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国|“先天之孔子”：明清山东文昌崇祀的建构与传播

摘要：中国神灵崇拜由来已久，其发展、演进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往往引起统 治者关注， 故其变迁历程易受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 文昌崇祀源于星辰崇拜，后在道教的推动下与巴蜀梓潼神融合为主宰文运之人格神 。 文昌崇祀于明永乐年间传入山东，景泰以后逐渐发展，万历至清末一直盛行 。 关于其神格属性，明清时期一直存在质疑之声 。 山东官员、士人在质疑的同时，试图将其纳入儒家体系内解释，宣扬文 昌乃“先天之孔子”。他们认为调整文昌奉祀地点的风水可兴地方文运，宣扬文昌神仁孝之道有利于教化，为此积极推广文昌崇祀，意在宣扬教化的同时，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关键词：文昌；梓潼神；儒家；地方官；士绅

中国的神灵崇拜由来已久，早在文明初曙之时即已滥觞 ，后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而被赋予新的内容 。 由于神灵崇拜与民众生产 、生活息息相关 ，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对其调控 ，以确保社会稳定 。而神灵信仰往往只有契合主流意识形态，才能有较好的发展前景。明清时期文昌信仰在山东地区的传播历程 ，即清晰地反映了这一事实 。文昌崇祀源自上 古 星 辰 崇 拜 ，先秦时已有司中 、司命之祀 ，后世延续不断 。东晋时 ，巴蜀梓潼神张亚子(亦 称“张恶子”) 兴起 ，至唐宋发展成区域性信仰，并得到朝廷认可 。 宋元时期 ，在道教的推动下 ，二 者 逐 渐 融 合 、演化为主宰文运的文昌帝君 ， 并于元代以该身份载入祀典 ，得到推 广 。 明初朱元璋改革祀礼时曾将其排除 ，但由于明景帝的推崇，该崇祀在明中后期仍逐渐得到 推 广 。 清嘉庆间文昌崇祀被纳入国家祀典 ，咸丰时其升格为中祀 。 在国家的推动下 ，文昌信仰逐渐发展成最为普遍的信仰之一 。 关 于 文 昌 崇 祀 ，学 术 界 主 要 从其起源 、演变 、传播 ，文昌与道教的关系 ，文昌神的功能等方面进行研究 。其实，一种地方性信仰在发展成全国性信仰 、进入国家祀典的 过 程 中 ，其在新地区如何传播与被接受的问题无疑更值得关注 。 有鉴于此 ，本文以明清时期地近京畿的孔孟故里山东为切入点 ，考察这一时期山东文昌崇祀 从无到有并逐渐普遍化的历史 ，探讨 山东地方官 、文化精英如何通过将其建构为“先 天 之 孔 子”以 推动其传播 、进而加以利用的过程 。

一、“爟火禺马”：明清山东地区文昌崇祀概况

文昌崇祀源自上古星辰崇拜。《 尚 书 · 舜 典》“禋 于 六 宗”，孔 疏 推 郑 玄 意 云：“皆 是 天 之 神 祇 …… 司中 、司命 ，文昌第五 、第四星 也”。《周 礼 · 大 宗 伯》“以 槱 燎 祀 司 中 、司 命”，郑 注 谓“文 昌 第 五 、第四星”。据《史记 · 天官书》载：“斗魁戴筐六星曰文 昌 宫：一 曰 上 将，二 曰 次 将，三 曰 贵 相，四 曰司命 ，五曰司中 ，六曰司禄。”唐司马 贞《索 引》引 纬 书《孝 经 援 神 契》“文 者 精 所 聚 ，昌 者 扬 天 纪”， 引纬书《春秋元命苞》“上将建威 武 ，次 将 正 左 右 ，贵 相 理 文 绪 ，司 禄 赏 功 进 士 ，司 命 主 老 幼 ，司 灾 主 灾咎也”。此外 ，屈原《楚辞 · 远游》载：“后文昌使掌行 兮 ，选署众神以并毂 。 路曼曼其修远兮，徐 弥节而高厉 。 左雨师使径侍兮 ，右雷公以为卫。”据此 ，早在先秦秦汉时期文昌已经作为自然神星辰崇拜而存在 ，并具备了主 文 运 之 功 能 。 这种自然神崇拜在后世一直延续 ，至 明 初 尚 存 。 洪 武 元 年(1368) 太常司奏：“立冬后亥日 ，祀司中 、司命 、司人 、司禄…… 上从之。”

