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洁:清末民初新思潮是如何经上海传遍全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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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洁:清末民初新思潮是如何经上海传遍全国的

2019年07月22日 15:05:00
来源:澎湃新闻

上海成为晚清中国的文化中心,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诸如政治环境、经济状况、人口结构等等。以营业额论,清末书业,全国大约每年不过四五百万元,而商务印书馆一家独占其三分之一,文明书局、中国图书公司、集成图书公司等合占三分之一。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营业额集中在上海。各类型的图书重镇也均在上海:

教科书以商务文明两书局编译最早,至今已成书业之重心。至专门科学之书,科学仪器馆固曾译之,新学会社则译印农学诸书,至今犹未已也。至政治、历史诸书,广智书局、作新社均有译本,旋亦中止。

从甲午到民初,上海的出版发行机构多达四十余家,占当时全国五十余家的80%左右。上海作为中心地,新知识、新思想由此扩展到全中国的各个地方,从通都大邑到乡野村塾。在可见的各类清末民初阅读记忆中,“上海”作为一个关键词频繁出现,这也提醒我们,集于上海的这桩有关启蒙的生意,对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有多么深远的影响。

报刊、书籍从上海向内陆扩散,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书局设立分号

各主要书局在其他城市设立分局,这是新式读物向外传播的最主要途径。比如,在北京,商务印书馆、锦章书局、点石斋等书局都设有分局;在天津,文明书局、有正书局和商务都相继设立了分局;南京、汉口、重庆等城市,多由上海的大书局出资设立分号,也出现了一些零售新书的小书店。姚文枏《上海乡土志》中就把上海的书坊、仪器馆视为“增进学生之知识、输入内地之文明”的“间接”。

以商务印书馆为例,看一看在晚清,上海是如何发挥文化中心作用的。自1903年开始,商务就在外埠设置分馆,首家分馆设在汉口,这是商务加强发行工作的一项重大措施。1906年又在天津、北京设分馆,此后陆续添设。到1915年止,全国已有以发行为主的分馆40处。商务的发行所和分支馆门市部以经营本馆出版图书为主。发行所另设有寄售柜,代售外版图书;还设有订书柜,预订和零售杂志期刊;西书柜专售英、美、德、法及日本等原版进口外文书籍。这样的销售网络,使得商务图书能以最快的方式占领市场。清末民初读书人的阅读书单中,几乎一定会有商务版的图书、杂志。随举两例。据罗尔纲回忆,他随父亲到桂平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县城里已经有了商务印书馆的代售处,父亲买了许多商务出版的新书给他看,还包括《东方杂志》等刊物。这些书给了他很多的新知。还有四川的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中记载,成都青桥的商务印书馆分馆是他学生时代常常流连的地方:

随向我母要一些散碎银子(其时银元在成都尚少通行市面),到成都青石桥街商务印书馆分馆,去陆续买得《块肉余生述》《刦后英雄传》《剑底鸳鸯》《吟边燕语》等不下十余种的林纾译作,读后方知世界之大,品类之盛,令人不觉悠然神往。因为常去商务印书馆成都分馆,对于该馆新到之书,由于好奇,信手买归,更得读严复的《社会通诠》《法意》《群学肄言》等书。这类新书比之我一向所读旧籍,可以说另是一番境界;虽然我其时对于外国文学与社会科学并不了解,然而总感到天外有天,理外有理,学不限于一国,师不只于常师,因此引起我出门求学的动念。

商务出品或售卖的图书,成为内地青年学子接触新知识和新世界的媒介,从这里开始,他们挣脱有限的、闭塞的城市与乡村,向更广阔处寻找未来,重新思考民族的前路。从这一意义上讲,以商务为代表的新式出版机构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救亡史上厥功甚伟。

