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重申文明诞生 依赖三项基本原则

现在，针对上古神话，我们来做一次小小的盘点，看一下它所经历的那些风雨苍黄。从神话史角度看，中国神话大致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神话，我此前已经说过，它具有非常古老的历史，却遭到了四次大焚毁，也就是周灭掉殷商、诸侯灭掉周礼，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有项羽火烧咸阳，结果是把中国神话弄成了一个严重的失忆症患者，几乎失去了对周秦以上的所有记忆，只剩下一些零乱不堪的碎片，犹如神话树上飘落的树叶。

先秦到汉代，这个时期产生了第二代神话，它通过移民和商人，从世界其他地区租借了一些异乡神及其神话片段，把它们拼贴起来，再加上一些自我脑补，就构成了一幅本土的神话拼图，《山海经》正是这类拼图的代表作，外表破碎，描述精简，像是一些完全没有展开的故事大纲，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想象空间。此外，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史官，努力把神话改写成历史，以至于第二代神话的许多部分，是以“历史”的名义张冠李戴地保存下来的。那些著名的神话人物都被写进了帝王世系表，从那里接受我们的礼赞和缅怀。《史记•五帝本纪》是这方面的范例。它所记载的五帝，例如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祂们都是上古神话里的神明，而在《史记》里却转型成为世俗国王。这种神话拼图运动直到魏晋时代还在继续，但已经发生了某种质的改变，因为在这个时候，神话队伍中出现了两个新成员：第一，从道家思想和神仙方术的结盟中诞生了民间道教；第二，印度佛教开始进入中国。这两个新事物改变了中国神话史的轨迹，推动了第三代神话的诞生。

所谓第三代神话，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首先是道教神话，这个神话体系是第二代神话的延续，但在细节上得到了极大丰富，《搜神记》是这方面的范本，它详尽描述嫦娥奔月的细节，完成了月亮神话的终极书写。不仅如此，道教神话还创造出一个阵容极其庞大的神谱，其中的领军人物是“三清”，也就是道教最高神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第二部分是来自印度的佛教神话，其间还杂糅着吠陀神话，后来又添加了观世音崇拜等等，其间涌现了大量佛经神话故事。当然，它也有自己的异乡神领军人物，比如时间三世佛：释迦摩尼佛、燃灯佛和弥勒佛。第三是从本土乡村里自发生长出来的民间信仰，比如北方仍然敬拜的土地公、南方乡村祭奠的傩神，还有福建渔民崇拜的妈祖，他们也带来了自己的神话传说。这部分神话，至今还在以民间信仰的方式，存活在乡村文化中，成为农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珍贵的活态文化遗产。

以上就是中国三代神话基本框架。了解这三代神话，我们就掌握了中国神话演变的基本脉络。众所周知，神话是文明的文化表达，神话的发生过程，折射出文明的基本特征。下面，我要重申文明诞生所依赖的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无论世界上的哪一种文明，都不是在封闭状态下发生的，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文明的“交互原则”。先秦的历史事实已然证明，开放性跟伟大性之间是成正比的关系，越是开放的文明就越是伟大，反之，越是闭关自守，就越是孱弱和空虚。在任何一种自我闭合的文化下，都不可能诞生老子和墨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

就中国宗教史而言，我们不难发现，道教的发展趋势明显不敌佛教。事实上，这是由于佛教不断接受着海外文化的“输血”，不断有新的圣徒进入，时而是迦叶摩，时而出现了达摩，可谓前赴后继。不仅如此，也不断有华夏高僧前去西天取经求法，例如著名的法显和玄奘，他们由此成为世人传颂的文化英雄。佛教从不讳言这些外部输血的历程，相反，他们对此无限自豪。但在道教那里，这种外部关联却成为禁忌的话题：道教拒绝谈论它的教义源头，也拒绝从异域和异乡神那里吸纳新的血液，结果必然会面对自我衰退的挑战。道教与佛教在中国历史上截然不同的命运，是道教界人士应当反思的问题。开放性而不是自闭性，将是中国未来文化复兴的基本前提，此外没有任何捷径。

第二是文明的“摹仿原则”。华夏农业文明已经死亡。鸦片战争对它造成了第一次巨大的破坏，后来又在农业精英、土地制度和农业技术等方面受到致命创伤。现在我们的土地上所剩下的只有“农业”，而“农业文明”早已不复存在。所谓“改革开放”，就是把国门重新开启，使现代文明以投影的方式投射到农业文明的废墟之上，这样的文明，可以称之为“投影文明”。投影文明的本质属性，就是“山寨”、“拷贝”和摹仿复制。中国制造业的基本语法，都是“山寨”的语法，而这无疑是由文明的本性所决定的。

第三是文明的“转化原则”。摹仿并非一件坏事，只要你足够开放，即便从摹仿开始，总有一天会转向原创，就像先秦时代，中国人曾经吸纳过如此多的优秀思想，但最后都转化成了自己的东西。中国人的天赋智慧中，有着极强的转化能力。“五行”最初来自波斯的“五神”，分别叫做金神、木神、水神、火神和土神，但邹衍把它们转变成五种哲学元素，这是从神学到哲学的重大转型。阴阳学说也是如此，它在古文明中早已存在，但在阴阳家手里得到更大的升华，成为解释宇宙的基本模型。经络说来自印度，但中国人在“七脉轮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极富创造性的穴位说。所有这些异域文化原型，都在本土得到了有效的转化，证明中国人有强大的文化消化能力，它们是在原型基础上的“二度创造”。外部原创能够产生强大的激励效应，从而点燃中国人再创造的文化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