东晋时，巴蜀地区产生了人格神梓潼神崇拜。《华阳国志》记载：“梓 潼 县 ，郡 治 。 有 五 妇 山 ，故 蜀五丁士所拽蛇 崩 山 处 也 。 有 善 板 祠 ，一 曰 恶 子 ，民岁上雷杼十枚 ，岁 尽 不 复 见 ，云 雷 取 去。”此 后，《太平广记》载：“梓潼县张 蝁 子 神 。 乃五丁拔蛇之所也。”《太 平 寰 宇 记》记 载：“济 顺 王 本 张 恶 子，晋人 ，战死而庙存。”唐 、宋时期 ，梓潼神不断获得加封 。 据《宋 会 要 辑 稿》记 载，黄 巢 起 义，唐 僖 宗播迁成都 ，梓潼神“亦有冥助”，封 济 顺 王；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梓潼神显灵助平定益州戍卒 之乱 ，咸平四年(1001) 被 封 为 英 显 王；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加 封“英显武烈忠佑广济王”。在这一背景下 ，南宋后期 ，梓潼神开始向南方重要地区扩展 ，至 南宋末年已传播至南方大多数重要地区。

大致在宋元时期 ，文昌星神与梓潼神逐渐合流 。邵雍 纂《梦 林 玄 解》载：“罗彦国累试不第 ，祈梦于梓潼神 ，梦神谓曰：‘已除君枢密直学士矣。’明年，彦 国 复 下 第 ，投 牒 乞 进 举 ，推恩授密州文学 ， 盖密学之应也。”稍后叶梦得《岩 下 放 言》载：祥 符 中 ，西 蜀 二 举 人 赴考途中夜宿剑门张恶子庙 ，祈 梦于神 ，梦神预作试题《铸鼎象物 赋》“召作状元者魂魄受之”，二子因非神选中之人 ，虽 默 诵 于 心 ， 临考之际，“懵然一字不能上 口”。后见售新状元所作赋 ，与 庙 中 所 记“无 一 字 异 也”。宋后期至两宋之交 ，士人已将梓 潼 神 与 仕 途 、科 举 联 系 起 来 。 南 宋 景 定 二 年(1261)，叶 梦 鼎 撰《梓 潼真君行祠记》言：“世言帝命司桂籍 ，主人间科第者也。”此时士人已经普遍认同梓潼神主文运之 说 。 此外 ，宋元之际 ，道教着意于推动二者之融合 。 如《元始天尊说梓潼帝君本愿经》言：“蜀 有 大 神号曰‘梓潼’，居昊天之佐 ，齐太乙之尊 ，位高南极 ，德被 十 方 ，掌 混 元 之 轮 回，司 仕 流 之 桂 禄。”梓潼传说也日渐增多 ，《清河内传》所收元人托名唐渝州刺史赵延之所撰《行祠记》还塑造出其第一世 化身张仲 。元延祐三年(1316)，朝廷加封文昌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 君”，认 可 其“相 予 泰 治则以忠孝而左右斯民 ，炳我坤文则以科名而选造多士”之 功，二者最 终 合 流 。 此 后，在 官 方 的 推 动下 ，文昌信仰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出现“今郡县所在 ，亦多祀之”的状况 。

文昌神自明初传入山东 ，明中期以后逐渐发展 ，至万历中叶已成为山东地区信仰最为普遍的神灵之一：“今海内上自乡国学宫 ，下及十户之聚 ，靡不金 碧 荧 煌 、爟火禺马而奉之。”总的来看，明代山东文昌崇祀时有波折 ，清代相对稳定 。 今特据方志等史料对其在山东的发展情况加以梳理 。

明景泰五年(1454) 以前 ，山东地区文昌崇祀尚不 普 遍 ，见 诸 文献者仅有以下数处：蓬 莱 县 文 昌 祠，位于画桥东，“永乐五年建 ，祭以春秋仲月”，这是山东目前所见最早的文昌崇祀记载 。 诸 城 县 文昌阁 ，在儒学内东南方，“永 乐 十 三 年 主 □□□(按：张 凯) □建，后 圯 废”。 济 宁 州 文 昌 祠 ，宣 德 八年(1433) 知州王敔创建 。章丘县文昌阁 ，乡贤“户部郎中夏时 一 中”于 正 统 丁 卯(1447) “乃 经 乃 营，平成神祠”。 此外 ，金乡县文昌阁 ，“景泰元年春二月 ，金乡县产芝一茎于 文 昌 祠 之 东”。 乐 陵 县文昌阁 ，因“历年既久 ，基圮堂倾”，知县巩昌于景泰二年(1451) 孟 夏 重 修 。由 上 可 见，在 景 泰 五 年(1454) 之前 ，山东文昌祠仅有六处 。

