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拒唐代宫廷书风 北宋文人何以追求“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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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拒唐代宫廷书风 北宋文人何以追求“不美”?

原标题:北宋文人书法家排拒唐代宫廷书风,以不美、质朴创建风格

【编者按】

书法艺术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享有极高的地位,相关的美学理论、品第评论、发展系谱、临池指南及藏传著录等文献非常丰富,但对书法进行现代艺术史学科意义上的研究,即针对作品实物本身进行细致的风格描述、分析、溯源与编年,再结合社会、文化、政治等脉络研究,是晚至20世纪下半才开始的,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方闻教授就是其中卓有成就的一位。本文摘自方闻先生的《中国书法:理论与历史》一书。

晚唐时期,随着世家门第衰落与官僚士绅阶层崛起,儒家理想的道统政治为渐趋专制的皇权统治所取代。约11世纪末,北宋晚期之时,儒家政治体制下的皇权利益与传统道德价值冲突十分激烈,导致国家意识形态(公)与士大夫信念(私)长久分裂。在艺术领域,文人士大夫更关注作品的表意面向,而不是再现或描绘的用途。

北宋晚期由朝廷主导的,有史以来野心最为宏大的社会与税制改革失败,使得宋朝的政治改革似乎难以实现。由宫廷与士大夫之间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看,以欧阳修为首的改革派在文艺领域支持的复古运动,与政治革新的理想相关联,都是向往一种远古、神祕的纯粹性。文人士大夫倡导的儒家道德理想虽然无法解决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他们在文学艺术方面追求反璞归真却带来重大变革,政治失意使其转向释老思想,寻求个人超脱。

北宋晚期文人书画家身处变革的时代,愈趋强烈的自我意识与心理需要有新的表现模式来传达。领导11世纪晚期文人美学思想、承接欧阳修的苏轼(1037-1101)反对艺术仅以状模外物为目标,指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苏轼认为艺术发展早在公元8世纪时已达颠峰,进行全面革新的时刻已至:

知者创物,能者述焉,……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苏轼等文人书画家认为书法要有新变,须由学古且融会贯通古人教诲而来。他们排拒唐代宫廷书风的洗炼笔法及匀称结体,主张上溯唐以前的古朴自然风范,且尝试用不美、质朴等特色来创建个人书风。

黄庭坚(1045-1105),江西分宁人,游于苏轼门下。苏轼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的旧党,卷入与政治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领导的新党之间的激烈斗争。公元1094年,旧党靠山高太后逝世,新党重掌朝政,苏轼等人遭到攻击。尽管黄庭坚所任官职并不足以直接参与党争,却因与苏轼的密切来往而受到牵连。他在1098年被贬至四川,1101年初遇赦,而后于1103年再度被流放,1105年辞世。

黄庭坚身为一名书家,对北宋初年刻板造作的书风感到不满,曾批评道:“回视欧、虞、褚、薛、徐、沈辈,皆为法度所窘,……盖自二王后能臻书法之极者,惟张长史与鲁公二人。”黄庭坚摒弃唐人典范而转向取法出土材料,其中包括6世纪刻石、黄庭坚相信出自王羲之手笔的《瘗鹤铭》。《瘗鹤铭》在11世纪被发现,其雄浑大胆的书风引起学者们的热烈兴趣。它成为黄庭坚书法的重要取资对象——质朴、圆浑线条与大小参差、疏宕不拘的章法,正与黄庭坚所排斥的精心结组的方正布局形成强烈对比。

黄庭坚《赠张大同卷》(局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公元1100年,黄庭坚在四川戎州作《赠张大同卷》,卷中描述被贬寓所艰困的生活环境:“蓬藿拄宇,鼪鼯同径……病足不能拜,心腹中蒂芥,如怀瓦石。”其雄浑的大字行书却是笔力万钧,其姿态正是书家旺盛不屈的生命力的体现。黄庭坚以《瘗鹤铭》的不对称结体为基础,再以他笔墨中的“势”,创造出气势磅礡的效果。至于学古的秘诀,黄庭坚有云:“心会即妙出……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黄庭坚执笔垂直纸面,中锋用笔,多圆劲笔画及藏锋笔法,悬肘的高执笔方式使其用力部位不仅止于指腕,更是倾尽全身力量运笔。他提示用笔方法“欲双钩回腕,掌虚指实”,且须“笔中用力”。黄庭坚下笔凝重,以致笔画时有颤抖起伏。

黄庭坚虽为自律甚高的儒士,在贬谪期间却转向道家与禅宗思想,引用公元前4世纪道家庄子的典故,自述“身如槁木,心如死灰”。好友苏轼认为黄庭坚的书法就体现了其间的矛盾与妥协:

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

黄庭坚将书法视为抽象的形象,以音乐的“韵”形容之。他推崇公元4世纪的隐逸诗人陶潜(365-427),认为其意在言外之诗,正如同他的“无弦琴”,此即黄庭坚欲以其书所传达之韵。

