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向西方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行者

1969年，林语堂在结婚五十周年时，为夫人廖翠凤送上一吻。 资料图

约1940年，林语堂在美国与友人在一起。 资料图

在留英美派当中，林语堂是西化派的一个典型，但是他又和这一批知识分子不一样。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探究自始至终，并且一生都在探寻一个新的中国。

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中，林语堂可谓在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最成功的第一人。他的著作《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销量巨大，并引发了强烈反响，林语堂更是因此而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文化名人，并且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今年年初，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钱锁桥的《林语堂传》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穷多年之功，利用了大量尤其是海外英文资料。钱锁桥教授认为，林语堂可以与胡适和鲁迅比肩，而他在海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功经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近日，《法治周末》专访了钱锁桥。

在美国“谈话式”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法治周末：如果将林语堂放在一百多年的知识分子谱系中看，他可以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典型——有坚定的价值观，一生追求“德先生”而从不动摇;坚守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对传统文化有批评有吸纳。但是这些特色都不够鲜明，《林语堂传》最让人关注的地方在于，挖掘出他是一个成功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坚持批判的知识分子。或许有人会觉得他只是一个知识上的二道贩子，而这又会让人忽视你所强调的，他跨文化翻译的价值和重要性。在当下，如何避免这种认识的误区和陷阱?

钱锁桥：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现代性，所需要的就是这种“二道贩子”——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

林语堂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有了出国的经验，能更好地理解西方，林语堂在这些人当中是一个佼佼者，特别是他对中国文化有自己的批评观点。最主要的是跨文化性——中国现代性，整个现代文化要有出路，在两个文化之间，你要有敏锐的感觉，有一种洞见。在这两种文化间，要有一种批评的观点，按照我们以前的套话，就是说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话是这么说，但是你要有真正的智慧做出来。最主要的一点，我觉得林语堂《论现代批评的职务》那篇文章是一把钥匙。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一个区别，就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按照林语堂的说法，东西方是一样的)已经有一个圣贤、圣人，基本上框架弄好了，我们不要挑战它。所以这些年中国的文化基本上是在这个框架当中。

但是现代文化中，这个背景没有了，我们开始拷问。西方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再到福柯，他们对现代的拷问只须关注自己的历史、知识背景。但是在中国基本上还要考虑到西方的介入，还要联系自己的传统，所以在两方面都要有批评，而且这个批评要有视野，要有态度。

因此，这种“二道贩子”价值连城。我们的现代文化要么完全就是极端的完全西化的，要么就是复古的，在两者之间有没有适合我们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林语堂到现在还是很有价值。

法治周末：林语堂出生在中国，但父亲是牧师，从小就读于教会学校，后来留学美国和欧洲。这意味着，他虽然生长于中国，但受到的是西式教育。这与胡适、鲁迅都不一样。这种经历对于他后来思想观念的确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钱锁桥：影响太大了，他说我思维逻辑都是西式的，但是情感上是中国的，性情上是中国的。但同时我要说明一点，当时民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是有一大帮人是留英美派的，他们基本上都很西化，比如说他当时有个朋友，钱钟书的老师——北大英文系的温源宁，还有吴经熊等。

但是，林语堂实际上起码是从大学时期开始，就对中国文化有一种自我的意识。他一直在探寻，中国文化是怎么样的，他一直有学术上、思想上的追求，从中国思想当中来探寻中国文化和现代的结合。所以，他认为晚明文士有一种自由的精神，张超、袁中郎、金圣叹……在中国文化中，当时他们很边缘化，但是林语堂觉得这反而很现代。当然，他的模板就是苏东坡。

法治周末：林语堂的思想之旅可谓由西入中，他重新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发展出一套“抒情哲学”，推向世界大获成功。我感觉，这与他精通英语和西方文化有关，在表述方式上，林语堂精通英美幽默，他在语言(话语)上比其他人更具优势，这意味着，他能够用英美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和语言，甚至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来译介和输出中国文化。在当下，中国文化同样面临解释自己，与世界沟通的重任。在这一点上，林语堂能提供哪些成功的经验?