景泰五年(1454) 之后 ，在明朝廷的支持下 ，文昌崇祀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 明 孝 宗 实 录》 收录弘治元年(1488) 四月礼科给事中张九功奏疏：“景 泰 中 ，因京师旧庙辟而新之 ，岁 以 二 月 三 日 为帝君生辰 ，遣官致祭。”其实，《 明 孝 宗 实 录》所 收 这 段 表 述 可 能 不 全 。 是 年 十 月 ，礼 部 侍 郎 倪 岳 上《覆正祀典疏》亦论及此：“京师旧有庙在北安门外 ，景泰五年辟而新之，敕 赐 文 昌 宫 额 ，岁 以 二 月初三日为帝君诞生之辰 ，遣官致祭。”可见此年 ，政府不仅修缮了京师文昌庙 ，而且 敕 赐 宫 额，并 遣 官致祭 。 这看似只是针对北安门外文昌庙的一 个 孤 立 行 为 ，但 事 实 上 并 非 如 此 。 雍 正《 山 东 通 志》 记载：“明景泰五年 ，敕赐文昌宫额 ，学校祀之”，这说明景泰五年(1454) 明朝廷在学校系统中对文昌崇祀做了广泛的推广 。

事实上 ，在明 代 中 期 ，人们对于是否由朝廷祭祀文昌神这一问题一直存在 争 论 。弘 治 元 年 (1488) 四月 ，礼科给事中张久功提出反对意见：“夫梓潼神显灵于蜀，则庙食其地于礼为宜 ，祠 之 京 师何也？ 况文昌六星为天之六府 ，殊与梓潼无干 ，今 乃 合 而 为 一，是 诚 附 会 不 经 。 乞并与大小青龙神之祭俱敕罢免 ，其梓潼祠在天下学校者 ，俱令 拆 毁，庶 足 以 解 人 心 之 惑”。疏 既 上，“上 曰：卿 等 言 是…… 如所议行之”。明孝宗虽允 ，恐 怕 并 未 执 行 。 因 为 是 年 十 月 ，礼部侍郎倪岳又提出了与其 内容几乎一致的建议：“梓潼以孝德忠仁显灵 于 蜀 ，庙 食 其 地，于 礼 为 宜 。 祠 之 京 师 ，不 合 祀 典 。 至 于文昌之星与 梓 潼 无 干 ，今 乃 合 而 为 一 ，诚 出 傅 会 …… 前 项 祭 告 ，俱 合 罢 免 ，谨 具 覆 奏 ，伏 候 圣 裁。”但这仍旧未引起朝廷的重视。

在这种形势下 ，山东文昌崇祀略受影响 ，但影响并不严重 。 毁庙改祀者仅有正德五年(1510) 一例 ，山东参政史学命人毁寿张 县 梓 潼 祠 像 ，另 立 张 艺 、王彦章二人之像于祠内 ，邑人殷云霄虽对 史学的做法高度评价，“史公崇 正 抑 奇 ，辟 祀 作 主”，但 这 类 事 例 太 少 ，并 不 典 型 。 此 后 ，山 东 文 昌 祠庙修建数量虽有所波动 ，但一段时期后仍呈稳步增长之趋势 ，其情况大致如下图所示：

由上图可见 ，明代山东文昌崇祀在景泰至成化时 期 初 步 发 展 ，弘治至嘉靖时发展相对平缓 ，这 当与景泰时朝廷支持及弘治初朝臣上疏反对有关。万历以后 ，文昌崇祀逐渐发展起来 ，可能与此时国家对神灵封赠政策的放松有关 。

入清后 ，文昌崇祀发展平稳 ，原因在于其国家正祀地位的确立 。 自 洪 武 三 年(1370) 朱 元 璋 改 革祭礼 、革除“不应祀典者”至清 嘉 庆 前 ，虽然景泰时曾一度“提 倡”，但 文 昌 崇祀一直被排斥于国 家正祀之外 ，故明代新修文昌祠庙数量不断 波 动 。 嘉 庆 五 年(1800)，潼 江 寇 平，“初 寇 窥 梓 潼 ，望 见 祠山旗帜 ，却退 。 至是御书‘化成耆定’额，用彰异绩 。 发中帑重新祠宇”。 翌 年 夏 庙 成，嘉 庆 帝 亲 自致祭 ，并谕内阁：“文昌帝君主持文运 ，福国佑民 ，崇 正 教 、辟 邪 说 ，灵 迹 最 著 ，海 内 崇 奉 ，与 关 圣 大 帝相同 ，允宜列入祀典。”文昌崇祀由此列入国家祀典 。 咸 丰 六 年(1856) 十 一 月 ，咸 丰 帝 谕 内 阁： “文昌帝君…… 一切礼节祭品均 与 关 帝 庙 同 ，现在关圣帝君已升入中祀 。 文昌帝君应一体升入中 祀。”文昌崇祀由群祀升为中祀 。 正是得益于清廷的支持 ，有清一代山东文昌崇祀发展平稳 。

