诗》。清代馆臣做了一个简单的拼合。《全唐诗》的价值在于，它把之前所有书中提到的某一首诗是唐代人的，全部都收进来了。就是说，它做了文献的汇总，同时又呈现了所有的错误。我们现在知道《全唐诗》的基本情况，它收诗是49403首又1555句。但是在这之间，一首诗在两个人到三个人名下的，大概有将近7000首。也就是说，其中有一半，也就是3500首到4000首必须去掉。所收的不是唐五代人的诗，现在知道的可能超过了1000首；没有收进去的诗，我现在的估计是8000首到10000首。这几个数字放在一起来看，清代的《全唐诗》尽管到现在还在用，但它是一本不值得信任的书。实际上在最近35年的时间之中，中国的学术界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变化。你们比较年轻一些，你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不一定能感觉到这种变化带来的巨大冲击。这种变化在于，八十年代，我们感受到了文史充分的打通，这形成唐代的文史研究和文献研究远远超过其它时代的格局。第二个变化在于，从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见的典籍，常见典籍的善本以及几个大端的典籍，如敦煌文献、出土墓志、域外汉籍、佛道二藏，真的是疾风骤雨似的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每天都应对不暇。这些新见的典籍里面，包含了大量的新见的元素，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内容。我可以在这里负责任地说，我在唐诗的辑佚和考证的方面，已经做了三十多年的工作，到现在为止，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发现，这远远超过了我以前的想象。现在最重要的变化是从2000年前后古籍的数码化的完成和应用。到现在为止，绝大部分学者只知道用数据库检索文献的方便，不知道用这样的手段来处理文献、重新写作文本的价值和意义。我在进行唐诗写定时充分利用了当下的条件，充分利用了现在能看到的各种典籍，也充分地利用了各种检索的手段。最后全部唐诗的写定，估计在53000-55000首之间。我现在所做的工作，是想把唐诗最初的形态表达出来，而且对每一首诗在流传过程中所出现的文本的差异，也会有一个记录和表达。对于一首诗由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歧误情况，也会有详尽的考订和说明。这样的工作，我做得很辛苦，但也是非常兴奋的。我现在很愿意讲的一句话就是“不知老之将至”，因为我有事情忙活着，也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愉快的时代，因为看到了这么多的变化。这是一个学者之幸运，如同一代名将，如果没有碰到打仗的机会，他是做不成事情的。我现在很努力，很着急。我也是觉得自己有一点自负的感觉就在于，如果我不把这件事情完成，是不是后继有人，我不知道，所以我至少要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面貌。并且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够再修订一次，使之能够更精致、更完善一点。当然了，现在更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学说难以定论。校勘古籍，就如同扫落叶一般，但总归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引起后人的讨论，总是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概括说一句话的话，我现在正在做的唐诗，是把每一个作者，每一首诗，都作为一个文学传播的样本，再无限地加以追究，我希望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来提供给学界。

《全唐诗》书影（资料图）

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超越前人

＃岳麓书院＃：再就这个问题引申一下，我们知道唐人诗集在流传过程中，发生过很多变化。刚才您也提到，您想在写定的唐诗中尽量复原它最初的面貌。唐代有一些诗歌，它都是成组的编排，或者在赠别序后面缀上很多人的作品，我们后世的很多唐集经过重编，编例也发生改变。您在写定的过程中，对这一类情况是如何处理的？

＃陈尚君＃：唐人集部的文献，它的有层次的流传过程，以及它本身发生的变化，我长期观察后，有一些特别的体会。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收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浸会大学的会议论文集（陈致主编《中国诗歌传统及文本研究》）里边，用的题目叫做《唐诗的原题、改题和拟题》。这篇文章有3万字左右，也是我近年来非常长的文章之一。我在文章里特别说明这样的一句话，第一个层面的唐人诗歌是在人际酬唱、聚会交往的过程之中完成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一个大领导，不好直呼其名，诗题的称呼都是原貌的，人际尊卑亲疏，在题目中都是有分寸的表达。第二个层面，是作者或者他的学生、家人改动的部分，这些都是原来的面貌。第三个层面呢，原集破损了，残缺了，重新结集后，还是比较早的一个层面，比如李白、杜甫、韩愈的文集，都是这个情况。第三个层面是宋人重新编的。现在，绝大部分存世的唐集，是明代人再重新编的。这样一来，就离唐诗的原貌差得很远很远。我现在做的工作，对这些层面有区分地加以利用。所有的文本都可以找到最早的来源，尽管有明清人编的集子，我都基本上不用，或者是不作为底本，只是作为一个参校本。比方说，王勃、杨炯，他们的作品有的部分有唐宋时期的文本，我都采用。而且呢，明代人编唐集还有一个问题，随便改，改得一塌糊涂。唐诗有那么几千首的舛误，有这方面的原因。现在可以很精密地使用文献，我们可以做出不仅是超越前人，甚至可以超越宋明以来的文本，都是可以做出来的。这也是我在努力追求的目标。

