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印刷：在中国并不曾好好地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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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尽皆知的是，印刷术尤其活字印刷是古代中国最辉煌的发明之一；并非人尽皆知的是，活字印刷在中国从未真正盛行。

自从纸张发明之后，书籍也就逐渐增多；迟缓的手抄无法满足需求，于是印刷术就应运而生。印刷一开始是雕版印刷，虽然貌似跟印章同理，但印章是捺印、雕版是刷印，雕版反而跟碑刻的拓印更接近。

上过中学的人都知道，一度被认为存世最早的印刷品，是1900年在敦煌出土、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金刚经》。这部经刻于公元868年，文字古拙遒劲、刀法纯熟、墨色均匀、印刷清晰，向来是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典范。

但雕版印刷却早在初唐就已出现，出生于公元643年的僧人法藏在《华严经探玄记》里说：

如印文，读时先后，印纸同时。

如世间印法，读之则句义前后，印之则同时显现。

学者孙机指出，印文、印纸、印法都明确指的是雕版印刷：用一块印版印出的文字，读起来虽有先后，却是同时印上去的。法藏这些话含义十分明确，没有产生误解歧义的余地。

法藏还译有经书《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中出土了十二章印纸粘结成的此经长卷，同时出土的铭文记载为公元706年安置。于是韩国学者欣喜若狂，竞相发文声称既然存世最早的印刷品在韩国，那印刷术的源头当然也在韩国。

可惜的是除了韩国学者自己，日本、中国和欧美众多学者都不把韩国学者的话当真，因为种种证据都表明这本经书的印制地在中国。理由太多了：新罗向来有从唐取经的传统；佛国寺本身就是在唐人参预下修成的；经书中有武则天生造的、朝鲜半岛未曾用过的字……更重要的是，朝鲜半岛最早的印刷品本来是1007年刊印的《宝箧印陀罗尼经》。如果说新罗在706年已经能印出《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这样的东西，但之后三百年间的印刷成就居然一片空白，无论如何也难自圆其说。

韩国争不了印刷术的起源地，转而去争金属活字印刷的发明权。即便考古发现已经证明：最早纸币北宋“交子”印刷铜版上所用的铜活字，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但韩国人仍然竭力向世界宣传他们才是金属活字的发明者。讲真，这确实很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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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北宋时期，活字印刷就已被毕昇发明出来。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明确记载了毕昇用胶泥刻制活字，“火烧令坚”。印刷时将活字排在铁板上，用松脂、腊、纸灰的混合物予以固定，压平后便可付印。泥活字之后很快出现了陶活字、木活字、铜活字、锡活字。

但是与雕版印刷相比，活字印刷却从来没有成为过北宋之后的主流印刷术，始终处于小规模适用状态。即便到了清末，开始印制灵活性和时效性要求都很高的报纸了，仍然普遍应用雕版印刷。

活字印刷无法风行于世的理由，主要有两点：

一是技术原因。无论是泥活字、木活字还是陶活字，其加工精度和耐久性却难以满足长久印刷的要求。金属活字虽然耐用度没问题了，但印刷所用的墨水用于有一定吸水性的木活字尚可，用于金属活字则对于吸墨均匀的难度始终很大。

另外活字的制作成本也居高不下。晚清时福建的林春棋花了二十一年时间，耗资二十多万两白银，到1846年才刻成大小楷体的铜活字四十万个，人力物力的投入可想而知。

二是汉字本身的原因。跟欧美的拼音字母文字不同，汉字种类众多、字形复杂。在教育远不如现代普及的古代，非识文断字的人不能胜任排字工，而这样有识字能力的人少之又少。无论是手工雕刻还是以字模铸字，都需要会识字，工作才能继续下去。因此对人力的要求是很高的。

雕版印刷就不一样了，只要雕刻手艺到位，很容易照样学样刻出一块精美的雕版来，即便上面写什么一个字都不认识。实际上到了明清，雕版制作已经成为了流水线工艺：一名工匠甚至连刻一个完整的字都不需要，而只需完成一个笔画即可。