钱锁桥：我们知道，文化之间永远都是有同有异，但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理论家，一天到晚强调文化有差异。因为有差异，所以我们要沟通，林语堂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能够成功，他的西化背景很重要，他的英语能力也很重要，这是一个基本的功底。但最关键的，还是他采取沟通的态度、策略，他的策略是一种谈话式的——咱们坐下来聊天：你是老外，没关系，我们把领带解开，看看你是怎么样的，我们是怎么样的，这个态度很重要。如果一开始就强调差异，你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的，我一定要这样，那就没办法谈下去了。

其实，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当中有些陈述前后矛盾，没有一以贯之的逻辑。但这是一种聊天的方式。所谓的矛盾，不同的语境文化表现有不同——我有时候这样，有时候是那样的。所以这和西方的逻辑概念不一样，中国文化在这里面是很重要的启发点，因为中国文化讲情理，讲合理性，并不一定特别讲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如果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往往没法谈。实际上这是一种态度。

他在写给华尔希的信当中，说我要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我要把中国像一张床布一样在世界屋顶上晒晒，既指出床单上的污点，但是同样也要表达这是很可爱的中国，这种态度很重要——就是你也得有批评的观念。因为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思想，自由主义就是可以批评的。你如果传达中国文化，一定得是大一统，否则，人家觉得你不可信。

所以我觉得，这种态度，这种对话方式很重要，到现在同样如此。

法治周末：林语堂对于美国传教士描述的中国颇为不满，这也是他写作《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的原因之一。那么，这两本书受到欢迎，除了澄清美国读者的误解之外，与当时西方文明的危机(或现代化危机，例如一战、二战)是否有关?

钱锁桥：对，和中国切入战争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日本人入侵东北，直接侵占中国的领土，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西方列强非常不赞同。一方面是侵略到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同情中国，在美国也是一样。所以对中国有很多的关注，这让华尔希、赛珍珠觉得林语堂在美国有市场，鼓励、敦促他写中国人、中国文化。

《生活的艺术》初稿，林语堂开始下药太猛，着重从批评西方现代文明的危机着手。后来一看不行，这样就不是“谈话式”的了，所以全部推翻重来。但我们可以由此看到，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能吸引人的背景正是西方文明的现代化危机。现在，中国人也应该想想什么叫“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了。

林语堂、胡适和鲁迅

法治周末：你将林语堂和胡适、鲁迅并列，你应该知道，在内地读者的观念中，他们未必接受，因为胡、鲁的地位现在基本得到了认可，你在第一章谈到了对于这两个坐标需要反思。那么，林语堂的分量真的能和他们并驾齐驱吗?他能够作为超越胡、鲁之外的第三个坐标吗?

钱锁桥：首先我想说，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可就只有鲁迅一个标杆，那个时候没胡适什么事。改革开放以后，可能大家对胡适的研究很多，还曾经有过讨论，我们到底要鲁迅还是要胡适，那我就横插一杠，我说，都很重要，但是还要看林语堂。从个人方面，他们其实是很好的朋友。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五四”我们提出两个口号，“德先生”“赛先生”，中国文化要现代化，我们需要民主、科学。

比如说在“德先生”方面，我觉得林语堂在20世纪中国文化知识层面，是很典型的，而且他这一辈子基本上都是站在前列，而且不动摇——这和他知识背景有相当大的关系。比如说胡适曾经到苏联去，而且他有一段时间觉得苏联经济的方法可以借鉴，徐志摩反而是不赞同。徐志摩当时就觉得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但林语堂从来没有被苏联经济这一套方法吸引，他对中国要拥抱“德先生”，自始至终坚持到底。而且他能够针对中国时事发展，针对目标来倡导自己的价值观，我觉得是很有智慧的。