考证要客观不要武断

＃岳麓书院＃：接着刚才《全唐诗》的编撰话题，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唐诗研究方面无论是辑佚还是证伪一直有很多新发现，比如很早之前，王兆鹏先生就写过关于唐彦谦四十首诗的证伪，莫砺锋老师也写过《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来证《唐诗三百首》中所选的张旭的《桃花溪》为宋蔡襄的诗，包括您也做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证伪等等，所以我很想知道您在新编撰的全唐诗中对这些学界目前已经证伪或还存在争论的作品是如何处理的，就像我以前关注过一首贯休的《献钱尚父》，傅璇琮先生认为其是伪诗，但是我参考一些其他的古籍和论文，认为其论据不足证伪的。

＃陈尚君＃：傅先生的观点出自什么地方？

＃岳麓书院＃：《谈五代文学的研究》，是写在新版《五代诗话》前的一篇序言。

＃陈尚君＃：对唐诗的文献要有这样一个认识，因为大量的作品属于传闻，而传闻有很多失实的地方，就比如“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这首诗是有疑问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落实，你只能把这种疑问客观地记录下来。现在这种舛误的情况呢，我至少可以举出100种以上的不同的类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大的原则，是会非常客观、稳妥地处理这种文本歧异造成的问题，不会轻易地开除，但也不会像写论文一样主观案断，这两者是有根本不同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代基本文献的建设，不要好奇也不要武断，它和论文的意思是不同的。你刚才讲到唐彦谦的诗，王兆鹏先生的文章，其实在王兆鹏先生以前已经有两个人提到了这个问题，一个是清末时候的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志》，一个是台湾大学的郑骞。

＃岳麓书院＃：嗯，王老师就是从其中得到线索然后作了更详尽的考证。

＃陈尚君＃：对，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朱绪曾看到的是69首，王兆鹏以后还有人在补充，但是还没有超过45首，我也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明年《文史知识》约我写一个专栏，现在给它开的题目是“唐人佚诗解读”，介于考证和欣赏之间。我特别希望在完成“全唐诗”的工作后，再做一本《唐诗文献校勘释例》，希望把唐诗流传过程中一些纷繁复杂的文献情况写下来，远比前人所述要复杂得多。光作者姓名的舛误我现在改动的，估计就有200多例，这种情况很惊人。误收的部分，就是作品的作者整个都搞错的，大概有三四百例。即使是这样，还是有大量的不明了的地方，《全唐诗》的文本来源不清楚的，到现在，大概我自己所知道的还有二三十首，应该来讲大的问题都解决了。目前就是这样了。

做学术绝不考虑群众怎么看

＃岳麓书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学界研究的成果与一般人常识的一个问题。举个例子来说，《清明》这首诗，一般都把它作为杜牧的作品，包括教科书，但是根据学界的考证成果，并不是杜牧写的，但举世都以为它是杜牧的作品。

＃陈尚君＃：我们做学术从来不讨论“举世”的问题，这不是选人大代表，所以绝不考虑群众怎样的看法。杜牧的《清明》呢，现在能够看到的最直接的一个材料，是河北磁州窑里面在瓷器上刻的诗，大概在宋元之间，有一首诗和这首诗的前两句不同，但后两句是完全一样的，也不知道是谁抄的谁。

资料图

＃岳麓书院＃：我记得以前茅海建老师来书院讲座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大意就是说一个学者，他研究的东西能慢慢成为普通人的常识，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您对于现在学者的学术成果和普通人常识二者间的距离和传达有什么看法吗？

＃陈尚君＃：我没有他那么乐观。我们回到唐代说的话，关于唐朝民间唐诗的传播，现在看到的大量具体的个案，比如敦煌遗书、吐鲁番文书，现在包括长沙窑，还有我现在发现了的第四个例子是山西长治一带的墓志盖上的题诗，你可以看到民间的唐诗传播，没有作者的概念，没有文本固定的概念，随意地改动。但是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还是有一些范本，是由没有文化的人来直接制作。这些文本存在的意义，在于它表达的是民间的文学传播。现在第五个方向是可以看到宋金元之间的壁画、瓷盏、陶器中也有大量的作品，数量很大，都没有作者，至少有几十首唐诗是被这样涂抹着。有朋友会给我提供文本，希望到时候可以看到。 

学问要有富贵感，年轻一辈中可以出真正的学术大师

＃岳麓书院＃：您一直强调金针度人，所以最后很希望您能谈谈，您对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有哪些建议？我想这一定会让大家受益匪浅。

