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国学包括佛学吗?
国学

龚鹏程|国学包括佛学吗?

2019年12月01日 17:04:54
来源:龚鹏程大学堂

前几年,媒体称季羡林先生为国学大师时,先生都逊谢说不敢当。许多人也不以为然,说季先生擅长的是印度学佛学,那能算是国学吗?人大国学院把藏传佛教列为教学研究内容,号称“大国学”时,许多人也不苟同,认为传统经史子集还没弄明白,就好大喜功起来,不免大而无当。

说到什么是国学、谁是国学大师,大家的意见从来都不统一。唯独说章太炎先生为国学大师,世无异辞。章先生本人也颇以此自诩。因此我们谈起佛学与国学的关系时,不妨由章先生讲起。

1906 年章先生在日本,便模仿日本人的国学运动,发起国学振兴会,对鲁迅、钱玄同等人讲说中国国学。1913 年,他在北京,遭袁世凯软禁时,亦以讲国学自遣。1922 年居上海,又作国学系列讲座。《申报》经办此次讲会,有广告词谓:「念国学之根柢最深者,无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请先生莅会,主讲国学」。可见当时人心目中国学家之代表,就是他。

但是太炎先生所讲的国学,内涵究竟为何?包不包含佛教?

首先,佛学到底能不能算是国学,于今观之,或不能无疑。不过,在清末民初,知识人颇以论佛学为时尚,且亦将之视为国学或国故中的重要部分。梁启超胡适论国学,就都曾把它列入范围。

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里,曾开列了《四十二章经》《佛遗教经》《异部宗轮论述记》《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般若纲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阿弥陀经》《大方广圆觉了义经》《十二门论》《中论》《三论玄义》《大乘起信论》《小止观》《相宗八要直解》《因明入正理论疏》《大慈恩三藏法师传》《坛经》《古尊宿语录》《宏明集》等廿一种佛书,外加一本梁启超的《大乘起信论考证》。

讲国学,且是最低限度必读书目,佛经居然开列如此之多,不能不说是怪事。问他要书单的清华大学学生首先就质疑:「做留学生的,如没读过《大方广圆觉了义经》......当代的教育家,不见得会非议他们,以为未满足国学最低的限度」。胡适答辩,则说将这些列入,乃是要留学生知道这些都是应该知道的书云云。

胡适的回答固有其道理,但也还是令人不解,因为佛书比例太高了。相对来说,道经就一本也没有。且既列了《大乘起信论》,又把梁先生的考证也算最低限度书目,便显得跟其他领域轻重失调。因此这个书目大抵只能说是显现了胡先生个人的兴趣,或民国初年知识界对佛学十分重视之气氛。

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目及其读法〉并没有列佛书,看起来似与胡先生不同,但他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一文中却明白说过:「我们国学的第二源泉就是佛教」。第一个,当然是儒家。可是梁先生说佛为儒之外一大源泉,佛家「所讲的宇宙精微,的确还在儒家之上」,推崇亦可谓甚至矣!

依胡先生梁先生这样的看法,佛学自然是国学领域中该仔细研究的部分了。

由此进而观察章太炎的情况,则更有趣。太炎先生《国故论衡》上卷小学十篇、中卷文学七篇、下卷诸子学九篇,连史学都没谈,佛教问题当然更未厕列其间。章先生另有一本《国学略说》则是分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部分,佛学亦未专门讨论。

既如此,在章氏观念中,佛学不属于国学领域啰?是又不然。

章先生在具体阐述国学内涵时,屡以佛理说之,情况就如他作《齐物论释》时那样。同时他还与梁启超一样推崇佛学高于儒学。其《国学略说‧诸子略说》云:

《中庸》之言,比于婆罗门教,所谓参天地、赞化育者,是其极致。乃入摩酰首罗天王一流也。儒释不同之处在此。......若全依释氏,必至超出世间,与中土素重世间法者违反,是故明心见性之儒,谓之为禅,未尝不可。惟此所谓禅,乃四禅八定,佛家与外道共有之禅,不肯打破意根者也。昔欧阳永叔谓孔子罕言性,性非圣人所重,此言甚是。儒者若但求修己治人,不务谈天说性,则譬之食肉不食马肝,亦未为不知味也。

这一段话,可视为他论儒佛关系的总纲。重点一是区分儒佛,儒只重世间法、佛超出世间,因此佛境界高于儒。其次,儒者有一种只重在修己治人的,这种也很好,与从佛者可以各行其是;另一种则受佛教影响,喜欢谈天说理,或讲明心见性,但此种其实仍不及佛。

所以他说王阳明、邹东廓、欧阳南野、聂双江、王塘南等皆明心见性,日事宴坐,见解都很高。王塘南云一念不动,念念相续,更是被他认为就是佛家讲的阿赖耶识。可是「释家欲转阿赖耶识以成涅槃,而王学不然,故仅至四禅四空地」。

