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耀红|晚清大臣张百熙 何以被称为“中国大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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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耀红|晚清大臣张百熙 何以被称为“中国大学之父”?

2021年09月22日 11:49:09
来源:非常国学

二十世纪到来之际,中国教育跨入了现代的地界。

划时代的节点,必有划时代的人物和事件。1903年,《钦定学堂章程》颁行;次年,以此为基础修订的《奏定学堂章程》颁行。至此,现代中国出现了第一个由政府颁行的教育文件,而延续至今的现代学校教育体制亦由此开始。

时间,恍如一扇沉重的闸门。千年科举乃强弩之末,百年学堂正徐徐开启。

在“三千年末有之大变局”中,你蓦然回头,就会看到那个穿着官服的黑色背影。他,就是晚清的管学大臣张百熙。

【张百熙(1847-1907),字野秋,一作冶秋,号潜斋。清末大臣,著名教育家。】

很久以来,人们不知道这个名字。他那些留在转型时代关于中国教育的洞见与智识,长期被历史深深掩埋。

我很早知道“学堂章程”,但并不知道这些章程的制订者张百熙竟与我同在一个故乡。张百熙出生于长沙县沙坪镇——一个以湘绣而闻名于世的湖湘小镇,但他的少年时代主要在长沙县春华山度过。

今天,长沙县已建有百熙小学和百熙中学。张百熙的名字,终归还是被现代教育所擦亮。

去年春,一个偶然的机会,走进了张百熙的生身之地,沙坪镇金霞村。

山青,水秀,径幽。不知自哪一朝起,这里被唤作金霞。金霞,与其说是一个地名,莫如说是一个意象。我想,那命名的灵感,是不是来自屋脊后的那些曙色与斜晖?

眼前这栋刚刚修葺的民居,白墙黑瓦,跻身在一爿大屋之间。据说,那是张家的祖屋。祖屋左边有一棵古樟,阴翳蔽日,乡民们就坐在那里喝茶、聊天。其右却是一片池塘的水域,一线毗连的屋宇影子倒映于水中,恍如一幅江南水墨。田畴铺展于两山之间,沿着阡陌与清溪,生出一片片浓淡相宜的新绿。远处云天外,隐约传来鹧鸪悠扬的调子。

那天正好是朋友策划的耕读文化节。门前地里,正有乡民表演耕犁。在春天新翻的泥土气息里,忽而觉得张百熙并不是一个缀在奏折里的历史符号,他的生命还在身后的祖屋里。那里有他消逝了的摇篮和最初的啼哭。

在当地,张府远非寻常农家,而是书香门第,世宦之家。张百熙的父亲叫张启鹏。他中过举,作过幕僚。晚年退而讲学,辗转于湖北安陆、湖南澧阳、洣江、石鼓等书院之间,成为春风化雨、播火传薪的旧式先生。张百熙生在那样的家庭,自幼所受的文化薰染可想而知,再加上他的聪颖好学,这就注定了他那一生不可能囿于几间祖居。

那只是他生命的来处,而不可能是生命的舞台。他注定是要远走高飞的。

张百熙长到六七岁的时候,长沙面临着太平军的进攻。为避兵灾,他和家人远赴永州,曾于山崖石窟间颠沛流离。不过,就在那段离乱而伤痛的日子里,张百熙才真切地目睹了晚清中国社会的凋敝与民生的多艰。

张百熙的成长里,有过砥砺生命的磨难,更有得遇良师的幸运。

1870年前后,他来到长沙城南书院。在那里,正好遇见了晚清洋务派重臣郭嵩焘。这个湘阴人,心怀洒落,目光如炬。郭氏所具备的超越时代的现代观念和文明识见,即使放在今天依然让人们肃然起敬。

1866年,郭嵩焘自广东巡抚任上解职还乡。四年后,他应湖南巡抚之邀,出任城南书院山长。郭嵩焘以四年时间,力除书院之弊。在那里,他发起修建船山祠,开设校经堂。也正是在这段时子里,长沙伢子张百熙得以遇见拥有“芬芳悱恻”之才的郭嵩焘,当时,一个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一个是五十多岁曾任大吏的山长。

城南书院所在的妙高峰上,仿佛看得见两朵云的悄然推动。

1870年,张百熙应科举乡试,其作文为《唐虞之际,于斯为盛》。郭嵩焘读后,可谓盛赞不已:“圣人此语,上下千古,寄托遥深,文妙能以意运化之。黄钟大吕,铿锵一堂,其妙处正在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有遗音矣。”

四年后,张百熙不负众望,从城南书院一举考中进士。从此,他的人生在数千里之外的北国京城拉开了序幕。

张百熙中进士的时候,正好二十七岁。这让人想起从岳麓书院走出的曾国藩。中进士时,他也是这个年岁。在帝国的黄昏里,这些春风得意的湖南才俊一夜之间就成了“朝中人物”,他们年轻时都曾是翰林院的一名编修。