＃陈尚君＃：现在来说，有几个层面。一个是从大学文史哲的本科和研究生来说，第二个是对于青年教师。我觉得最近几十年来，中国整体的富裕状况比我们出道那个时候好了很多，社会也越来越多元，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是同时来讲，由于富裕和多元，带来的问题就是大家都静不下心来读书，学校管理方式也是叫计量管理，学术是不好计量的，计量的学术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回忆说我当年在读书的阶段，老师的态度和学生的态度，对于学术之品位、论文的独特和发明的程度，是非常看重的。至少在整个80年代，我的文章发表得很少，是持一种非常畏惧的心情，知道我这个文章老师是要看到的，我是不是写到能入老师的法眼，自己是小心翼翼的，和现在有很大的一个不同。我至今觉得，我能够有的一个好处就在于，现在哪怕写游戏的文章，都写得很认真，不敢太随意。今天在微信里转发了一篇我2012年写的文章，叫《牛仔与诗圣》，纯粹是玩的，但是玩的每一环都还是扣得蛮紧的。还有一个好处，在这篇里边，还是蛮励志的，这是以前的训练造成的结果。在现在的情况之下，我是说，现在的学生无论家境之富裕与否，无论自己的天资之高低，都是可以有所成就的。当然，我特别想说一句话，家境富裕，不愁吃喝和婚娶，才是最幸福的。

中国传统的国学，或者我们现在讲文史之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学问要有富贵感。这是我们现在读书和做文章的人不知道的，写出来以后直接去发表，我们那时候老师都不赞成发表论文。什么叫富贵感？就是在于，你能够有宋本的时候，你不要用通行本。特别是讲，我今天在你们这个四库研究中心，讲一句大不敬的话，在多数研究中，四库本是不能用的，你们知道么？但是现在能用四库本就算是很不错的了。这里边存在一个问题就在于，中国传统学术有那种精致感，那种富贵气，那种富贵逼人的感觉。你们去看看钱钟书早年和陈衍的对话，《石语》里面，可以看到他那种眼中无人，世家子弟的那种傲气。你不要看他具体的评论，他随意的出语，很多东西都是很伤人的，那种世家子弟的富贵气，是做传统的文史哲的年轻人要体会的。其实办法很简单，现在图书馆各种基本能够看到的书，远远要比古代第一流学者能看到的要多得多，问题就在于年轻人能不能立这么一个志气。另外在于，是用几粒米来烧一锅稀粥，清澈见底的稀粥，还是厚积薄发，有许多积累再写。或者就是说，你在写文章的时候，要有一点钱钟书那种刁蛮的小技巧。我也不知道他所有的书是不是都看得那么彻底，但至少来讲，他是喜欢不断地摆弄自己的学问。这种摆弄学问，就在于你写论文是给谁看的。你如果想到，我这个文章是写给社会大众看的，你降低了自己的水准。你觉到我这个文章写出来以后，是和杜甫在对话的，是和第一流的学者在对话的，其他的人不在我的对话范围之内，你文章的水平就这样提升起来了。

钱钟书（资料图）

但说起来容易，现在从学生到年轻一辈，毕竟面临很多现实的问题。这种问题就在于，我们那个时候只有一根独木桥可以走下去，而且两边都看不到依扶的东西，所以能够一条心，黑到底地做下去，现在的人有各种各样的诱惑，有各种各样的前途在等待着你，所以你不太可能完全地置身物外，要你坚持始终，有好多东西都不现实。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和一些朋友在说，现在的治学环境和我们那个时候比，要差很多很多。就是说，现在各种好玩的东西，拿起手机你就知道你的心静不下来，但是我知道我是多少年学过来的，尽管我的手机也带在身边，还是可以一个晚上不去碰手机；我是在潜心地做一件事情，所以我很多的手机转发是到半夜回家才做的，是这个缘故。所以总的来说，现在的年轻人，他所受到的教育的完整程度，他所具有的掌握中文和外语的条件，对于世界各路知识能够了解的渠道，以及知识能够积累起来的完整程度，都远远超过了我们那个时代，关键是你能不能有那么一种决心和态度。重复王国维所讲的成就大学问大事业的三种境界。这三种境界，第一句是超越俗谛，第二句是发奋努力，第三句是豁然开朗。这个必须经历一个漫长过程，才能在学术上真正得到成熟，所以我对后面一辈充满期待。

资料图 来源：人民日报官方微博

这次国学典礼在故宫启动的时候，我当时的发言就是，我相信，在比我更年轻的一辈之中，可以出真正的学术大师。当时也有其他的老师感觉绝不可能，当时还说我这个话是属于妄议。其实真不是的。但是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对现在更年轻的，还有另外一句要说的话，不要满足于现在你发了几篇文章、写了一篇博士论文，现在可以说99%以上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他的治学的格局就在于做了一个点，准备在一个点上把这一辈子挂上去，这绝对不会有前途。就所谓一流大家的做法来讲的话，他的知识的积累是系统的，而且他的这种积累不是为了马上做成一个事情而去读书，他始终把读书作为日积月累的过程，经过几十年积淀而达到成熟；同时来讲的话，他自己的知识构成一定是非常广阔，绝对不会把自己限制在我这辈子就准备待在一个螺丝壳里面了，那绝对不会有大前途。所以呢，现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年轻一代，应该有志气和志向，咬紧牙根，坚持住。

我大概就讲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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