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我们对梁思成念念不忘?
国学

是什么让我们对梁思成念念不忘?

2021年12月01日 17:57:05
来源:博雅人文

我们依然时常想起梁思成。

梁思成,是一个如此熟悉的名字,又似乎是一个不那般清晰的人。时光在不断淘洗,历史在反复冲刷,可能模糊了一个人的面孔,却也可能让他身上的传奇色彩愈发斑斓。

人们会时时谈起梁思成。当我们夹在古与今之间、东与西之间、传统与未来之间,去做一场关于建筑、关于美学、关于设计的当代化论述,我们会频繁地想起梁思成,想起他在那个时代里的努力,想起他执着的苦心,想起他未完待续的事业,发现我们走在前人开拓的道路上,依旧面对着似曾相识的命题,却仍难以完成令人欣慰的解答。

关于梁思成的话题,无论专业人士,还是平民百姓,无论他的学术成就,还是风月浮沉,似乎总是讲不完。梁思成写了中国人的第一部建筑史,可能至今仍是最重要的一部。他昔日风尘仆仆,考察触摸过的那些古建筑,今天似乎仍留存着他的温度。当我们思考中国建筑的传承,困惑于新城与老城的难题,总会试图回到他那里去寻找答案。连在旅游景点,导览介绍某个建筑时,也总也不忘提一句:“当年,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

今年,是梁思成先生诞辰120周年。岁月已经走出了很远,但从未有第二位建筑师,在中国建筑界有梁思成这样的影响。时光易老,世事无常,无论身边的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梁思成对我们来说,总像是一个遥不可及、却言犹在耳的人。

梁思成,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是历史,是现实,是浪漫,是理想,是彷徨,是担当?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对梁思成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梁思成

来源 | 誰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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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思成之前,中国人没有写过建筑史。

写出第一本中国建筑史的,是一个日本人,名叫伊东忠太。在伊东忠太用日语完成这本书的那一年,24岁的梁思成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也是在那一年的冬天,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远隔重洋寄来的一本《营造法式》,他拿在手里,却如看天书般茫然。

《营造法式》,记录了北宋时期宫室、坛庙、府第的建筑设计和施工规范,由李诫奉敕修编于北宋崇宁年间,后来长期失传。直到1912年,朱启钤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了一版手抄本,令这部书重见天日。年轻的梁思成对它非常好奇,然而,尽管他有很深的古文功底,却还是发现,这部书中的每一个字句都令他费解。

那个时候的中国,不仅在建筑史领域一片空白,哪怕在已有材料的整理和认知上,似乎也力不从心。

《营造法式》朱启钤旧藏

那时候的中国,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命运,我们的文化传统又何尝不是?

越是特殊的时代,越是需要不凡的人物,能够凭一己之力,在文化的血脉中承担起一份使命:他要有发自内心的热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感,既能存续传统,又能首开先河……

幸好,那时候我们有梁思成。

时至今日,我们或许更能理解,出现一个梁思成般的人物,是多么难得:他生长于一个家学深厚的名门望族、长期受到家国情怀的熏陶,从小积淀了深厚的古典文化根底,长大后又有留学美国、游历欧洲的经历,他可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有强大的信念和毅力,支撑他在最艰苦的岁月里矢志不渝地坚持理想……

当年的梁思成,看着欧洲各国对古建筑都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有感于中国建筑史的空白,充满了失落与不甘。从宾大硕士毕业之后,立志写出中国建筑史的梁思成,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却在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之后,发现中国建筑结构造型和布局,在世界学术中仍是一个待解之谜,于是有了回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打算。

于是,一段永远无法再重现的故事,在历史的荒烟蔓草中上演了。

1932年,梁思成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古建筑调查。此后的十年,是中国生死攸关的十年,也是梁思成艰苦考察的十年。

在这十年间,梁思成的足迹踏遍了中国两百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738处唐、宋、辽、金、元、明、清等朝代的古建筑遗存,包括蓟县独乐寺、宝坻广济寺、正定隆兴寺、应县木塔、大同华严寺、赵县安济桥等等。