综上可知 ，文昌崇祀自明永 乐 间 传 入 山 东 ，景泰以后逐渐发展 ，弘治至嘉靖发展缓慢 ，万 历 直 至清末一直盛行 ，这一发展趋势与国家祀典政策有密切关系 。

二、星象与人鬼：明清山东士人对文昌神的认识

由上文可知 ，文昌神之来源有两处 。 其一为自然 神 ，自 上 古至明朝一直列入国家祀典；其 二 为 人格神 ，自唐宋至清亦常在国家 祀 典 之 中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明清时期士人们对于文昌神神格属性的认识一直存在分歧 ，特别是对将其人格化为张亚 子 、张仲之说不乏 质 疑 之 声 ，这由前文所引张九功 、倪岳之奏疏即可管窥 。 这种情况在明清山东官员 、士人中也存在 。

对于文昌神源自星辰崇拜这 点 ，人们基本没有质疑 。 万 历 间 ，莒 州 人 陈 勖 据《史 记 · 天 官 书》 等认为“北斗定四时系八极 ，而 文 昌 用 事 ，则文武爵禄之司其命”⑥ 。 康 熙 间 ，陵县知县史扬廷在碑 文中认为“以文昌六星 ，斗极所 戴 ，而命禄将相具备于中 ，司 是 柄 者 ，日取士子之所行以为阴鸷”⑦ 。 嘉庆间 ，临朐举人迟仑源认为“文星明则文运昌 ，兴学育 才 ，首 重 其 事”⑧ 。 道 光 间，冠县知县梁永康 指出“《天官书》…… 戴匡而居斗口者曰文昌…… 后世以之感兆乎人文 ，载在祀典”⑨ 。

相反 ，对于流传甚广的人格神张亚子 、张仲之 说 ，质 疑 者 却 不 乏 其 人 。乾 隆《曹 州 府 志》认 为 文 昌崇祀源自星辰崇拜 ，即“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与 张 亚 子“无 涉”，且 言 张 神“著 灵 蜀 中 ，自宜庙食其地”，各郡县祀于学校乃“祀之不经者”。道光《重修平度 州 志》梳理了文昌作为星辰崇拜的源流 后，指出梓潼帝君履历“与此无涉 ，宜 免 祀 学 校”，同 时 又 斥《化书》中文昌为张亚子之说“其 言 尤 为 河汉无极”。光绪《利津县 志》认 为 古 代 司 中 、司 命 之 祭“皆 祀 文 昌 也”，后 世 因 道 家 言“肖 其 貌 而 祭，尊为帝君 ，则星象也而人之 矣”，故世俗所传梓潼帝君之说“固 经 典 所 必 黜”。光 绪《蓬 莱 县 续 志》认为文昌崇祀“为列星无疑”，至 于 张 仲 、张 亚 子 等 系“后 世 转 相 附 会”，而宋元明所加封号更是 “以天神而侪于人鬼 ，臆度不经”。

碑文中也有诸多此类记载：万历间 ，胶州进士赵任肯定文昌 崇祀源自星辰崇拜，“斯 文 之 胎 ，实 结于是 ，所谓正神也”，质疑“白晳美 髯 ，软 巾 柘 衣 ，白 羸 素 拂 ，华 服 妖 童”之 文 昌 形 象 ，反 问 其“何 裨 于斯文”。乾隆初 ，夏津知县方学成认为文昌为斗魁六星，“文 昌 明 润 ，则 天 下 文 明”，指 出 后 世 所 传文昌为张亚子“出于附会之说”。乾隆间 ，济宁学正于棠认 同《史 记 · 天 官 书》中“文 昌 宫 六 星 之 说”，认为“后人以张仲孝友实之”及《文昌化书》轮回幻化 之 事“近 于 荒 诞，儒 者 所 不 道”。乾 隆 间， 昌邑知县周来邰 认为文昌星主司文明，“祀 之 足 佑 文 明 ，实 以 人 则 近 妄”，特 别 是《文 昌 化 书》所 载 “奇幻不经 ，毋乃好事者 附 会 欤”，故 此 祀“殊 为 左 道 ，奚 足 列 诸 祀 典”。乾 隆 间 ，鱼台朱国镳认为 “文昌宿悬像于天 ，求人以实之似乎近凿”。

