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普光：五四，想起《新青年》上的易卜生｜文度书话

文／赵普光

晚上，来到书架前，抽出很久没有触碰了的《易卜生文集》和《新青年》杂志。因为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多年前，曾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大礼堂看过一场学生剧社演出的《国民公敌》。很多细节早已忘却，但当时满头大汗看戏的印象应该是不会错的，尽管不记得是因为礼堂内温度高，还是因为演员和观众激动情绪的感染。后来偶尔看演剧，也再没有那种热气蒸腾的感觉了。

易卜生知名度在中国极高，译作版本多，译者亦众，但我想易卜生之深入人心，有两个人的贡献不可忽视，一是胡适，一是鲁迅。在中国，易卜生最初大火了一把的，当然还是在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的“易卜生号”上。此期专号，胡适贡献最大，他的长文《易卜生主义》打的就是头阵。随后即有《终身大事》等一批模仿剧出现。而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演讲，以娜拉破题，以易卜生入手，其广而告之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胡适的模仿戏剧《终身大事》，鲁迅在女师大的演讲，虽然表面看他们似乎感兴趣的都是《玩偶之家》，实际并非完全如此。无论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对易卜生的着眼点都不仅在家庭，不仅在妇女解放。家庭之外，更有一个世间。在这个意义上，《国民公敌》（《新青年》杂志上译为《国民之敌》，后潘家洵等多译为《人民公敌》）更符合他们的一贯思路。

善著长文的胡适在那期专号开篇洋洋洒洒万言谈易卜生主义，他强调的是易卜生的写实。他说，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循此，他作了很多发挥，“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然后才能治病。胡适还专辟一节谈易卜生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其中他举了两类人，一类人“起初未必满意，久而久之，也遂惯了，也渐渐的把黑暗世界当作安乐窝了。”一类人是“那些不懂事又不安本分的理想家，处处和社会的风俗习惯反对，是该受重罚的。执行这种重罚的机关，便是‘舆论’，便是大多说的‘公论’。”他这些议论，所本的例子主要就是《国民公敌》。

鲁迅接触到易卜生应该早于胡适。易卜生在东方最先热起来的，是二十世纪初的日本。那时候鲁迅还在东瀛求学。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就已可见出易卜生的痕迹。鲁迅对易卜生感受最强烈的，一定是其个性主义的张扬。相比《娜拉》，鲁迅的关注重点和趣味大概也更倾向于《国民公敌》，虽然他并没有对后者谈论多少。

胡适和鲁迅都是从宏观来谈，而易剧《国民公敌》中很多的细节确乎真切，人物鲜活、面孔生动，颇多可道之处。比如《国民公敌》第四幕，斯多克芒医生的演讲被打断，市民们群情激愤，整个会场高呼“对！对！对！他是人民公敌！他恨国家！他恨全体人民！”。主持人阿斯拉克森宣布“汤莫斯·斯多克芒大夫为人民公敌”。人群一片喧嚣中，“市民丁”与报馆职员“毕凌”这样谈论斯多芒克：

市民丁：不，我看他是怀恨报仇。他想为一桩事出气。

毕凌：前天他提过加薪水的事，可是没加到手。

看似闲笔的对话，显示出巨匠的妙手。不知鲁迅读到此，当会有何感想。我看到这里，目光一下子打住了，停顿很长时间。这两个角色的声调、语气、神态，那画面引人忍不住脑补不已。这哪里只是１８８２年的挪威？不能不惊叹，真的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古语有云：“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而这最好的辞，岂不就是动机上的猜测、道德上的污名么。杀人诛心，竟真是一些人屡试不爽的武器。

戏剧第五幕末尾，“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斯多克芒这话掷地有声。可我又隐隐觉得，这部戏如果只保留前四幕，是不是会有不同？如果在群众同仇敌忾的“人民公敌！人民公敌”的讨伐声中，全剧落幕如何？因为，愈发残酷的一切在这样的喧嚣中，才真正刚刚开启。可是易卜生还是要把现实的悲剧，染上理想的亮色。又如娜拉关门时那“砰”的一声，也曾让多少人尤其是多少女性心潮澎湃。然而，独啜失败和孤寂的苦酒，总是抗争者的必然宿命，悲剧感毕竟顽强地从剧作乐观结尾的背后氤氲漶漫开来，这决非作家所能真正左右。

《易卜生戏剧四种》

作 者:(挪威)易卜生 著 潘家洵 译

出 版 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07月01日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鲁迅清醒而绝望地看到了那片悲哀的氤氲，而斯多克芒却仍要发出激愤的诅咒，去打扰那沉浸于睡梦中的幸福。斯多克芒医生付出了自己的代价。然而，为此付出代价的，又何止斯多克芒一家？鲁迅曾说：“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而易卜生在1883年给朋友的信中则预言：“十年之后，社会的多数人大概也回到了斯多克芒医生开公民大会时的见地了。”如此看来，易卜生还是乐观的，他毕竟不是鲁迅。

当然，对后人的任何解读，易卜生不需负责，也许他都可以一笑：“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