在我们今天的想象里,梁思成的古建筑考察之路,是一段段浪漫的奇侠故事:梁思成与他的爱侣、同仁,翻越于山川田野之间,穿越着历史的迷雾烟尘,去寻找那些了无踪迹的古寺古塔,勘察它们的前生今世,与千千万万尘封的过往重新相遇……

然而,回到真实的历史中,却可能是另一番惊心动魄的场景:他们有时坐车在泥路上颠簸,有时要乘坐驴车找路,路再不好走一些,就背着几十斤重的仪器在山路上步行……他们常常找不到一家干净的旅店,时常与臭虫、跳蚤、蝙蝠为伴,甚至还要担心路上是否有土匪……

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北京天坛

考察山西佛光寺时,梁思成记录道:“上千蝙蝠丛生于脊桁四周,如同厚敷其上的一层鱼子酱……蝙蝠身上寄生的臭虫数以百万计,于木料上大量孳生着……我们的口鼻上蒙着厚面罩,几乎透不过气来。在一片漆黑和恶臭之间,借手电光进行着测绘和拍摄。几个小时以后,当我们钻出檐下呼吸新鲜空气时,发现无数臭虫钻进了留置平暗上的睡袋及睡袋内的笔记本里。”

考察应县木塔时,据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回忆,人在上到木塔塔顶的时候,已经能感觉到身体要被大风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几米高,除了几根铁索外,没有任何可以攀援的东西。梁思成的腿不好,但硬是握着冰冷的铁索,两腿悬空地往刹尖攀去。

900多年前的木塔,年久失修,谁也不知道哪根铁索已经锈蚀,哪块木板已经蛀空。一个晴朗的午后,专心工作的梁思成不曾注意到头顶的云层正在迅速合拢。突然间,身边炸起一声惊雷,他险些松开手中的铁链,而当时,他正距离地面60多米……

梁思成、林徽因与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在山西考察古建筑

梁思成的学生、建筑史学家杨鸿勋教授,很多年以后在讲述这些往事时,仍掩饰不住激动:“现在,有多少建筑师会去做乡野调查?很多人都坐在空调房里,埋头造‘空中之城’……但是当年先生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一起,共测绘了2738座古建筑!那是什么年代?战乱!他们真的是拿命在做啊……”

“今天,我们翻阅梁思成和林徽因当年的照片,大都是工作照,不是攀在房顶上,就是坐在牛车上赶路,花前月下的很少。”念及此,杨鸿勋唏嘘不已。

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在云冈石窟考察

十年的考察,让梁思成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1942年他开始编写《中国建筑史》。

《中国建筑史》,是梁思成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写的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建筑史。然而,这样一本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著作,却是梁思成在战乱时期的不断流亡、严重患病的状态下完成的。

因为时局极不安定,梁思成带领中国营造学社辗转各地,期间他也不幸罹患脊椎软骨硬化症,需要穿戴特别的钢背心,才能工作。这一阶段,林徽因也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卧床不起。

战乱四起,行动不便,贫病交加……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梁思成与林徽因相互扶持,仍不顾一切地致力于学术研究。梁思成用两年时间努力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在此后几年时间里,又以惊人的毅力持续工作,撰写了英文版《图解中国建筑史》,书中附有210余帧图例和照片,以近代建筑的表现方式,科学分析了中国建筑结构的基本体系和时代演化,可谓是对中外建筑史学的一大贡献。

梁思成手绘图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建筑?梁思成自己也说:“研究中国建筑是逆时代的工作。”

除了抢救岌岌可危的国家遗产之外,研究中国古建筑,也是基于现实的考虑。梁思成说:“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摧残……这与在战争炮火下被毁者同样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无睹。盖这种破坏,三十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在一个文明古国中,面对传统与现代不可避免的碰撞,那个时代的一批建筑师,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着探索和实践。以梁思成和林徽因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体现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的理想,即是在整理国故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通过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梁思成在世界和现代建筑的语境里,寻找着中国建筑的“语法”。他后来参与设计的南京中央博物院,可以看作是在整理中国建筑之“故”的基础上,运用新学新知,“再造”出理想的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这栋建筑,体现出一名民族主义知识精英对现代中国文化复兴所持的一种理想:它以中国辽宋豪劲时代的文化为再生的起点,又经过了西方建筑美学标准的提炼和修正,它是中国的,同时又是世界的、现代的。

梁思成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时,与世界各国建筑师讨论设计方案

我们今天为何如此看重建筑?建筑意味着什么?

