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谈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意义和可能陷入的误区

【导读】 近代以来，从湖南走出的卓绝人物层出不穷，各领风骚。今人在总结这段历史、挖掘其深层思想资源时，总爱用“经世致用”来概括那些湖南精英的共同气质，并将这种气质上升为整个湖湘文化的地域特性。学者考求其历史渊源，往往追溯到南宋的“湖湘学派”，以示“其来有自”。但值得警惕的是，同一基调的反复宣传，很容易导致概念的虚化与标签的泛化，使人产生某些认知或价值导向上的错觉。那么，“经世致用”这个看似足够正能量的语词，是否也可能引起错觉呢？2021年10月16日，著名学者、深圳大学人文学院王立新教授做客长沙图书馆“橘洲讲坛”，他以“经世致用的意义和可能陷入的误区——从湖湘学派称谓的由来说起”为题，就此做了探讨。以下根据讲座内容择要整理：

朱熹指称“湖湘学派”的范围

朱熹所指称的“湖湘学派”，范围是很确定的，就是专指南宋时期活跃在湖南地区的一个理学学者群体。这个群体的初创者，是春秋学专家胡安国；而真正的奠立者，是胡安国的季子、大理学家胡宏，胡宏的弟子张栻将这个群体或者学派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朱熹在扩大湖湘学派的影响方面起到了不小的推助作用，但同时也压抑了这个学派的生长，并使这个学派最终成为自己闽学系统的一支辅翼。

朱熹指称的“湖湘学派”，包括不着近代

近代的“湖湘学派”概念，出自梁启超。梁启超不了解“湖湘学派”原本的意义，包括李肖聃和钱基博，他们都没有对湖湘学派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他们对湖南地区学术思想的说法，都是笼统而言，属于大而化之的描述。梁启超在《儒家哲学》里面说到湖湘学派，从北宋一直说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这种说法，是对湖湘学派观念的错误延伸。

“非朱非王，独立自成一派，当推王夫之（船山）。船山是湖南人，他这一派，叫着湖湘学派。在北宋时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栻，中间很消沉，至船山而复盛。他独居讲学，并无师承，居在乡间，很少出来。……船山在清初湮没不闻，咸同以后，因为刊行遗书，其学渐广。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影响。清末民初之际，智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夫之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烈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从他将湖湘学派的开端逆推到北宋，并以周敦颐做代表；还有将张栻作为湖湘学派在南宋时期的代言人的情况看来，梁启超不懂湖湘学派。周敦颐的思想虽然对湖湘学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周敦颐不是湖湘学派，虽然他是湖南人。张栻虽然是湖湘学派，但他是胡宏的学生，他不仅思想没有老师的精到，在思想史上的影响，也远不及他的老师。他虽然很有思想，但他的思想没有特别鲜明的特色，他在政界尤其是学界的影响，都与他是胡宏学生的身份直接相关。所以，南宋时期湖湘学派的代言人或者“法人代表”，是胡宏不是张栻。

王夫之也不是湖湘学派，他是明末清初人，湖湘学派在南宋结束时就已经消亡了。王夫之虽然吸收和借鉴了一些湖湘学派的思想，但他跟湖湘学派也没有直接的关联。至于王夫之对近代以来湖南地区的影响，那也不是湖湘学派的影响，而是王夫之个人思想和人格的影响。至于曾国藩、胡林翼、谭嗣同、黄兴，他们虽然受了王夫之很深的影响，但不能说是受了湖湘学派的很深的影响。他们所受到的湖湘学派的影响，都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自觉的和有意识的去研读并受到影响，都来自于王夫之。王夫之不是湖湘学派，只是受了一些湖湘学派的影响。

但梁启超对湖湘学派概念的错误延伸，却创立了新的意义目标，诱导和激发了近代湖湘士子和大夫们的担待意识，导引并鼓荡了近代湘人经世致用的热情，也激发了他们济世安邦的理想和热望。

如何安置湖湘学派与周敦颐、王夫之和近代湖湘精英的关系？

湖湘学派的概念，安顿不下周敦颐、王夫之，也安不进去近代的湖湘精英，因为它的所指很确定，是特指南宋时代活跃在湖南地区的一个理学学者群体，够不到北宋，也没有伸展到明清以后。且不说内容，仅在时间上，前后就都安不进去。但是前后都跟湖湘学派有关联，关联在内容上，就是思想目标都是儒家的，都主张儒家的内圣外王合一之道，同时又都有鲜明的理学特色，就是强调内在身心修养，是外在经世致用——将所学尽最大可能落实成现实的事功的前提。