以上史书 ，均肯定文昌源自星辰崇拜 ，反对人格 神 的 张 亚 子 、张仲等 说 法 ，认为此说穿凿附会 、 荒诞不经 ，甚至对其列于祀典都有质疑 。

除了反对的声音外 ，也有人对文昌神的人格神形象持赞同态度。万 历 间 ，临朐进士冯琦指出 “戴筐六星为缟衣 、素舄 、青童 、白马 而 谓 之 文 昌 君”系 当 今 祠 家“援周天列星而以人事之”的 做 法 ， 认为这种以人格神阐释自 然 神 的 做 法“礼 所 不 禁”。同治间 ，莒州知州彭九龄赞同《史 记 · 天 官 书》“戴筐六星为文昌宫”之说 ，认为“帝君梓潼 人”“或 曰《诗》所谓张仲孝友即其人”的 说 法 与“以 理 推之 ，凡物精华所凝而光浮焉…… 一十五郎官上应列宿 ，而二十八名将灿列天庭”之 理 吻 合 ，所 以 文昌由自然神转为人格神“亦事之无足异者”。

更值得注意是 ，山东有些士人似乎看到部分士人在描述文昌神时赞同“星 象”而 斥“人 鬼”的 事实，因而不遗余力地将文昌神的神格属性纳入儒家学说体系中进行阐释 ，试图消弭这一分歧。

其一 ，以儒家“天人感应”之说解释以“人 鬼”配“星 象”的 合 理 性 。 据《周 礼 · 小 宗 伯 注》载：“兆 五帝于 四 郊 ，四 望 、四 类 亦 如 之。”郑 注：“兆，为 坛 之 营 域 。 五 帝 ，苍 曰 灵 威 仰 ，太 昊 食 焉 ；赤 曰 赤 熛 怒，炎帝食焉；黄曰含枢纽 ，黄帝食 焉；白 曰 白 招 拒 ，少 昊 食 焉；黑 曰 汁 光 纪 ，颛 顼 食 焉。”山 东 士 人 以汉儒郑玄的注释作为理论根 据 进 行 阐 述 。 乾 隆 间 ，章丘焦式冲在碑文中指出 ，“夫 文 昌 六 星 ，黄 润志瑞…… 世所传以张仲当之 ，则夫孝友之德上符乎天 ，如 五帝之应乎五行之帝也 ，理 或 然 与”。 乾隆前期历城人尹廷兰指出 ，星神文昌于“成周 盛 时”已 列 于 祀 典，“张 亚 子”之 说 系“五 方 帝 以 五 人 帝为配”之义 ，故对 于后人之质疑不以为然 ，发 出“开辟以来神灵之号无非后起 ，何 独 于 文 昌 而 疑 之”的感慨 。乾隆末 ，历城著名学者周永年经过考证后认为“文昌六星与轩辕角大民 、小 民 之 星 共 司其事”，进 而指出以周孝子张仲为文昌，“即五行之神配以五人帝之义 ，而 其 理 固 章 章 不 可 诬 也”。

其二 ，从儒家经典出发阐释文昌崇祀与儒家的关 系 。乾 隆 间 ，鱼台朱国镳认为 ，文 昌 帝 君 之 说 “孝友为之本”，故而“与我至圣先师幽明殊轨而指归则一”，又 认 为 其《 阴 鸷 文》及《戒 士 子 文》，“示 人周行与四子书实相表里”。乾 隆 间 ，利津知县程士范指出 ，文 昌 崇祀与儒家经典相通，“其 劝 行 阴鸷义本《尚书》，与吾儒迪德积善之道足相发明”。 道光间 ，巨野廪生卞敦本认为文昌神“无 一 不 本于忠孝”，《文昌孝经》六章与儒家经典《孝经》十 八 章“相 发 明”，故 而 认 为“古 称文昌先天之孔子 ， 孔子后天之文昌 ，非无谓 也”。以 上 几 种 说 法 ，认为文昌信仰的相关文献与儒家经典《 四 书》《 尚 书》《孝经》等有相通之处 ，故二者不可分割 。