科学方面就更不用说了，“五四”知识分子当中有谁是科学家、发明家的?林语堂不光发明了中文打字机，他还有好多小发明，他真的是很喜欢科学精神。但我觉得更主要的还有另外一点，他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有自己的特色。

我们一定要清楚，林语堂的知识背景，是中西并举的。在留英美派当中，他是西化派的一个典型，但是他又和这一批知识分子不一样，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探究自始至终。

在这个方面，他创造探索出来一套东西，实际上比任何人都影响更大。这对我们21世纪更加有启示作用。为什么?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有全球视野，林语堂一生的追求就是要探寻一个新的中国，这个新的中国当然是一个新文化的诞生。在文化层面上还要创建一个新的文明，不光是中国的，而是一个普适性质的，包括怎么样对西方文化的现代性批判和介入;中国文化在里面可能起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到，这些到现在仍然一点都不过时。从这个角度来讲，鲁迅和胡适其实都没有林语堂做得成功。

法治周末：你认为，林语堂和胡适、鲁迅都不一样，他的跨文化之旅更凸显其跨国性、全球性，在此跨文化翻译行为中，林语堂承担了批评家的角色，批评视野面向整个现代文明，而不是单从中国民族主义的视角与关怀来做“宇宙文章”。如你在书中所述，他的这些批评有时不受欢迎(例如，支持印度独立，批评英美国家在自由民主上的利益导向等)，产生的影响也很有限。那么，他为什么坚持这样做?

钱锁桥：鲁迅有留日的经验，但他老是觉得中国的东西是一个累赘，所以批判得最厉害。胡适是真正西化的，他能够用英文写作，写得很好，他对西方有切身的体验，和韦莲司一辈子爱恋，保持通信往来。胡适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觉得中国就应该学习美国文明，所以他是一个旗杆。但是，林语堂和他们在某些方面相同，也不尽相同。

特别是他到美国以后，就批评美国。你说他不受欢迎，他其实当时还是很有影响的，他的书很畅销。《纽约时报》资深的专栏编辑和他过不去，就因为他有影响。自由主义就是要批评，而且他胸怀世界，对世界文明保持批判。他和华尔希的关系中有一点，就是华尔希老说：语堂，你是个中国人，一位“中国哲学家”，你在美国的发言要时刻凸显你中国人的身份。在这一点上，林语堂和华尔希好像有一个拔河战。从林语堂这边看，他当然是中国人。但是他后来，在写《美国智慧》的时候说，我是作为“现代人”来发言。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更何况我在美国已生活多年)，我们都是现代人，你不要老说我是中国人，这样你把我放在一个角落里面，我也不舒服。他批评现代，不光是批评中国，也批评美国，这是自由主义批评家的本质。

法治周末：从婚姻上看，林语堂与廖翠凤性格互补，婚姻美满。鲁迅与朱安有名无实，与许广平才是夫妻。而胡适与江冬秀虽有婚姻之实，但情人众多。以这三个人的婚姻而论，胡适、鲁迅都屈从于宗法社会的旧习俗，而林语堂的婚姻则更符合现代人的价值观。你如何看待这三个人的差别?

钱锁桥：林语堂是一个生活达人，他写了《生活的艺术》，自己也非常会生活。他的婚姻美满，和廖翠凤门当户对。廖翠凤是上海当时两所最有名的女校之一圣玛丽亚书院的毕业生，英文是一流的，和林语堂走出来绝对是相配的，上得了厅堂进得了厨房，两人婚姻美满，三个女孩自幼聪颖，他可能还想要一个儿子。他的家庭也是很平和的，没有像好多现代作家那样搞家庭革命。

林语堂曾说，他和吴宓在哈佛相熟，吴宓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讲纪律、讲传统，所以他回国以后也很强调这些。可是，吴宓性情是很浪漫的，这让他自己好累。

林语堂说许广平是挺好的一个人，很老实。他在上海在和鲁迅有好多交往，应该是很愉快的。

法治周末：胡适和林语堂都为平社成员，这一时期，胡适、罗隆基等人以《新月》杂志为阵地，就人权问题与国民党直接论战，学者邵建最为欣赏此时的胡适。鲁迅住在租界，和国民党打堑壕战。《林语堂传》显示，他1920年代末期和1930年代前期提倡幽默、闲适、小品，并且在文坛取得了成功，但为左派不容。鲁迅与林语堂打起了笔战。回头看，你怎么理解林语堂当时的主张和文艺观?