与曾国藩不同的是,张百熙日后的官宦经历大多关乎教育和文化。

他到过山东,后来又去了四川,他做过乡试副考官,做过地方学政,也做过乡试正考官。直到1891年,张百熙才被任命为南书房行走,随侍皇帝,参与机要,从此进入帝国政治的核心。

那一年,他四十四岁。五年后,张百熙升任国子监祭酒。所谓祭酒,即主管国子监或太学的教育长官。次年,他又外调京城,赴职江西,成为乡试正考官,进而南下广东,担任广东学政。不久,重又回到京城,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内阁学士,即皇帝的参政顾问;而礼部侍郎,即礼部副部长。

作为晚清大臣,张百熙并不是城府很深的那种,他耿直,他率真,他勇毅。这种性情,和他的同乡瞿鸿禨相比,更显鲜明。

瞿鸿禨的老家在长沙县福临铺。在晚清朝廷,他和张百熙同乡,同学,又是同科进士。多年后,李肖聃在张百熙诗集《退思轩诗集》之提要中说:“晚清湘籍京寮,瞿、张并称,鸿禨智术深沉,慎于接物,非百熙所及;而百熙宏奖英俊,维护善类,没而门人故吏讴颂不衰……”

就为官而言,瞿鸿禨比张百熙更具智谋。史载:庚子之乱后,张、瞿二人均被推荐进入军机处。可是,待到跪见慈禧之后,张百熙大论除旧布新,并举欧西各国为证,言之滔滔,长达万言。瞿则唯求简要,唯略陈兴利除弊。后来,慈禧对荣禄说,“张百熙所言,剑拨弩张,连篇累牍,我看去不太明晰;还是瞿鸿禨所说,切中利弊,平易近情,不如用他较妥。”

瞿从此进入军机处,成了帝国权力的核心人物。不过,张百熙似乎并未介怀,他一如既往,一再在奏疏里力陈变法和改革,吁请清政府增改官制、整理财务、变通科举、广建学堂和设立报馆。

张百熙作为一代词臣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那些年,他亦屡有升迁,除六部之中,除兵部之外,他均曾有任职。先礼部,再工部,然后又是刑部,均为一部之主(尚书),又在都察院任左都御史。每履一职,张百熙留给人们的印象都是锐意进取,清正廉明,力行变革。

或许是受当年郭嵩焘的影响吧?张百熙是典型的变革派,他的性格里有着感性激情和辣椒性格。他不乖巧,不世故,同时又勇于任事,爱憎分明。

甲午战争期间,张百熙是坚定的主战派。他多次奏请朝廷,一再要求弹劾李鸿章、世铎等主和派人物。《马关条约》签定之后,他又联合文廷式等五十多名京官,上疏请求严惩李鸿章等人的投降误国之罪。后来,张百熙任礼部侍郎,他向朝廷力荐过维新派领袖人物康有为,建议以经济特科的方式予以录用。这是他的胆识,却成了后来的“污点”。《清史列传》中说:“九月以滥保康有为等,部议革职,加恩改为革职留任。十二月开复处分。”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亡海外,张百熙却因此受到牵连。幸得友人营救,才免于刑戮。

张百熙所忠诚的大清朝廷,在历史的风雨飘摇中,如同一叶行将沉没的船。有人看到了它的落后与朽败,起而革命,试图救民于水火;有人却在船头修补船板或补缀船帆,试图通过体制变革而重现丽日清天。

处于百年之后的人们,又怎么能苛求那些历史行进中的生命个体?又怎么能在那么多人生的选择面前作出黑白与是非的简单判断?

20世纪刚刚降临之际,张百熙被任命为朝廷的管学大臣,主管京师大学堂和全国教育工作。

这个鬓已星星的天命长者,终于赢来此生士宦生涯里的高光时刻。更重要的是,他像一个富有远见的勇敢“船长”,将中国教育这艘大船带向另一片蓝海。

张百熙的主管的京师大学堂即今之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或许,在人们的想象中,那是朝廷至为顶级的学府,应当是溢彩流光的所在。然而,仅仅是一种想象罢了。当年,京师大学堂本应变法而来,后来变法告以失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当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后,当时的管学大臣许景澄甚至建议朝廷“裁撤”学堂。后来,大学堂虽未撤减,但慈禧一度下令停办。

等到张百熙接手京师大学堂的时候,与其说那是学堂,莫如说是兵燹之后的一片废墟。百熙站在那道斜阳里抬头一望:断壁残垣,校舍残破,哪有半点什么学堂的气象?校舍之破旧尚一眼可以看见,课程陈旧则是朽腐的根源。因此,当时的京师大学堂,虽有大学堂之名,其实质则是一座旧式书院,教学内容无非是圣经与理学。