其三 ，阐述文昌崇祀对宣扬儒教的功用 。 万 历 间 ，莒州进士陈勖认为文昌是辅弼儒学之神 ， “文昌帝君所以翊宣圣之教如不及 者 ，亦 所 在 有 之”，对于当时流传的“佛 日 也 、道 月 也 、儒 星 也”之 说不以为然 ，主张“孔子之教若日月之耀乾坤 ，文昌帝君之教若众星 之 翊 日 月 ，而诸家则彗孛飞流 、 抱珥虹蜺 ，为道光之妖耳”，强调文昌崇祀可以 辅 翊 儒 教 ，地 位 当 高 于 释 、道 。万 历 间 ，高 苑 徐 论 文昌与孔子关系 ，他针对当时“或曰学宫尊孔氏足 矣 ，复祀文昌不几赘乎”的 疑 惑 ，指出文昌与孔子 的关系是注释与经典的关系 ，“六经炳若日星 ，脱无注疏以羽翊之 ，则 曀蚀之长夜或乘其后 ，由 斯 而 谈，孔氏六经也 ，文昌 六 经 之 注 疏 也 ，亷 远 则 堂 高 ，藩 深 则 阃 奥”。乾 隆 间 ，利津知县刘文确指出 “四子微言 、六经奥 义 ，要以彝伦攸叙为归”，认 为“今帝君以阴鸷垂训 ，贯 五 常 、括 百 行 ，词 简 而 蕴深，为宣圣功臣”，借助于《阴鸷文》等相对容易理解的文辞，“学者由是溯源洙泗 ，若河流纡回蜿蜒 终汇沧溟”。

以上诸说试图将文 昌信仰纳入儒家文化体系中 ，视 文 昌 为“先 天 之 孔 子”、孔 子 为“后 天 之 文 昌”，认为二者不分轩轾 ，指 出“我国家文教覃敷 ，既立圣庙以表彰正学 ，又祀帝君以默佑科名”。 在这种阐释下 ，山东士人们对文昌崇祀的认可度进一步加深 ，由 此 产 生 了“有 夫 子 之 神 在 ，不 可 无 文昌之神在 ，有夫子之黉宫在 ，不可无文昌之祠宇在”的认识 。

由上可见 ，明清山东地方官 、文化精英们对文昌神的认识是有分歧的 。 文昌崇祀源自上古星辰崇拜 ，文昌宫之“司中”“司命”之祀在清代以前一直被列入朝廷郊祀系统 ，符 合 传 统 礼 制 ，故 士 人 对其鲜有疑义 。 但他们对人格化文昌神的态度却 不 同 。 这 主 要 是 因 为 ，文昌崇祀的信仰主体是深 受儒家文化影响的 士 人 ，他 们 秉 持 孔 子“不 语 怪 力 乱 神”之 训 ，对于长期不在祀典 、且 深 受 道 家 影 响 、事迹颇涉玄幻 、又非起源于山东地区的人格化文昌神产生质 疑 乃 至 反 对 ，也是可以理解的 。 不 过，值得注意的是 ，明清山东士人将文昌信仰纳入儒家文化体系中进行阐释 、建 构 的 做 法 ，在 一 定 程度上消弭了士人们对文昌神认识的分歧 ，有助于推动该崇祀的传播 。

三、政绩、名望：官员、地方精英与文昌崇祀

明清时期 ，山东官员 、士人对于文昌崇祀(特别是文昌神的人格 神 属 性) 尽管尚有质疑之声 ，但 他们却能饱含热情地投身于文昌祠庙的建设 ，原因在于他们大多认同调 整奉祀文昌之地的风水可 兴地方文运 、宣扬文昌神仁孝之道可促进地方教化 。

明清时期 ，山东地方官 、士人认为通过调整文昌 祠 庙 的 风 水 可 兴 文 运 。万 历 间 ，德 州 知 州 刘 道 认为学宫“巽嗛昂耸 ，宜起文峰”，与士绅商定建立文昌阁 ，此 阁 建 成 后“上 出 云 霓 、下 临 无 地 ，岿 然 方州一巨观矣”，创成之年“登录者四 ，一冠贤书”。万历间 ，高 苑 县 学 宫 之“巽 方 尚 属 隙 地，污 莱 不 庄”，堪舆家认为“龙 头 未 振 ，科第落落或坐是焉”，乡 绅 、进 士 张 修 吉“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巳 ( 己) 任”，捐数十百金建阁 ，建成后“邑孝廉王用中氏辄登黄甲 应 焉”。可 见，通过调整文昌祠庙风水以 兴文运成为地方官的重要追求 。