在这一点上的相同，不是湖湘学派所独具，他们的关联，不能在这点上打通，但可以从“湘学”的角度打通。湘学，不是湖湘学派可以囊括，但却是湖湘学派所开创的，后世湖南地区的思想目标都与湖湘学派的目标基本一致，湖湘学派是湘学的开端，周敦颐的思想是转经湖湘学派的“回引”，才在湖南地区发挥影响和作用。

但就算从“湘学”的角度可以打通湖湘学派和周敦颐、王夫之以及近代湖湘精英们的理想和作为之间的关系，可是内圣外王，甚至经世致用也不是只在湖南地区才有，全国各地学派其实都有同样的主张，也都朝向同样的目标努力，只是偏重程度，还有轻重程度上的一点差别，没有任何原则的不同。因此，强行硬说不难，真正划分起来其实并不容易。近些年我越来越感觉当年认定是“湘学”或者湖湘学派的特色的东西，很多越来越不敢叫硬，因为其他学派也有，看来要想真正说清，还必须进行更加细致、精微的比较、分析才行。

但为什么还要讲这样的话题，因为湖南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情绪氛围，仿佛把经世致用看成世间最有价值的东西，而且似乎只有湖湘学派或者湖南地区才是经世致用的，其他地区的学术思想不讲究经世致用一样。事实其实不是这样的。闽学、赣学，哪个不讲内圣外王？哪个不讲经世致用？明清以后各地儒学性质的学派，包括近代各地的知识精英和社会精英，在原则上都是强调内圣外王，也都注重经世致用的。这不是湖湘学派或者“湘学”，甚至湖湘文化独有的特点，只是他们的表现，跟其他学派、学者理解的角度、执着的重点、亢奋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经世致用的底气何来？

姑且就以湖南地区为代表性的地域，来看一下经世致用。经世致用，之所以一直以来被看做是绝对的褒义词，看成是读书人似乎都应当遵循的原则和都应当走的道路，就是因为这些读书人读的都是儒家的圣贤书。儒家的圣贤书都强调内生外王。简单明快的表述就在《大学》的八条目里，就是将“修身”一节工夫，施展出来，落实为现实的事功，建功立业，安顿家、国、天下。（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是“齐治平”的基础和出发点，“齐治平”是“修”的落实或者实现。

其实这里面大有文章可说，读书人就应该以读书为本职，为什么非要“修身”？“修身”为什么非要落实为“齐治平”？进一步问：什么是修身？是修道德之身？还是修能力之身？很多人顺口就会接住说：连修能带修身。其实这只是嘴上痛快，“能”和“德”什么关系？两者是否可以并修，读书过程结束或者告一段落之后，是不是就德能兼具了？

这里面的问题还有很多，古往今来的学人，能够背诵《大学》里这段话并将其奉为圭臬的不胜枚举，想过为什么要这样、怎样才能这样的其实并不多。也就是说，基本都只是知道要这样做，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也不十分清楚究竟怎样去做。好像约定俗成，不问自明了一样。

当然，这里面的问题还有很多，我在讲座中既没说到，也不可能再向下说。点明这段的意思，就是儒者们所以大力张扬经世致用，依据的就是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内圣外王，是高喊并从事经世致用的真正底气所在。

朱熹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湖湘学派的概念的？

湖湘学派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学派，取得了相当不菲的学术思想成就，经世致用方面的收获，似乎更加可观。

朱熹早年受湖湘学派之益，童年和青年时代，跟从湖湘学派外围学者胡宪学习19年，并通过胡宪了解到胡安国、胡寅、胡宏等的思想和品格。后来又跟胡宏的大弟子张栻往复讨论思想、学术，情深意笃，受到湖湘学派非常大的影响，但同时也看到了湖湘学派学者的明显缺点。在与自己的学友和学生讨论到思想、学术时，朱熹经常谈到湖南地区的这群学者，为了表述精准，他提出了“湖湘学派”的说法，后来被广泛接受，等于为“湖湘学派”命名了。但是朱熹在谈论“湖湘学派”时，主要是为了指出他们的缺点——至少是朱熹自己感觉到这些是缺点，怕被世界上不明真相的学者当成优点学习，才不断提出来，以警告天下的学子，告诫他们留心，不要犯“湖湘学派”学者们同样的错误。

湖湘学派不是了不起的学派吗？怎么还会有缺点？

没有无暇的人生、没有无病的学问、没有不可改易的著作与文章，连石头都有缺点，看我们从什么立场和角度上去看。人生最大的缺点，就是认为自己没缺点。有缺点不仅不能怕批评，而且正要欢迎批评，没有批评就不容易看到自己有缺点，甚至还会把缺点当优点自我陶醉。面对批评，最好的回应，就是反省自身。