梁思成说,“建筑是一切人类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最耐久的一类,而且也是全世界保存得最完好的,有传统、有活力,最珍贵、最特殊的艺术。”

这些“最”,就是建筑在梁思成心中的分量。而回顾梁思成一生的研究,我们发现,建筑不只是建筑而已。

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沈阳北陵测绘石兽

梁思成不仅考察古建筑遗存、整理古建筑典籍,还树立了一种“视建筑为文化”建筑史学观。

梁思成没有像西方学者那样,将建筑称为“石头写成的史书”,而是用英文表述为“历史的界标”(Historical Landmark)。他将建筑置于文化的视野中,认为建筑是一定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文化历史的表征。

梁思成不仅将这种文化观,应用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上,而且在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领域,也同样如此。他从社会的问题中,选择了自己关注的焦点,注重对“建筑与社会文化”的关心。

建国后,对于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梁思成认为必须在全盘城市的处理上,才能表现出我们民族建筑的传统手法和都市规划的智慧与气魄,不应为了现代化的建设,而损害旧城的价值。时至今日,梁思成当年许多痛心疾首的话,也分明像是在说我们的当下。

梁思成与周总理讨论科学规划

梁思成构想的北京立体环城公园

我们今天看梁思成,永远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气息的人,放在如今的社会,似乎更加弥足珍贵。

梁思成的个性,的确是充满艺术气质的。从某种意义上,他不只是一个建筑学家。早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他就显现出了在音乐、美术、文史等方面的才华,而在中国人并不把建筑当成主流课题的时代,在梁思成的学术观念当中,建筑已经是一种体现民族性格的特殊艺术。

甚至,梁思成的建筑学著作本身,都成为艺术化的文本。今年秋天,梁思成文献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我们看他当年留下的手稿,或是翻看一下《图解中国建筑史》,我们都不难发现,除了富有美感的文字叙述以外,一张一张建筑制图和摄制作品也分明就是艺术品,给人以艺术美的享受。

在梁思成的建筑学专业课程中,艺术所占的比重很大。他也曾经呼吁,中国建筑教育要注重“理工与人文的结合”,以免使建筑人才成为“半个人”的世界。当时的中国学术界,还没有交叉学科之说,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同仁就能以身作则,在多维的文化视野中对中国古代建筑予以观照,实在是有先见之明。在他们的身心里,既灌注着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激扬文字的人文气息,又洋溢着浓郁的现代科学精神——这对我们今天诸多偏科偏食的后学来说,其精神也是值得景仰的。

梁思成在病床上与林徽因讨论国徽设计方案

历史创见的价值,就在于开拓了前所未有的业绩。然而受于时代的局限,哪怕是梁思成的研究,也有可商榷和补足之处。

对于学术思想何以传承的问题,冯友兰曾有一个很有意思提法:是“照着讲” ,还是“接着讲”?冯友兰的意思是说,哲学史家是“照着讲”,例如康德是怎样讲的,朱熹是怎样讲的,你就照着讲,把康德、朱熹介绍给大家;但是哲学家不同,哲学家不能限于“照着讲”,他要反映新的时代精神,要有所发展,所以要“接着讲”,例如康德讲到哪里,后面的人就要接下去讲,朱熹讲到哪里,后面的人也要接着下去讲……

或许,我们之所以对梁思成念念不忘,是因为我们一方面懂得了珍视,当年梁思成费劲心力才做成的事情,一定好好地“照着讲”;另一方面,我们也深知推陈出新的必要,在继承优良遗产的同时,也希望找出我们自己的道路,把梁思成没有讲完的东西“接着讲”下去……

“一切文化历史都是当代史。”一种文化体系的建立,绝非一朝一夕之能事,惟有本着追求科学的精神、历劫磨难的意志,以及众心所向,方可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