米芾(1052-1107)的艺术情性和黄庭坚截然不同。他是湖北襄阳人,为武将之子,其母曾随侍皇后。米芾本人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在南方的桂林短暂做过地方官,也到长沙担任过椽吏。米芾秉性古怪,对一般的嗜好不感兴趣,而是浸淫书画鉴藏、搜集古砚、爱好怪石成痴。他自号“襄阳漫士”,人称“米颠”。公元1081年起的十年时光,米芾漫游四海,记录了不少私家收藏的古书画。约1086年至1088年间,米芾撰成其首部书法相关论著《宝章待访录》。

米芾以其渊博的书史知识,有系统地发展百科全书式的书法实践。他曾自述学书历程,一步步由唐代名家上溯至魏晋,再到早期的出土材料。最终自成一家:

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

米芾《岁丰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米芾的《三札帖》可以与其于1092年至1094年间的活动事迹相联系。1092年米芾知河南雍丘,三年后因收税不力而遭到罢官。《岁丰帖》约作于1093年,信中米芾颇为自得地向邻里新上任的地方官表达欢迎,并告诫为官之道:

芾顿首再启:弊邑幸岁丰无事,足以养拙苟禄,无足为者。然明公初当轴,当措生民于仁寿,县令承流宣化,惟日拭目倾听,徐与含灵共陶至化而已。

米芾《逃暑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不久,发生灾荒歉收,朝廷派员催租课税。米芾因支持贫农而抗命,《逃暑帖》可能作于1093年,当时米芾既想逃离盛夏暑气,也想逃避政事煎熬,信中流露郁郁寡欢的心情。

《留简帖》作于米芾待客之时,纪年可能为1094年季夏:

前留简而去,不得一见,于今怏怏。辱教,知行李已及。偶以林宪巡历,既以回避,遂谒告家居,或渠未至,急走舟次也。……对客草草。

三札均作于米芾书风成熟阶段,融合各家风格。《岁丰帖》起伏有致的线条流露褚遂良婉转流美的书风;《逃暑帖》源于较方严的欧阳询书;《留简帖》纵逸的行草,则令人联想到米芾形容为“天真超逸”的王献之(344-388)书法。

米芾《留简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米芾书法也和黄庭坚一样,偏好欹侧而非平正。不过,黄庭坚控笔严谨,米芾却往往率性、出人意料。相较于黄庭坚把笔偏重,米芾则强调执笔要轻,“把笔轻,自然手心虚,振迅天真,出于意外……又笔笔不同,三字三画异;故作异,重轻不同”。米芾追求唐代名家书法所缺乏的率性自然,他曾写道:“颜真卿学褚遂良既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无平淡天成之趣。”

米芾《珊瑚帖》,故宫博物院藏

米芾的草书作品,以《珊瑚帖》为例,受到早期篆籀铭文所启发。“书至隶兴,大篆古法大坏矣。篆籀各随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状,活动圆备,各各自足。”《珊瑚帖》可定为米芾晚年所作,帖中罗列其晚近所收书画古玩。为了描述新得的一件珊瑚笔架,他画出下附铜座的三叉物体造形,令人联想到商代青铜礼器上的铭文。

米芾《吴江舟中诗》(局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米芾《吴江舟中诗》卷更近于抽象画,此作约书于1100年,时米芾正在太湖一带。米芾认为作大字“要须如小字,锋势备全,都无刻意做作乃佳”。苏轼形容米芾脱缰的草书如“风樯阵马”,米芾则自称己书为“刷字”。米芾书法所带来的视觉震撼仅有颜真卿堪匹敌,但颜书更着重间架结构,而米书则更加流畅且富有画意。以“观”字为例,颜真卿强调线条表现与安稳结字,米芾则突出笔势、风姿及动态。

观:a. 选自米芾《吴江舟中诗》 b. 选自颜真卿《颜氏家庙碑》

北宋灭亡之后,高宗(1127-1162年在位)成为南宋开国之君,他勤于临池,在唐以前大家钟繇、智永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新的宫廷书风。南宋书家多追随米芾审美观,取法唐代之前的典范以追求率性天趣。张即之(1186-1266),安徽和州人,为南宋书坛领衔的楷书大家。张即之笃信佛教,曾与天台山天童寺著名禅师无准师范(约1177-1249)弟子相来往。张即之于1246年抄写的《金刚经》中,可见其楷书兼具唐代颜真卿与北宋米芾传统。张即之运笔迅捷,粗重与细秀笔画交替运用,为米芾的“刷字”增添了轻巧的味道。尽管张即之方宽字形流露出颜真卿雄浑宽博的痕迹,控笔却较轻,结体亦较松,苍率书风反映禅宗质朴的况味。

宋 张即之《金刚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时至南宋末年,约公元13世纪晚期,文人画家赵孟坚(1199-1267)批评时人书法仅关注表面皮相而不重字形的内部架构:

学唐不如学晋,人皆能言之,夫岂知晋岂易学哉!学唐尚不失规矩,学晋不从唐入,多见其不知量也。仅能敧斜,虽欲媚而不媚,翻成画虎之犬耳。何也?书字当立间架墙壁则不骫骳。思陵(宋高宗)书法未尝不圆熟,要之于间架墙壁处不着工夫,此理可为识者道。

《中国书法:理论与历史》,方闻著,卢慧纹、许哲瑛译,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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