张百熙将一切看在眼里,又都急在心里。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他上奏《奏办京师大学师疏》。他的奏折说得还很委婉:“惟是从前所办大学堂,原系草创,本未详备。且其时各省学堂未立,大学堂虽设,不过略存体制,仍多未尽事宜。”所谓草创,即未定型之意也。

京师大学堂如何定位?张百熙自觉将其纳入国际视野。他说:“大学堂理应法制详尽,规模宏远,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亦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其时,张百熙精研日本与欧美大学,从学堂之办学体制、讲舍设备、附设译局、教材引进、广购书籍和仪器、宽筹办学经费等提出一整套建设方案。

相对于那袖手心性、因循守旧的衮衮诸公,中国大学教育有幸遇到了张百熙这个湖南人,遇到这个有思想又有能力的“管学大臣”。

鉴于当时的形势,张百熙提出:大学课程分政、艺二科。其中,政科包括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等,艺科则包括声、光、电、化、农、工、医、算。他主张大学设预科和速成科,而当务之急是办好仕学馆和师范馆。其理据是:“仕学馆造就已登仕者,以应目前创办新政之需;师范馆则为中学堂教习之需”。

张百熙深知人才之于大学的意义。他说:“大学堂之设,所以造就人才,而人才之出,尤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义,必得德望具备品学兼优之人”。他认为“桐城派”领袖吴汝纶之“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足当大学堂总教习之任”。

当张百熙找到吴先生时,吴却不愿“出山”,百般劝说亦无济于事。情急之下,这位穿着朝廷官服的管学大臣,竟然扑通一声跪到地上,说:“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

吴汝纶备受感动,终于应允。这一佳话,很快传遍士林。一时间,严复、林纾、屠敬山、王瑶舟、蔡元培都汇聚到京师大学堂门下。

当初破败萧条的京师大学堂,不出两年,已是俊彩星驰。1902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182名新生站在冬天煦暖的阳光里,站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道美丽的风景。

有人评价说,张百熙乃“中国大学之父”。

此言不谬。

中国现代教育,携风带雨走过了一百多年。

从本质上说,《钦定学堂章程》也并非教育的学术构建,它是一代词臣主持拟定的教育公文。然而,就在“章程”的框架与条款里,我们却看得到一种“前无古人”的眼光。

在张百熙笔下,从蒙学到大学,每一份“章程”都保持着大体相同的板块与架构,涵括全学纲领、功课教法、各种规则、堂舍规模,涉及教育理念、课程设置、教学原则、教师选聘、学生资质、校舍建设、设施购置等现代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

“学堂章程”一改模糊笼统的官方话语,为现代中国教育提供了第一个思想开放、体系完备、条款周密而又切于日用的制度性文本。

历史,选择了张百熙。然而,满清统冶者却因他曾荐举过维新派人物而始终对他存有戒心。当时,《钦定学堂章程》虽然在全国颁行,但并未落实。次年,朝廷再令洋务大臣张之洞和清室满族大臣荣禄,与张百熙一起对章程进行修订,增加“读经讲经”之内容,并于次年以《奏定学堂章程》的名义颁行全国,史称“癸卯学制”。

前后相隔一年的两套“学堂章程”,张百熙都是灵魂性人物,都有见地。因此,张之洞当年在奏折中就说过:“臣之洞伏查上年大学堂章程,宗旨办法,实已深得要领。”

设身处地回到历史现场,或许人们更能理解“学堂章程”之于中国教育的意义。当时,千年科举的废除,只需朝廷的一纸诏书。问题是,由京城到省城,由省城到县城,如何真正建构起现代学堂教育的体系呢?

建设一个新世界,远远难于打破一个旧世界。百年之后,重读张百熙当年拟定的“学堂章程”,深深感到:与其说那是一个规定性的政策文本,不如说是一个思想性的启蒙文本。

从20世纪初的学堂章程里,我们看到了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的义务教育思想。当时,《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说:“外国通例,初等小学堂,全国人民均应入学,名为强迫教育”。张百熙在钦定学堂章程里则说:“使人人谋生有具,故谓之义务教育,又曰国民教育。言必入学知大义而后为我国之民,不入学则不知民与国一体之义,不得为我国之民。”

能如此认识到义务教育的意义,实在令人感佩。在课程设置上,则多具“开山之功”。我们知道,旧式私塾教育,多为蒙学及四书五经等固化课程。这一份“学堂章程”则标志着泛经史课程时代的结束,分科式现代课程体系的开始进入学堂。

