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女儿”樊锦诗:我等着大家批评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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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女儿”樊锦诗:我等着大家批评我的研究

她是备受宠爱的江南闺秀,是风华正茂的北大高材生,却奉献了大半辈子的光阴,守护着荒野大漠的七百三十五座洞窟,一待就是五十多年。她就是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敦煌女儿”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樊锦诗。

近日,樊锦诗的新书《我心归处是敦煌》出版,这是她的口述史,由北京大学顾春芳教授记录撰写。10月21日,樊锦诗接受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请,回到母校介绍了这本新书,并和读者们畅谈了自己的学术经历和敦煌文物保护。

樊锦诗在莫高窟第272窟

在《我心归处是敦煌》中,樊锦诗首度直面读者,亲述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师从宿白、苏秉琦等考古名家的青春求学往事,与终身伴侣、武汉大学考古系创始人彭金章先生相濡以沫的爱情诗篇,五十多年坚守大漠、守护敦煌,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以高精科技向世界展现中国传统艺术之美的动人故事……

本书独家收录了一批从未公开过的资料,展现这位传奇女性的志业与爱情、困境与坚守,深度解读敦煌艺术崇高之美,全面呈现敦煌石窟考古和莫高窟文保事业的筚路蓝缕,详细披露莫高窟“申遗”及“数字敦煌”背后的故事。

樊锦诗介绍,中国的石窟寺考古始于她的恩师宿白教授。“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一书,堪称50年代的学术典范。在此之后,宿白先生又把目光转向了云冈石窟研究,这实际上是第一次把石窟寺考古和理论结合起来。1996年结集出版的《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至今仍是考古系师生的重要参考。”

宿白教授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奠定了基础,但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石窟寺考古要完成的工作远远没有完结。樊锦诗说:“考古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提供基础材料;所谓的基础,就是要包括所有方面的材料。敦煌研究院的意义,在于保存并毫无遗漏地提供所有的资料,给政府,社会和研究者。从而使得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可以根据这些资料,研究出不同的方向的成果。”

樊锦诗进一步举例,比如研究壁画,不能只关注壁画本身,只关注上面的故事,要深入到壁画本身的材料,所用的颜料等等。研究塑像,要知道塑像胳膊里用的木头是什么木材,从而进一步去研究木材使用和时代变迁之间的联系。

1964年,樊锦诗在莫高窟工作

因此,对于石窟寺的研究,要有整体的规划。“仅莫高窟就有735个洞窟,全都要编号,然后按照编号顺序或者时代顺序,逐一调查。对石窟寺的研究,不能仅是文科的研究,也不能仅是考古的研究。各种研究手段都要利用:文字,测量,照相等等;各种学科应该结合起来:化学,美术,历史,佛教研究等等。”

然而在实际操作上是困难重重,比如所谓的最基础测量工作就不简单。从外面看起来,石窟内部都是一个个长方体,但实际并不是标准的形状。樊锦诗回忆道:“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一开始不会计算复杂的几何形状,怎么都测不准。而聘请的外来测量队也不能胜任这份工作,因为他们不懂野外考古的专业知识。”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其他人员,只能一步步摸索探究测量的方法。敦煌清贫苦寒的研究环境也很难吸引外来人才,他们只能自己慢慢培养人才。

“报告出来我第一个去找宿先生。宿先生不满意我再改,宿先生哪怕骂我,我也不要紧。因为他给我提醒了,给我修改了。直到宿先生点头了,说可以了。”当时北京大学考古系另一位大家——苏秉琦教授鼓励她,“研究汉史的人,都要去读《史记》和《汉书》,你现在做的考古报告就相当于二十四史。”樊锦诗当时就下决心,不能随随便便完成这个考古报告。

樊锦诗和她的团队所要完成的,是一份系统的科学的完整的考古报告,它不同于用眼睛看了画出来的,里面所有的资料都是测量得出。报告发表后,樊锦诗等着大家提意见,“我等着大家批评,等着大家骂人,但是没想到还被赞扬。”樊锦诗却说这是“三个臭皮匠”一起的成果,是北大、清华和中国科学院共同努力的结果。作为研究机构,为国家和社会提供详尽的资料是一种责任。

“做出来之后,好像还可以。但问题是下一步更难。”第一期对于石窟的测量工作取得了成功,第二阶段的工作却更加困难。第二阶段的困难,主要还是技术的困难,要囊括更多方面的资料,需要更多学科的参与。

樊锦诗也对目前的文物保护现状提出了自己的忧虑。“保护是第一位的。为什么是第一呢?只要东西在,我就可以研究,我研究不了的可以给其他老师研究。再然后还可以给下一代研究,只要东西在。东西没有了,你研究什么。 目前各地都在大拆大建,很多文物都面临威胁,地方领导对于保护文物没有积极性。从旧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是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文物对于证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没有文字之前的历史只有文物能够证明。”

作为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代掌门人,樊锦诗的经验是,“你不能不旅游,可你也不能不保护呀。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地方以牺牲文物为代价,开发旅游资源。而很多文物遗产地的工作人员,待遇低工作难。”

樊锦诗的石窟考古成就,正如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叶侃教授总结的:樊先生做的是最基础的事情,也是最困难的事情,不得不令人钦佩;而考古界不仅仅只有樊先生,还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在默默地做着基础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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