其宗趣如此,故儒家中最高者为孔子颜回,孟荀以下大都只在世间,未超出人格。

这些话,须再做些解释:

章氏之学,本原在经学小学,这是一般人之印象。但经学可能只是他自「诂经经舍」学来之一套知识,对这套知识研练虽精,却不见得具有价值上的认同感。因此他说:「《春秋》言治乱虽繁,识治之原,上不如老聃韩非,下犹不逮仲长统」。又说:「《尚书》不过片断史料而已」;《易》则只能用来清谈,若施之于人事,必导至《礼记‧ 经解》所云:「易之失贼」,为什么?「施之人事,必用机械之心;用机械之心太过,即不自觉为贼也。盖作《易》者本有忧患,故曰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若之何其不贼也?」《仪礼》 安上治民、《周礼》治太平,看起来好像较有价值,但这种价值仍然是有限的。

由经学发展下来的儒家,成就因而也是有限的:「儒者之书,《大学》是至德以为道本、〈儒行〉是敏德以为行本、《孝经》是孝德以知逆恶。此三书实儒家之总持」「儒者之业,本不过大司徒之言,专以修己治人为务」。修己治人,这不是很好吗?是,章先生也说这很好,然而并不是顶好。

因为修己治人都属于人间事,依章先生说,这就叫未超出人格。整个儒家体系中,自周公以下就都未能超出这个格局,只有孔子颜回例外:

孔子平居教人,多修己治人之言。及自道所得,则不限于此。......盖有超出人格之外者矣。「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毋意者,意非意识之意,乃佛法之意根也。......欲除我见,必先断意根。毋必者,必即审慎思量之审。毋固者,固即意根之念念执着。无恒审思量,无念念执着,斯无我见矣。然则绝四即是超出三界之说。六朝人好以佛老孔比量,谓老孔远不如佛,玄奘亦云,皆非知言之论也。孔门弟子,独颜子闻克己之说。克己者,破我执之谓。...... 颜子之事不甚着,独庄子所称「心斋坐忘」能传其意。...... 谓「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此即本来无物,无修无得之意。然老子亦见到此,故云:「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德者,得也。有所得非也,有所见亦非也。......皆超出人格。......佛法立人我二执,觉自己有主宰,即为人我执。信佛而执着佛、信圣人而执着圣人,即为法我执。推而至于信道而执着于道,亦法我执也。绝四之说,人我法俱尽。「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者,亦除法我执也矣。此等自得之语,孔颜之后,无第三人能道。

孔颜之外,依他看,老庄也均尝道及此境。其后,子思甚高,可以超出人格,但超出而不能断灭,故只入于佛法之所谓天趣。

天,在中国人看来是最高了,但以佛法衡之,佛境界又更在天上。基督教所说的上帝,只居佛法的欲界天;子思所说的「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则相当佛教说的色界天,与印度婆罗门崇拜梵天王相似。到孟子,又比子思更高。不说天,只说我,以我为最高,万物皆备于我。此说若一转而入佛法,就可成为三界皆由心造之说。可惜孟子只如印度之数论,立神我义,以为一切万物皆由我流出。这就容易形成我慢,比不上孔颜了。但他不论天,由色界天入无色界天,又比子思高了一层。

他们都是超出人格的,然主要用心毕竟仍在修己治人,故又与婆罗门及数论不同。荀子则反对思孟,专务人事,有人趣而无天趣,故论政优于孟子。

此后儒家就分两派,一派修己治人,一派明心见性。前者不超出人格,后者超出。前者如曾子、荀子、王通、范仲淹、胡安定、叶水心、陈止斋、吕东莱、顾亭林、颜习斋、戴震等。后者如李翱、周敦颐等,宋明理学家大抵归于此派。

但明心见性之儒,并不是由孔子颜回那里直接学到这样一条思路的,乃是由佛教那儿「阴袭」或「改头换面」而来。其中程明道、陈白沙都近于四禅八定工夫。

对阳明,太炎先生亦不甚推崇,谓彼拖沓,不如心斋直截了当;王塘南胡正甫则所见高于阳明。「正甫谓天地万物皆由心造,独契释氏旨趣。前此理学家谓天地万物与我同 体,语涉含混,不知天地万物与我孰为宾主,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之 说亦然,皆不及正甫之明白了当」。至于刘蕺山讲诚意,章先生更不以为然,说:「诚其意根者,即堕入数论之神我。意根愈诚,则我见愈深也。......诚之为言,无异佛所称无明,信我至于极端,则执一切为实有,无无明则无物,故曰不诚无物」。因此总括起来看,明心见性之儒,亦可称为禅,只不过乃是佛与外道共有之禅,尚未打破意根。

