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郑鸿生:在台湾,寻回失落的母语论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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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郑鸿生:在台湾,寻回失落的母语论述能力

2019年06月14日 15:48:47
来源:澎湃新闻网

1962年,台湾作家郑鸿生的祖父过世。台南市东郊的墓园里,祖父的墓碑上刻着祖籍地“荣阳”。十岁出头的郑鸿生不解。一来,曾祖父墓碑上所刻祖籍地为揭阳,何以曾祖父与祖父的祖籍地竟不同?二来,“荣阳”在何处?中国有“荣阳”这个地方吗?

多年后郑鸿生才知道,中国没有“荣阳”,只有河南“荥阳”。荥阳是郑姓起源地之一,郑鸿生的父亲及叔伯希望祖父死后回到郑氏发源地,故刻荥阳于墓碑上。其曾祖父于广东揭阳出生。

郑鸿生猜测这一谬误的原因:“荥”与“荣”在闽南语中读音相同,父辈或许只知“荥”的读音,不知其正确写法;或许依稀记得字形,以为就是“荣”字。“荥”与“荣”,一个从水,一个从木。在郑鸿生看来,部首的差别代表着祖父、父亲两代人之间“难以弥补的母语能力的退化”。父辈中最年长的大伯出生于1913年,最年轻的四叔出生于1930年,兄弟四人从小接受日本殖民者的教育,无缘传统中文课堂。兄弟四人皆为当时的知识精英,却不识本家起源地“荥阳”。

6月8日,郑鸿生在北京外研书店发表演讲,探讨在台湾如何失寻回失落的母语论述能力。台湾学者瞿宛文等嘉宾参与对谈。

郑鸿生展示“荣阳”和“荥阳”的写法

“乙未世代”从小学起即接受日语教育

1895年,甲午战争中方战败,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被日本侵占。

此前,台湾人口主要为闽南人、客家人,及少数民族,从日常生活到读书看戏、阐述论辩都使用闽南语、客家话等方言,书写则使用文言文。每种方言都是一套完整的语言系统。

日本侵占台湾后,实施去中国化的政策,其中尤以教育改造为重。1898年,日本殖民者于台湾设立“公学校”,即现代小学,全面实行日语教育。在与日本现代化教育体制的竞争中,教导孩童使用闽南语、客家话读书识字的传统中文学堂败下阵来,逐渐凋零。

郑鸿生将1895年(乙未年)后接受教育的台湾人称为“乙未世代”。从二十世纪初到1945年日本战败退出台湾,“乙未世代”中有能力接受教育者,绝大部分进入日本殖民者设立的教育系统,用日语上课,不被允许使用母语。

学校中虽有中文课程,讲解中国传统经典,但起初聘用台湾老师,后来改换日本老师,无助于母语学习。这些经典是“闽南语内含的传家宝”,但“乙未世代”连最通俗的《唐诗三百首》也很少接触,也不像旧时学童那般从《幼学琼林》中学习中文所包含的历史与地理知识,更遑论以闽南语接触这些经典。

由此,“乙未世代”失落了母语论述能力。郑鸿生还记得,中学时代于家中谈论时事,面对自己的发问,父亲默然“失语”。相比于自己能使用在课堂上学到的“国语”及一些闽南语,还能引用从报纸上看来的成语修辞,父亲只能用日语论述。

在这样的情况下,1945年台湾迎来光复。其时不少人开始讨论语言学习的未来:学以北京官话为基础的“国语”,还是英语?闽南语并不在这代人的选项之中,他们并未想过寻回闽南语,也“无知于丢掉了什么”。

在此语言交替的关键时刻,语言学家魏建功、何容一批人从大陆赴台,于1946年筹建“国语推行委员会”,却发现恢复台湾方言更为迫在眉睫,因为他们此前从大陆的经验认识到,方言是学习“国语”的重要媒介。此时的台湾人已失去方言能力,方言也已失去应有的社会地位。

但时局变动,“国语推行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回到大陆,仅何容留台,首要恢复方言的构想在1949年后台湾当局的计划中已不见痕迹。

郑鸿生

“国语原来可以讲出这么精彩的东西”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台湾人语言论述能力的“复原期”。

其时郑鸿生念小学,日常生活主要使用闽南语。学校里不少年轻一辈的老师毕业自光复后的师范学校,说一口标准的“国语”,“有些还标准到把‘音’‘英’分得特别清楚。”比标准的发音更重要的是,“国语”逐渐成为用于公开演说的语言。郑鸿生五年级时,有位来自外省的同学,竟能在讲台上用“国语”比手画脚讲故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那是郑鸿生第一次发现同辈中有人能如此纯熟地使用“国语”,让他倍感惊喜。

郑鸿生五年级时,台湾还规定学生、老师在校只能讲“国语”,不许用方言。学生们精神为之一振,毕竟,“比起整天在教室里面回答考试题的处境,这实在是好玩太多的游戏”。大家努力用结结巴巴的“国语”互相笑话,抓住对方没用“国语”的小辫子,“闹成一团”。但这项规定并不实际,因为无法一一处罚违规者,且只用“国语”是校长及不少老师也做不到的,因此“闹了几天之后就无疾而终”,又恢复讲闽南语的日子。

初中,情况又有变化。班上最喧哗的仍是台南声腔,但已不像小学那样是“清一色闽南语风味”。年轻老师不仅发音标准,还能深入讲解文学作品。郑鸿生初中有位“国文”老师,用标准“国语”教唐诗宋词、唐宋八大家散文。讲起《滕王阁序》,吟到“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兴高采烈,手舞足蹈;背诵《长恨歌》,“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把我们这些小毛头带到一个出尘脱俗的境界”。

郑鸿生记得的还有位“名字就很漂亮”的男生,他叫江枫,“‘江枫渔火对愁眠’的‘江枫’”。老师安排江枫上讲台报告国际时事,他竟用标准国语,像《三国演义》一样把国际时事讲得绘声绘色。国语原来可以讲出这么精彩的东西。”

年轻老师、口才好的同学让郑鸿生感受到“国语”的魅力,也开始学习用“国语”思辨、论述。但说“国语”仍是小众的事,他对台南本地同学讲起“国语”,遭来白眼:“嚯!郑鸿生竟然讲国语啊!” 