技术、成本加上更重要的操作难度，使得虽然活字印刷被发明了，但主流向来都是雕版印刷。宋代刻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大藏经》，都是卷帙浩繁汗牛充栋的巨型书籍，《大藏经》的雕版达13万块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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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未成为主流，但活字印刷仍然是有发展进步的。以往的雕版大多是圆润的行楷，本质上是用硬笔模仿软笔书法，既耗时又费力。到了明朝弘治年间，无锡的出版商把字体改成棱角分明、笔画平直，转折处多呈锐角直角。这种字体毛笔很难写出，但用刀往木板上刻堪称得心应手。喜欢托古的明朝人把这一字体称为“宋体字”，也就是流传至今的宋体。

宋体字其实本来是活字印刷推动出来的，这一时期话本小说的出现也让活字印刷有所抬头。因为消费者对话本的要求是求多求快，不讲包装精美版式隽永、不在乎排印敷衍错讹连连，这样一来活字印刷就比雕版要更划算。毕竟一块雕版可以用好几代，而活字更适合满足快餐。

但话本的风头很快被教辅盖过。随着科举成为出人头地几乎是唯一的途径，优秀八股文的集子也开始极受欢迎起来。那时没有版权的概念，不用操心稿源、稿费，更不用操心销量和过时。一本弘治年间的《五年科举三年模拟》，过一百多年仍然有参考价值——因为反正科举永远考八股。所以经过宋体字加持的雕版印刷，适用度仍然远在活字印刷之上。

清代最著名的活字印刷品，当属雍正六年（1728）所刊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达一亿六千万字，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印制这样规模的活字图书，只有动用国家的力量才能做到。而在民间，活字印刷也仍然存在，只是基本用来印家谱。

为什么是家谱？因为跟经典和教辅不同，家谱有根据时间流逝不断增减姓名及其事迹的需要。若是用雕版印刷，加减字还好办，若是要改字则颇费工夫。而用活字印刷，每次印家谱都可以常印常新，保证彰显家族发展的最新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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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印刷术通过中东阿拉伯人传到欧洲，欧洲人只用了短短几十年就转向了活字印刷。1440年左右，居于现德国境内的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铅活字，并迅速传播至整个欧洲。活字印刷术造就的知识传播对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后来的科技启蒙，都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除印刷之外仍然长期存在的成书方式：手抄。在古腾堡发明铅活字三十多年前，《永乐大典》成书。这部分为11095册、共计约3.7亿字的大书，完全由人工抄写而成，世间仅此一部。到了嘉靖四十一年，皇帝又下令誊抄了一部。

与印刷术相比，中国的人工成本一直都极其低廉。出于对工匠行业的歧视，众多穷书生宁可去当抄书的“经生”，也不愿意去参与活字印刷。 而且与大字不识的刻工相比，抄书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要更高。所以一部《四库全书》，七套全是4000名写手一字一字抄写出来的。

跟印刷版本相比，手抄本当然显得更加古朴、高雅和艺术感。因此即便宋代以降，雕版图书“流布天下”，但根本没有终结手抄书的时代。明代文渊阁藏书中，手抄本的比例达到了70%。

当清末西方的铅活字印刷技术进入中国时，遭遇的就是这样一个雕版印刷为主、活字印刷和手抄并存的中国。只是铅字很快击败了传统的木板雕刻和木活字，随着工业时代科技的进步、复制加工的便捷，汉字终于真正进入了活字印刷时代——但这一时代也出奇的短暂。1946年诞生的光学照排技术开始告别铅字，1987年王选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印出了第一张非铅字印刷的中文报纸。汉字活字印刷的统治时代，满打满算最多一百年。

所以略显尴尬的是，虽然活字印刷被世界视为对人类贡献最杰出的发明之一，但中国自己却少有使用。也就难怪美国学者托比·胡弗在回答“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时，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印刷术的发明无疑是人类历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而中国木版印刷品的数量也确实令人惊叹。然而，印刷术的发明并未在中国引起思想的动荡，民族语言与特性的推进，或者一场文化和科学上的革命。”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里说得更直白：

“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国的帝国组织渗透甚广，决不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与习俗。于是，印刷术用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加固了皇帝的统治，而不是正在出现的诸民族君主的地位；指南针除郑和用于著名的远航外，并不象西方人那样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

所以多想一想为什么印刷术没有在中国造就飞跃、为什么印制的多是佛经教辅、为什么明清时期技术进步了头脑反而八股了这些问题，才算是对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的真爱吧。

参考：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