太炎先生论儒佛关系大抵如此。从究极处说,佛与孔老都到达了超世无我之境界。但因社会条件与需要不同,中国人平常只讲世间法,宋明有讲明心见性者,见地亦不甚高。

如此说,乃以孔老合于佛也,且以佛说判别诸儒境界。诸儒论心论性,便指其袭禅或竟是禅。

如此崇佛抑儒,虽不废孔学,谓儒者修己治人,符切中国之需,且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未必人人均要去说心性云云,但在理趣上确是宗佛而非宗经征圣的了。

论儒家如此,论道家亦然。云老庄之善者,在于能契佛法,以老子说「涤除玄览」、庄子说「心斋坐忘」为证,而对此后道家道教之徒殊为不屑,作风颇类其师杨仁山。仁山作《孟子发隐》《道德经发隐》《南华经发隐》等,讲孔老佛一源,大体亦是如此。

故综合起来看,太炎之国学,不但包含佛学,甚至是以佛学为最高,并要以佛学来衡估儒道、评量百家。他是“国粹派”之大将,可是对于什么才是国学中最高之理,他恰好就不是个本土国粹派。

许多人以为既讲国学,尤其是从经学小学来讲国学,应该就是儒家或以儒家为主的,太炎先生其实正好不是如此。早年推崇诸子高于孔子,末年虽重新推尊孔子,但他说孔子之所以高于诸子,实际上却是说孔子合于佛法。

对于杨仁山、章太炎这样的说法,我都不赞成。其问题,一是价值选择及文化认同上的。

太炎先生讲国学,系以「昌大国性」为念,不同于一般纯知识之讲说,故能动人。然而佛法玄谈,太炎先生自己也说非目前用世所急,否则流弊即是清谈,非惟祸及国家,抑且有伤风俗,有决江救涸之嫌(以上均见〈诸子略说〉)。既如此,一定要合孔老于佛,什么用意呢?昌明国故,而令人知国故之最高者仅合佛法之一端,其余不过尔尔,又如何昌大国性呢?

其次,是如此说在知识上合不合理的问题。例如把孔子之「毋意」解释为断意根,把老子的「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解释为无得亦无不得,都可说是附会。

《诸子略说》中还说庄子有近于佛家轮回之说;儒家云无极、道家云无始,则近于佛教之说无尽缘起;又谓明儒万思默云静坐之功,若思若无思,便是佛法中的非想非非想......等,也都是附会。

附会最严重的,则是以唯识学去解释儒家之说性。认为佛说阿赖耶识本无善恶,故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意根执着阿赖耶为我,乃生根本四烦恼:我见我痴我爱我慢,故孟子亦有见于我爱而说恻隐之心、说性善;荀子有见于我慢,所以说性恶;扬雄见我爱我慢交相用,故说善恶混等等,不但对荀孟性论皆颇多误解,牵引唯识,大谈阿赖耶,亦殊无必要。

在《国故论衡》里,太炎先生论因明、唯识、轮回及无生宗旨亦甚多,但主要毛病相似,故此处不另予分疏。

这里我要说的是: 太炎先生努力以儒合佛,并用佛义来解孔解庄,除了附会之外,还显示了另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他花了许多心血,想超越宋明以来儒者辟佛与阴袭佛学各偏一端之格局,走出一条新的综合之路,把佛教纳入国学中,并强调儒佛本源不殊,只是方法因地制宜故有不同而已。这条新路向,不能说不具特识,其苦心孤诣是极值得佩服的。不过,如此作法却恰好颠倒了一个真正的学术问题。

什么是真正的学术问题?那就是:儒佛在本源上可能正是相异的。特别是从太炎先生精熟的唯识学来看,唯识与儒家乃是根本的不同,不容混为一谈。可惜杨仁山章太炎他们那一辈人,格于时代气氛,又受真常心系理论之影响,未发现这一点。或虽发现,例如太炎先生已由唯识学看到了孟子性善说与唯识迥异,但他未由此继 续深入去看,太快就将孟子归摄于佛法之下,判其为我执、神我,而以告子之论性合于佛法。于是这个问题就滑过去了,一直要到熊十力《新唯识论》出,这个问题才被彰显出来。

熊先生与支那内学院为此大开笔仗,儒家「性觉」、佛家「性寂」之不同才得阐明。

也就是说,太炎先生虽看到了儒佛不同这个问题,但他对佛学较为推崇的价值观及附会以求合的解释方法,却令他未能真正去处理它,以致在《国故论衡‧辩性》中纵横博辩以说无生宗旨的那些宏论,在历经儒佛大辩难以后,回过头来看,感觉格外可惜。惜其但为先生染于佛法之性论,而非国学史上论性诸说之平议也。

深染佛法,于先生固无伤。然儒佛同乎异乎,恐先生终不能明也,其所谓国学亦终于圂囵也!

由章先生这个例子看,我们就可知道:佛学列入国学,当然是没问题的;如何看待佛学与中国儒道诸子之学的关系,却才是真正的问题。章先生的答案如果不妥,现在的国学发展,又当提出什么答案呢?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