除商务为典型,沪上稍有规模的书局都在国内其他省份设有分局。如同样以出版教科书为主的文明书局,开办之初就在京、津、保定等地设立了分局,并直接为直隶各学堂提供教科用书及从上海选购的各种时务新书。北京分局从上海总局转运新书,平价出售,不加分文,以方便北方学堂所用。在天津,文明书局设立孟晋协记书局,统一发行文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1903年在保定设立两处分局,专门为直隶全省学堂供应教科书,价格仍以上海文明书局总店为准,不加运费。“于寒士便益实大……专以开通风气为己任,其苦心尤足嘉尚,是真不愧为文明二字矣。”点石斋申昌书室,有上海、北京、杭州、汉口4处发行机构;另在香港、广州、烟台、安庆、扬州等地设书报代售点7处。点石斋还认为,代售机构虽已丛繁,“然究难周遍。恐有远无分局之处,苦难购取者,则请托信局代买。递寄极为妥便,可以无虞。”在南宁、沙市、镇江等地,设信局代售16处。发行与销售网络,既开阔又多样。

从晚清报刊中习见的书局广告来看,当时上海的书籍不仅通过专门的书业机关发行,还有不少是通过一般商号代售的。这些商号包括洋广货号、笔墨店、纸号、烟袋店、皮荷包店、线行、药铺、煤号、木行、坐褥店、杂货店等等。比如,点石斋申昌书室,就在天津、北京、苏州、兴国、福州、宁波、武昌设有商号和个人代售处8处。周越然曾回忆说,他小时候购买的许多西书都是通过一个“中西大药房”的经理从上海代购的。除大的书局,很多大的报馆也选择在外地设立分销店,以广销售。据廖梅统计,《时务报》在全国18个省共有75个城镇、国外有5个城市设立了202个代售点,其中主要是公馆、药房,书坊仅有11个。另以影响最大的《申报》为例,1873年初就在杭州设立了第一个分销处,以后又在宁波、苏州、南京、扬州、北京、天津等地设立分销处,到1881年2月,共设17处。到1887年又增加了15处,到1907年,又在桂林、哈尔滨、海参崴及国外日、英、法等地设分销处,由遍布国内发展到进军海外。从这些精心设置的发行网络和销售方法来看,上海在晚清的启蒙运动中有效地发挥了文化中心的作用。而分局与分销处的设立不仅拓展了市场,同时也更加稳固了上海作为全国出版中心的地位。

《申报》发刊词

(二)书商贩运

除上海的新书业较发达外,其他城市均处于初兴阶段,缺乏编印新式书刊的条件,因此多从上海进货,在本地零售。北京的琉璃厂销售新学书籍和教科书的书局,如晋华书局、博文书局、第一书局、北洋书局、直隶书局、书业公司等,即大都从上海进书。

书业在新与旧之间的转徙,上海,便是此“新”权势之中心。在昆明,有一家祟正书局派员驻沪采办书籍,并在大理开设分号。在湖北,改试策论以来,各赶考书店“自七月半后骤增二十余家,多系由上海运贩而来,销路甚旺,闻每店每日皆可售洋一二百元。”包天笑回忆说,在苏州,要买新书,非到上海去不可。顾颉刚也记述过,少时常到玄妙观的市场上去看书,“那里的小书铺和书摊上卖的大都是上海书店的滞销书,价钱便宜。”

开明书店的夏颂莱所著《金陵卖书记》及王维泰所著《汴梁卖书记》更具体地呈现了上海书商向内地贩运新书的故事。夏颂莱是开明书店的主持者,1902年南京乡试,在前后约一个月时间里,开明一共卖出了图书3000余册,光顾的主要是各地来南京赴考的士子。售出的书以历史书为多,共卖38种893册,政法、科学、地理书售出数仅次于历史书,分别为27种533册,28种427册和19种331册。第二年会试,夏颂莱会同书店股东王维泰又赴开封售书,共携带书籍20多箱200余种。抵达开封后,在考棚街租了间房,挂上“开明书店专售新书”的牌子,并写了一些“广开风气,输布文明”的招贴,贴于大街小巷以招徕顾客。像这样的书籍转运工作,在晚清并不少见,这不仅使得身处内地的士子有机会接触到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也为科举改革的顺利推行提供了一定条件。