此外 ，文昌神的忠孝品质也得到地方官 、士绅的广泛认可 ，他们希望藉此教化民众 。明 正 统 间，倪谦为章丘初创之文昌祠撰 记 ，即充分肯定文昌崇祀的鼓励作用：“自 今 ，诸士子幸修祀事 、□ 采无斁 ，尚当争相策励 ，学文修行 ，致力忠孝 ，□□对 越 无 愧 之 义 ，将 见 文 运 亨 嘉 、科 名 接 武 ，□□赐 福无有穷也”。 康熙初 ，即墨人范汝琦肯定《文 昌 化 书》教 居 官 者“勿 虐 民 酷 吏”、教 士 子“苦 学 为 能，孝行为先”的 教 化 功 能 ，认 为 可“使人佥懔然于冥冥中化其邪慝 ，处 则 勉 为 正 士，出 则 期 为 良牧”，肯定了使君姜公“惓惓于 一 阁 之 存 亡”的 举 动 。顺 治 间 ，鱼 台 进 士 朱之玉在为知县王荣国创 文昌阁所撰碑文中感慨“士君子举 事 ，忠与孝二者居其大端矣”，高度肯定文昌帝君宝经之教化作 用，“所为正人心者 ，无一不致其详 ，乃大要以为人子者训 之 使 孝 ，为人臣者训之使忠为首务”。康 熙初 ，莱芜张四教指出“帝君之孝友著于诗雅 ，其后忠仁之烈炳万古”，肯 定知县叶方恒创建此阁宣 扬孝友之举，“无事不以纲常名 教 为 己 任”。章丘焦士冲认为世人以张 仲 为 文 昌 ，是 认 可“孝 友 之 德，上符乎天”，所以此阁之建不但可以“助文运之盛”，还能 使 登 临 者“殷然有敦行之心”。正 因 为认识到文昌崇祀的教化功能 ，有些士人尽管并不认可人格化的文昌神 ，却仍致力于该崇祀 。 万 历 间，胶州人赵任斥人格化的文昌 神 无“裨 于 斯 文”，但却认同其教化作用，“阁 可 以 不 建？而 缘 可 以 不起矣？否，否，非然也 。 某由此中出者也 ，诸公入而思出者也 ，后 生 小 子 思 入 、思出以传无穷者 也，崇德报功亦所有事”。

由上可见 ，兴修文昌阁可以 兴 文 运 、促 教 化 ，充分展现地方官 、士绅与地方精英们振兴地方文 化的拳拳之心 。 所以 ，他们积极投身于文昌崇祀 ，并藉此彰显政绩 、收获名望 。

(一)“光昭祀典”：地方官的政绩

地方重要庙宇的兴建系守 土 者 之 责，“国 家 肇 建 都 邑 ，必 先 首 立 城 郭 ，次 度 民 居 。又 欲 则 修 庙 观以光昭祀典 ，其大者曰至圣庙 、曰 关 圣 庙 、曰 文 昌 庙…… 假神道设教而有以妥侑之也。”文 昌 崇 祀关乎地方文运，“文昌司文以 庇 士 ，官斯土者代士而祈之 、报 之 ，宜 矣”，故格外受到地方官员的 重视 。