今日之学校课程,几乎都可以从两份学堂章程里找到其滥觞。

当时的修身,相当于今之思想品德;当时的读经、作文、习字,相当于今之语文课;当时的史学,相当于今之历史课;当时之舆地,相当于今之地理课;当时之算学,相当于今之数学课;当时之体操,相当于今之体育课;当时之图画,相当于今之美术;当时之手工,相当于今之劳动技术等等。人们欣喜地看到,“学堂章程”不仅构建起现代课程的目录,甚至还预留了必修与选修的弹性空间。(像图画、手工就是选修课)

今天,一个现代语文教师,不可能不知道《奏定学堂章程》。因为,在人们的观念里,中国现代语文学科之“前世”即《奏定学堂章程》里的“中国文字”或“中国文学”科。然而,翻看当年的文本,我们发现,在张百熙所拟的《钦定学堂章程》里,并没有“中国文字”这样的课程;到了《奏定学堂章程》里,所谓“中国文字或中国文学”,其实就是将钦定版里出现过的“读文、作文及各体书法”三门课程合而为一。这意味着什么呢?所谓现代语文学科的独立,究其本质,其实就是读文、作文及书写能力从传统读经教育中的“独立”。将这些能力从读经教育中“独立”出来,其初衷就在于凸显母语之于生活的实用价值。当时,传统语文教育对于诗书与经典的倚重,则以“读经”课程相赓续。所以说,中国文字、中国文学名之曰“独立”,实质上就是将整体功能作局部“分离”。今天,我们若意识不到这一层,人们对语文教育的理解就将陷入一个重大的误区,即我们会一味将现代语文学科的“上游”归入“中国文字或中国文学”,而无视它与与“读经”课程的血脉联系。

如是,现代语文课程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实用化、工具化与技术化而不能自拨。传统语文教育的诗性智慧必然会流失于现代语文教学以实用相标榜的河道里。

张百熙的学养和识见,足以让他在教育问题上著书立说。然而,他终归只是一代词臣,他的文字只留在那些跪于朝廷的奏折里。那里才栖息着张百熙的思想和张百熙的语文。

除奏折外,张氏藉以传世的,还有一本律诗吟咏,名曰《退思轩诗集》。诗歌之外,张百熙那一手清俊书法,也是他笑啸书林的资本。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无数有形和无形的力量交织,奔涌,和较量。这种交织、奔涌和较量,往往可从历史大事件窥见一斑。

且让我们聚焦于1907年,看看一些看似偶然的大事之风云际会。就教育而言,这一年,《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公布,女子教育由此取得合法权;也是这一年,在天津第五届校际运动会颁奖仪式上,南开大学张伯苓首次提出成立奥林匹克运动代表队……就政治而言,这一年,康有为宣布将其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而其学生梁启超在日本东京召开政闻社成立大会,并宣称:今日之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

谁曾料到,以下都是张百熙生命最后一年的历史。

这一年,刚满六十的张百熙,人生嘎然而止。正月,他刚做了六旬寿庆,门人故吏咸来祝贺。可是,仅仅一个月之后,京城忽而就传来张百熙溘然辞世的消息。有人说他是心肌梗死,更有人传说他是死于自杀。

关于张百熙自杀的原因,野史说与大太监李莲英有关。据说,因张百熙任邮传尚书时与侍郎唐绍仪政见歧异,关系紧张,招致朝廷“申饬”。而当时负责“申饬”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人品低劣的李莲英。其时,李深得慈禧信赖,却与长沙王先谦结仇。王先谦与张百熙是湖南老乡,又都先后任过国子监祭酒。李连英由王而迁怒于张,“申饬”时,他要求张百熙从大殿上“滚下去”。可怜一代声名振于天下的老沉重臣,不得不在太监尖利的斥责中“滚下”朝廷。士可杀,不可侮。据野史记载,张百熙回家之后,自觉羞辱不堪,当即吞金自杀。

京师大学堂于岳云别业公祭张百熙,有挽联道: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私淑艾者,先后属公门,咸欲铸金酬范蠡;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久太息,艰难值时事,不堪赋鹏吊长沙。

张百熙去后,清廷谥以“文达”,以表彰他在文教方面的卓越贡献。1908年,这位27岁即离家的游子终于魂归长沙,葬于长沙县春华镇洞田村。

晚清朝廷死去了,张百熙永远长眠于故乡的青山。他的背影和他的“学堂章程”,已然汇入了二十世纪到来时的历史地平线。

【作者简介】

黄耀红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凤凰网专栏作者,著有《天地有节:二十四节气的生命智慧》《百年中小学文学教育史论》《底蕴与格局:语文教师专业发展论》《吾土吾湘》《话里有话》《湖湘语文:地域文化下的语文课程建设》《不一样的语文课》《给教育一个远镜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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