(三)官府、学堂赴上海采购新书

书局、书商以外,甲午以降的启蒙空气中,一些开明官员也在积极开展经世类、时务类书籍的推广。比如,喀拉沁亲王派员赴上海各书局购办文明书籍,“以备该地方设立学堂之用。”1903年,直隶学校司奉袁世凯之命,通饬各属,购买文明版《蒙学读本》3000部和《皇清政治学问答》初、二编3000部,分发给所属各学堂,并请学堂从速核定数目上报,以便续购、转发。山西巡抚岑春煊也派人去上海“购时务书籍到晋贬价出售”。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大型法政丛书《汉译日本法规大全》(共80本,定价25元)一出版,两江总督端方就订购了200部,“颁发宁苏两属,并饬皖赣两藩司备价各购二百部,一律颁发,以为政界参考之助。”山东巡抚杨士骧亦应盛宣怀之请,下文部属订购此书,“足为政界学界研究之助”。这些封疆大吏,或出于政绩需要、或“咸与维新”,或真心开通,都在积极将文化中心上海的“文明”输入到内地。

疆吏以外,更多的是学堂在充当“转运”新书、新知的角色。如,保定蒙养学堂“皆以文明书局所编《蒙学全书》为课本”,保定官书局还到上海购回数百部,运来分发,“以应各学堂之用。”青州府知府“曾经托人在上海买了十部资治通鉴(某书局石印的),分给学生们圈点,供给他们研究史事之用。”包天笑和他的同伴去青州的路上途经上海,曾去书店选购了一些教材与教学参考用书,“以资应用”。普宁人黄天鹏回忆说,当维新的潮流来到家乡这个荒僻的小县,他从家塾进入学堂,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学堂里有汕头和上海的报刊,可以满足他的好奇心和喜新性,自此也开始注意新闻、关心时局。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阅读《天演论》的故事已脍炙人口,周作人回忆水师学堂的读书经历时也说:“所看的汉文书籍于后来有点影响的,乃是当时书报,如《新民丛报》、《新小说》、梁任公的著作,以及严几道、林琴南的译书,这些东西那时如不在学堂也难得看到。”钱均夫回忆在杭州求是书院传阅新书的情形,各同学将自阅之《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译书丛编》等置于公共书架,凡同学均可自由借阅,并在除星期日外的每天夜饭后、自八时至九时,聚集室内,讨论各自的阅读心得。他们还集资订阅《杭州白话报》二十份,分送给附近茶坊酒肆,供路人阅读。而马叙伦的回忆则说,教员室的报纸本不许学生阅览,但他的老师陈黻宸则常常把报上的时事讲给学生听,还把《天演论》《法意》《明夷待访录》一类书籍介绍给学生。这些报刊、新书大都印刷或转运自当日中国的出版中心——上海,学堂在教授新知识的同时,在更大范围内开启了年轻一代接触新世界的大门。

学堂中师生之间的传递是一路,学堂之外还有开明绅士、新兴的知识人群体也在不同程度承担着传递新书、新知的责任。1898年春,江左汉记书局在汉口创办阅报总会,其告白云:

本局蒙上海等处各报馆委售旬报、日报十余种,类系指陈时务,通贯中西,为有志经世者不可不阅之报。兹特设立阅报总会一所,将各报备齐,以供众览,并备茶烟以为消遣之资,尚恳诸文人学士随时惠临,为荷。本局并可代人定购各报。

像这种阅报社的设立,各地都有。社中不仅有报纸,也会零星购买新书,是一般贫寒士子新式阅读的主要途径。在四川,富绅集资创设广学会,在上海购买各种图籍,来渝发售。以其赢余刻书,并拟开看书公会。1898年夏,苏州绅士董濂夫在当地创办阅报公会,其创办目的即为:

现因八股已废,士尚实学,上海时务、新学、经世、格致、农学各报,皆议论宏通,切中时弊;唯名目繁多,寒士无力购取,未易全览,故创设一会,将各报每种购全十数份,借人观阅。

在芜湖,汪孟邹1903年开办科学图书社,主要业务就是出售上海出版的时务新书,向士子们传播新知。1904年《安徽俗话报》上刊登芜湖科学图书社广告:

本社创设宗旨为输入内地文明起见,去秋开办情形已登日报,近复增集股本,力图扩张,特约日本东京同乡诸君,并委派妥友驻沪,专司采办所有东京、上海新出书籍、图画、标本、仪器、报章等件,务求完备,以副同人创办之初心。