钱锁桥：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处于现代化过程当中，上海是最现代化的都市，有很多现代的生活方式，但是，当时中国大部分地方可能还是农村。改革开放30年以后，好多的现代生活，完全就是沿着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过来的。

林语堂经常请别人到家里吃饭，有的时候还要吃牛扒，但是吃牛扒也会吃出政治来。曾经有一个左翼的人，和林语堂一块儿吃午餐。后来他在文章里说，林语堂过着资产阶级生活，他们在家还吃牛扒。林语堂就说，你吃牛扒，我也吃牛扒，你当时吃牛扒，因为是想着农人对耕牛的苦，是革命的，而我吃牛扒只是想着牛扒的味道，是资产阶级的。现在看起来，这个争论让人哭笑不得。

历史的不同语境中显出批评智慧

法治周末：《林语堂传》显示，林语堂成名之后回国受到欢迎，由此与蒋介石、宋美龄书信往来。抗战期间，林语堂给华尔希写信，指责胡适不敢抗议美国卖石油和军用物资给日本，批评美国没有平等对待中国，并且给蒋介石提出外交建议。如果说，胡适与蒋介石及国民党是诤友关系，那么，林语堂与蒋是怎样的关系?不同的时间段有何区别?

钱锁桥：林语堂在上世纪30年代不属于蒋系，所以他根本就不是蒋介石的人，提供资源支持他的是孙科，孙中山的儿子。林语堂参与的《中国评论周报》和《天下》月刊，支持这些刊物的基金会都是孙科办的，蒋介石和孙科他们不是一路的，国民党里面的派系很多。但是，林语堂和蒋介石的关系主要就是在抗战的时候，那时候为国。所以林语堂给蒋介石进言，也上书过好几次。但是他和宋美龄的关系比较好，他们沟通都是用英文写信，给蒋介石写信则用文言。林语堂回国后再去美国是以蒋介石侍卫室顾问的名义，可以申请外交签证。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林语堂才去台湾，蒋介石对他很客气，给他建了一栋房子，就是现在阳明山上的林语堂故居，完工后还到舍茶叙，很是礼遇了。

法治周末：林语堂与华尔希、赛珍珠的矛盾，既有政治理念的分歧，也有出版商关注市场，作者坚守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冲突，就《林语堂传》中的描述，感觉最核心的还是经济问题——也就是利益问题，华尔希的庄台公司降低了林语堂的版税，后来坚持林语堂的著作在美国的版权到期之后，还要分享海外版权的50%，这让林语堂无法接受，那么，庄台公司对待林语堂是否苛刻?这些经济利益大致有多大?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否足以改善林语堂的经济状况?

钱锁桥：我觉得，经济的纠纷其实是导火索，最根本的还是政治上分歧。如果说政治上大家都是很谈得来的朋友，他们的友谊可能不会破裂，也不会有经济上的纠纷。他定的这个合作协议，以前林语堂也都是早知道的。那么，对他经济上有很多影响吗?肯定有，顾彬教授说，林语堂的得益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事实上很大，所以到后来，林语堂英文版的原版著作，华尔希、赛珍珠夫妇已经不印了，但德译本等其他语种的版权还有很多收入。

林语堂是一个自由作家，要靠自己写作挣钱，他要是没有经济基础，如何自由?所以这方面的收入对他来讲很重要。林语堂要养家糊口，但他的婚姻很好，他太太很喜欢富贵，有难的时候把珠宝都给当了。（法治周末特约撰稿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