我在这里添加一个例子，就是在长沙市图书馆讲座的前一天晚上，我在国防科大讲“宋太祖和他的将军们”。一位身着蓝色空军军装的大个子男生给我提问题。他提得很好，而且是有备而来，他手上拿着王夫之的《宋论》。他不是单纯地问问题，是带有讨论性质的。他问了我三个问题：

一是王夫之在《宋论》中说宋太祖仁德的表现有三条，一是不杀柴氏子孙，二是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三是不加农田之赋。而我在讲“陈桥兵变”时说宋太祖讲了三条纪律，一不得惊扰皇宫、皇室，二不得抢劫府库、三不得杀人放火。他说为什么不一样？

我告诉他一个是临时军纪，一个是长久国策，这个长久国策相当于整个宋代的宪法，任何后来的皇位继承人都不得更动，更不能违背。这是两回事，被他不小心当成一回事了。我也顺便告诉他，第三条的原文是“子孙有违此誓者，天必殛之。”王夫之感觉后面一条是对前面两条的强调，没有具体内容，他又了解宋太祖减轻赋税等，就把这条改了。历史上有关“太祖誓碑”的内容，只有王夫之一个人有此一说，其他都是“天必殛之”。

他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赵普鼓动宋太祖收缴将军们手里的兵权，是不是想着等到宋太祖过世后他好接替皇位，成为最高统治者。

我跟他讲，王夫之在《宋论》里确实对赵普没有好评，认为他离间人家兄弟，破坏人家血脉骨肉之情。但是赵普应该没有这个想法，他也不敢有这个想法，最关键的是他没有可能产生这种想法。人的想法，无论好坏，都是看到了可能性，可能性越向现实性接近，想法就会越强烈。在没有可能性的情况下，产生妄想，是精神有障碍。赵普在当时，没有任何这种可能性，所以他不会产生这种想法，你的想法，属于过分替古人担忧。

他问我的第三个问题，是我将“杯酒释兵权 ”说成宋太祖的仁德。他说他不同意，他觉得这只是宋太祖的谋略和手段。

我回答说，你说得应当是对的，我的想法可能只从客观效果的角度考虑，有故意张扬宋太祖好的一面的嫌疑。以后我改正。谢谢你的提醒。其实他说得对，宋太祖与其他残杀并肩战斗的开国功臣的君王，比如刘邦和朱元璋是不一样，但不一样也不是为了不一样，只是他不想落得杀害战友的历史恶名，他也不想被后世看成暴君。包括他后来优待被俘君王的做法，主要还是怕人说他残忍，他知道这很不光彩，所以才想在历史上树立仁德的形象，这应该是做出来的，不是“我本善良”的自然流露。宋太祖的做法虽然客观上起到了仁德的对比效果，但他其实是个心思非常诡谲的人，可以说相当老谋深算。

他提问中出错的，我给他指出来；他说我错的，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所以我得接受。这位同学不简单，他还引证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他真看了不少书。我说国防科大作为理工院校人文底蕴不浅，这位同学的提问，就是证明之一。

咱们现在回到讲题上，“经世致用”可能陷入什么误区？

经世致用，强调学有所用、学以致用，虽然是必要的和应当的，但它具有很强的功利性。急切要求成就事功，急功近利，非要看到现实的成绩，缺乏必要的长远耐力。而且也要有一定的限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该去经世致用。我在前一天上午去看望王兴国老师（湖湘文化资深研究专家），很庆幸他跟我的想法非常一致，这促发我回到宾馆又仔细想了一下。

我想到经世致用可能陷入的误区，大致有三点：

一是因为过于强调在现实中成就，所以极容易导致对理论研究的忽视，都向外用力了，向内被忽略；二是极容易在情绪激荡的情况下，忽视对客观实际的了解，从而导致看不到真问题，解决的只是皮相；三是因为热情洋溢，自信过度，经常忘记对做成一件事可能造成的以后负面效果的考量。

朱熹当年对湖湘学派的批评，是否完全准确无误，还可以继续商讨，但是他的批评的意义却非常重大，没有批评就会肆意妄行，只有诚恳、认真对待并接受批评，从而努力反省自己，才能面对真正的问题，才能进行深一步的思考，才能避免成就当前却作害于长远，才能获得真正的进步。

朱熹指责湖湘学派“缺乏平日涵养”，“气局小”、缺乏对客观事物真正用心的深入思考（“缺少穷理一段工夫”）、“湖南一派，譬如灯火要明，只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即不好。所以气局小，常汲汲然张筋努脉。”

这些批评虽然未必件件属实并且精准到位，但都是非常有正面意义的。退一步讲，就算批评的不对，但却同样有意义，因为受到批评本身，甚至就是价值和意义的主要内涵之一。

最后还是要说：尽管朱熹的批评很重要，可湖湘人铁肩担道，勇敢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却是我们永远应当学习的。因此，我们要向湖南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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