1907年,孙诒让赴上海考察学务,并访问了上海的几个著名书局,采购新书三百六十四册。开民智、兴教育是这些先觉的读书人投身于新书业的抱负,东京和上海成为他们汲取新思想的策源地。由上海向内陆的辐射,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一个的学堂、一个一个的读书人,接续、传扬,新的知识与思想才得以在清朝的最后十年间如此迅猛地铺陈开来,科举改革也在这十年间最终完成。

(四)邮路与师友传阅

还有更多零星的、散碎的阅读是通过邮路从上海向广大的中国内地传播的。章开沅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曾有过“东京—上海为轴心的革命舆论”的论断。革命书刊许多在日本编辑、印制,而后通过邮路、留学生传播等各种方式流入国内,上海则在这一网络中处于枢纽地位。上海为什么能够起这么重要的作用,革命党人雷铁厓说得很明白:

上海者,中国最开通之第一埠也。全国之风气,由其转移;全国之思想,由其灌输。上海发一议,举国之人即随之风靡,曰上海得风气之先者也。吾侪僻居内地,孤陋寡闻,步趋其后,必不失于正轨。以故年来风潮率由上海开其端,是可见上海为举国之导师,关系全国之人心,即关系全国之存亡者也。

上海是晚清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有着便利的水陆交通。这直接促成了上海作为文化辐射中心点的角色。留日学生将书刊向国内传输,一般先在上海设总发行处,再通过长江流域向南北辐射。上海在这一传播网络中,发挥了枢纽和传播链的双重作用。

《新闻报》最初的销售路线,据孙玉声《报海前尘录》说,当时火车未通,送往外埠的报纸,皆由小轮船和信局的脚划船递送。为加快送报速度,馆主斐礼思别出心裁,雇佣一个挑报人,每晚12点以后,将已印成的明日报纸先发若干份,捆作两大包,挑送至南翔镇白坑缸地方河滨,河中预先雇有小划船一艘,载入船中,连夜开驶,次日午后即可到苏州。由都亭桥分馆当日批售,立时购取一空,故苏州可以有当天《新闻报》。无锡、常州、镇江等处,由苏州寄出,也可以比别地方早。包天笑曾详细记录过阅读通过邮局里“脚划船”飞送《申报》的情形:“昨天上午所出的报,今天下午三四点钟,苏州已可看到了。”上海与苏州通火车后,则当天下午就能看到《申报》了。徽州的读书人也主要是通过邮寄获阅上海报刊的。在绩溪,未设邮局以前,阅报者寥寥无几。希望了解时局的人,往往要想方设法才能看到报纸。而在邮局开设之后,阅报者逐渐增多,根据清末调查的报纸销数,约在百份以上。在休宁,上海的《神州日报》《时报》《中外日报》《申报》《新闻报》《舆论》和《女报》等,都是通过屯溪民信局寄送的,约有10份左右,由邮局寄送的约在50份左右;此外,绅、学、商各界订阅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卫生报》《医报》和《国粹报》,也有大约10份。而上海亦是近代徽商麇集之区,再由他们及其亲朋向家乡传布,因此上海新闻界、出版界对徽州的影响很大。《祁门民情之习惯》记载,祁门虽然地处山区,但当地人一向喜欢阅读京报阁钞。自从沪上报馆纷纷开张,购阅者也逐渐增多。据清末调查显示,除县、学两署以及城乡各学堂之外,城内销报14家,东乡浒溪销报2家,南乡平里、鳙溪等处销报6家,两乡历口、闪里等处销报4家,北乡善相等处销报2家。在黟县,客居外地的经商者,往往将自己读过的报纸寄回家乡,所以当地人也能够看到外埠出版的不少报纸。与此同时,通过上海邮局直接寄达的报纸也有十数份。

黄天鹏在《中国新闻事业》一书中谈到:

邮电与新闻事业之繁荣,至有关系。……明清信局兴起,近世报纸最初遂托附之以销行,及光绪时,设邮局,交通四通八达,报纸遂由邮局传递,且订专章,受有优待之例,报纸之销行受邮局之助至多也。

到1903年,大清邮政已经拥有总局33处,分局七百余处,除甘肃兰州外,其他省城均已通邮。而截至1907年底赫德回英前夕,全国各州府县则已经拥有邮政局所等二千八百余处。这些深入中国腹地的邮政机构为近代报刊的发行提供了广阔而畅通的渠道。