“国语”首先作为文学语言为战后新生代所掌握

高中,“国语”环境渐渐打开,说“国语”不再引人侧目,“国语”逐渐成为同学之间通用的交流语言,内含在这套语言中的整个思想世界也渐渐打开。

“国语”首先作为文学语言被战后新生代掌握。除了课本上的文学作品,第一个走进视野的是让郑鸿生数十年难忘的漫画书。1960年代初,台湾涌现大批本土漫画家。大婶婆、魔鬼党、诸葛四郎……郑鸿生以“国语”在心中模拟这些漫画人物的对白。

漫画之后,是各大报纸杂志上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琼瑶、卧龙生、古龙……这些小说以白话文写就,包含丰富的传统诗词经典,无疑是对台湾青少年的文艺启蒙。“对于情窦初开的青少年而言,这些没有不吸引他们的。”

这一时期,台湾文学也迎来高峰。新一代的文学创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批台湾作家用“国语”写当地的人、事、物,甚至开创台湾乡土文学的流派。

受此影响,热爱文学的中学生大多加入文学校刊,这些“做梦、会写诗、想发表,写各自乱七八糟东西的文艺青年”聚会、写作、读书,并逐渐从文学创作进一步深入到思想论辩与阐述。

这些文艺青年思想的成长还得益于1960年代台湾出版的荣景。当地新生出版社出版大量在地作品、外文译作,大陆迁台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老出版社则发行大量旧书,内容包罗万象,从民国时期中国文学作品、思潮论战,到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大小仲马等经典外国文学作品。这样丰富的读书经验、思想资源,是“乙未世代”不曾有过的。

“国语”真正成为当时青年思考的语言。吸吮着“中国现代化的奶水”,战后新生代“以毋庸置疑的中国人身份”辩论、锤炼思想,可以说找回了父母亲所失去的论述能力。

1970年代,青年在论述上已了无障碍,具有活动能力和论述能力的学生积极参与论辩,广泛讨论现代与乡土等议题。台湾社会1970年代在思想论辩上的发展,将所有知识青年网罗进来,清楚地与“国语”这套论述语言绑在一起。

到1980年代,战后新生代成为父母,面对子女时,将不再如郑鸿生的父亲一般陷入失语的困境。 

《读书》杂志编辑曾诚

口语的统一或许与市场化有关

从台湾经验出发,如何理解二十世纪整个中国的语言经验?台湾经验应当被放置在什么位置?

《读书》杂志编辑曾诚想到自己的父亲,一个出生于1939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广东揭阳人。父亲的母语是潮汕话,不能自如运用普通话,在不会潮汕话的曾诚面前显得寡言。但父亲却能写极好的家信,文字是庄重老派的文言文风格。曾诚猜想,父亲阅读、思考时,心中所用的当是潮汕方言。还有一次,他见到父亲用潮汕话为奶奶讲解日食、月食。他想,“父亲的潮汕话是能讲自然科学道理的!”

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瞿宛文有些羡慕台湾本地人能掌握方言。瞿宛文父母是上海人,迁居台湾,因此她除了会“国语”,还会上海话。但这些上海话极其有限,并不能帮助她在今天的上海畅通无阻。而“国语”似乎还不足以成为母语,所以她有时觉得自己是个“没有母语的人”。

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师袁天欣与郑鸿生有相似的小学语言经验。农村小学,老师用方言上课。1990年代末期,国家忽然规定所有老师必须用普通话上课,学生在课堂上也不能用方言交谈。但当她用普通话与同学说话时,同学却很震惊:“你要干嘛!”老师里也只有语文老师换用普通话。中学时期,大多同学在城市中长大,不会方言,方言竟给人“粗野”的印象。而她下一代的侄子侄女,很多人既不会讲方言,也讲不好普通话,讲一口“长沙塑料普通话”。这样的语言经验让袁天欣思考:比起所谓民族主义,这个口语统一的过程或许与中国1990年代后期急剧市场化有着更深的关系。

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张志强认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祖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湛晓白提到“国语运动”的历史:不论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学家开创的白话文学实践,还是赵元任等语言学家开创的语言规范化运动,更多强调汉语作为一种公共语言如何为现代人所用,帮助现代人更好地表达。这种现代性与欧洲的经验很不相同,欧洲的语言经验更注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认同,把语言当做民族认同的符号。

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陶庆梅看到郑鸿生讲述的语言经验背后的哲学意义:看上去好像是“我们在说语言”,其实“语言也在说我们”,即人被语言塑造。语言与我们自身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感受到的主体是真正的主体吗?还是说我们没有感受到的、语言创造出来的才是真正的主体?具体到台湾的历史场景,语言又是如何构造主体的呢?她认为,郑鸿生用日常的叙述为解答这些哲学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陶庆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