书籍、报刊由上海寄往内地,继而又在师、友中间传阅,以各种方式进入到青年人的阅读视界,影响他们的思想并不断扩散。在各式各样的晚清阅读回忆中,有关于“上海”的记录几乎无处不在。朱经农回忆说,戊戌以后熊希龄革职回乡,带了许多上海制造局的新书,少年朱经农正是从这里开始他的新式阅读的。后来,熊希龄还经常到上海去采办图书和仪器带回湘西,筹备开通家乡风气。他还在常德开办了一家启智书局,专门从上海运新书报来卖。朱经农说他们兄弟几人,空闲的时候经常跑到书局去“看白书”。熊希龄还告诉书局里的职员,开书店的目的,是为了开通风气,只要他们肯来看书,不买也不要紧。曹聚仁说:

先前,我们的《申报》从上海来,至少得经过半个月的转折递送,才到了育才学园。大家轮着看来看去,看上半个月,才转到蒋深坞一位远亲手中去。于是那位钟家老伯用看《通鉴》的眼光看一个月,才把那份申报送回来;于是,他就凭着这份隔年历本到墩头市去发一番议论。

萧瑜则回忆,家中从上海订阅书刊,先寄到湘乡县城,派人走三、四十里到县城取,一次寄三本、五本,工人一送到家,祖父先在灯下细看。一面看,一面议论,有时长声短叹。父亲取去另外几本,也在灯光下赶忙看,用硃笔圈点加注,有时还用另一本子抄下。近邻远乡也时有人差工役来借阅。朱峙三的父亲则在信局森泰昌定了一份《申报》,从那里,少年朱峙三开始了解“世界大势及中国应兴革之事”。陕西人吴宓同样接受着来自上海的启蒙:1902年吴宓九岁,在家中由继母教读,以叶澜、叶瀚兄弟所编印的《蒙学报》为课本,兼读《泰西新史揽要》、《十九世纪史》、《地球韵言》,《世界地理》等书。家中还订阅《新民丛报》,按期自上海由邮政局寄送。浙江人茅盾也有类似经历,由母亲在家中教其读书,用的教材就是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识》《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他父亲还经常根据《申报》上的图书广告买些声、光、化、电的书,还有一些介绍欧美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新书。张恨水回忆他的写作生涯,也说到,在风气尚为闭塞的内地,唯一能让他找到点新知识的,只有上海的报纸;从报纸上,他知道了这世界不是四书五经上的世界,“我一跃而变为维新的少年了。”四川的郭沫若则是通过在省城读书的哥哥而接触到“上海”的:《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等书报源源不绝寄到家中,是他的课外书籍。这些书报以外,还有各种上海蒙学教科书,如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修身、国文等等,在家塾中被用作课本。安徽人杨亮功的蒙学教育也来自于上海,他的老师是上海格致书院的毕业生,常常订购文明书局出版的史、地、动植物等各种小学教科书,向学生传授新的知识。湖南人马非百,他的父亲是废八股、改策论后考取秀才的,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他从外面带回来不少有关维新、时务的书籍,并将村内私塾改成两等小学堂,也是采用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蒙学十七种”为教材。陈布雷的“上海阅读”则更为便利,他的大哥在上海经营出版业,因此经常从沪上带回或邮寄新书和报纸杂志,陈布雷说,那时的他为求知欲所驱使,“泛滥涉猎,有如饕餮”。

陈布雷

“上海”成为那一代青年学子开蒙、启志的精神之源,代表了启蒙与生意之间的合为、合欢。1902年,在南京陆师学堂读书的汪希颜写给绩溪老家的弟弟汪孟邹的信中,谈及从上海购阅新书、新报,日夕观览,一下用了四个“大”字来形容彼时精神之振奋——“大鼓志气”、“大作精神”、“大拓胸襟”、“大增智慧”。梁任公、严几道们的启蒙事业,经由上海的报人、书商扩展到内地,到士人之耳闻目睹。这些曲曲折折的邮路和师友间薪火相传的痕迹为我们清楚地画出了一条启蒙流衍的路径:从思想者的上海到书商的上海,从上海到全中国,从传统到现代。

本文摘录自《民国的“失传”——清末民初中国革命再阐释》,沈洁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