万历间 ，游汉龙履任章丘知县 ，在“讼 平 事 理 ，吏 安 民 和”后，开 始 锐 意 文 事，“诸章逢翕焉跂君 侯以文治 ，君侯亦以职所夙夜者惟造士而率民 ，故孳孳恒不怠文治为事”，创建聚奎楼以祀文昌 ，因 此获得“为忠治祀 ，励士为礼…… 将佩君侯之功于无穷矣”之 赞 誉 。万 历 间 ，沂 州 知 州 柯 鉴“立 洗 砚 、文昌等会 ，优给廪饩 ，劝课多 士”，沂 州 文 风 大 振 ，死 后 入 祀“沈 贾 二 公 祠”。万 历 后 期 ，东 明 县 科举中衰，“甲科 乏 人 者 十 数 年”。知县李遇知下车伊始即“捐俸金为邑人倡”，数 月 建 成 文 昌 阁 ， “是岁秋乡荐二人 ，明年春登甲第者二”，人称“多侯振作 之 力 云”。康 熙 初，史扬廷任陵县知县，见 文昌祠宇倾圯 、神像暴露 ，感慨“安望其携我陵士入青云也”，深 悯“斯 文 之 不 振”，于 是 进 行 修 缮，后因“善政孔多”入祀名宦祠 。康 熙 间 ，淄川知县韩遇春撰碑文表达修 阁出于职责而非功利：“修 整缺败系通塞焉 ，非谓 其灵赫赫有辉煌我者 ，我 能 尊 显 之 也”。 雍 正 间 ，乐安知县李方膺爱民好 士，修理圣庙 、移文昌阁 、创魁星楼，“事事皆以振兴文教为巳(己) 任，存 以 忠 之 心 ，行 无 倦 之 政 ，三年报最 ，政通人和” 。 嘉庆间 ，张晋二度任东阿知县 ，见 文 昌 阁“四 壁 萧 然 ，倾 圯 久 矣”，自 责 道“神 遭雨雪 ，屋饱冰霜 ，谁 为 宰 焉 者？竟令神灵于颓垣破阁中鬰鬰久居哉”，倡 议 重 修 。道 光 间 ，张 任登州知府，“登郡科第甲山左 ，而所以致力于神者 湫 隘 嚣 尘 ，规 模 弗 称，斯亦守土官吏及此邦人士 之羞也”，与驻蓬莱各官“议有公捐成数”，暂驻之官亦“分 亷 佽 助”，将文昌祠移建于府学东偏 。道 光间 ，邹平知县罗宗瀛面对“阖邑从前名贤杰出 ，科 名 隆 起，甲 于 他 邑，人 所 艳 羡 ，近 今 殊 觉 寥 寥”之 形势忧心忡忡 ，怀 疑“岂 人 工 之 未 尽 欤？抑亦风水之欠培欤？”于 是 捐 养 廉 银“考 卜 相 方”创 建 新祠 。道光间 ，青城知县张薇垣莅 任 后 ，见 文 昌 阁“檐 宇 摧 颓 ，不 蔽 风 雨”，认 为“无 以 妥 虔 揭 灵”，于 是捐俸倡重修 。道光初 ，梁永康任冠县知县 ，此时本县文昌祠“五十余年无复过问者”，他 认 为“夫 庙祠不修 ，文运不振 ，此固守土者 所 深 愧 也”，于 是 重 修 文 昌 阁 。道 光 间 ，南通人孔继尹任滋阳知 县，在祭祀文昌时见庙貌破败 ，感慨 道“天 文 、人 文 通 于 冥 漠 ，而神像黯淡无以宏佑 ，启 ( 岂) 非 涖 兹 土者之责欤”，于是捐养廉银整 修 ，县民为此立碑颂德 。道 光 间 ，宁津知县董澜创建魁星阁 、文 昌 宫，“训士以敦行立品为先”，成效 显 著，“登 科 者 踵 相 接 ，去 后 人 咸 思 之 ，当 时 民 间 有 ‘董 公 古 板 ，不 图民钱’之歌”。同治间 ，莒州知州彭九龄谒庙时“见旧祠殿宇 渗 漏 ，门 垣 日 就 倾 圯”，认 为“无 以 妥 帝君之灵”，于是捐俸重修，“至今民思之不忘” 。

除地方官因守土之责而热衷于文昌祠宇之修 建 外 ，地 方 教 官也因教化职责参与其中 。乾 隆 中 期，商河县岁贡马显锡任莘县儒学训导 ，念“学中 科 目 久 疎”，改 建 桂 香 阁 于 学 宫 之 巽 隅，“以 奉 文 昌…… 壬午后科目连绵”。乾隆间 ，莒州人庄訚任 潍 县 教 谕，“捐俸倡修文昌祠 ，士 风 丕 振”。 嘉 庆 末，济阳教谕陈桐将文昌祠移建 于“城 北 陴 堞 之 上”含 。 以上官员兴修文 昌祠庙之义举被载入当地 方志 ，得到民众认可 。

(二)“望重乡邦”：地方精英的名望

除地方官外 ，地方士绅 、乡村精英们对文昌祠庙的建修也颇为用心 。

明清之际 ，海丰生员 王 所 师 ，以 孝 友 著 称，“邑中大建置如新学宫 、创 文 昌 阁 、设 关 帝 、城 隍 等 庙，皆捐赀为众先”，邑人私谥“恭义先生”。顺治间 ，威海卫生员周之标 ，居乡慷慨多大节，创 建 文 昌阁 。清前期 ，齐河生员马绵祚 ，为 人 孝 义，“乡 有 争 者 ，善 言 以 解”，建文昌阁于华店以劝学者 ， “经阖邑两举德行 ，知县薛 、吴前 后 旌 匾 其 门”。雍 正 间 ，峄 县廪生张廷琮妻贾氏 ，在 丈 夫 去 世 后 ， 孝姑养子，“生事死葬 ，鞠育教诲 ，妇道 、母道兼尽”，积极参与地方 公 益 事 业，“捐 赀 修 崇 圣 、关 帝 、文 昌诸祠”，得到朝廷嘉奖，“奉 旨 建 坊”。个 乾 隆 间 ，东平附贡刘梦鲤，“倡 修 文 庙 、又 捐 修 文 昌 祠”，获 赠匾额“望重乡邦”。匆 嘉庆间 ，陵县庠生宋丕振 ，性 好 义 ，倡 修 文 庙 、文 昌 阁 、三 泉 书 院 等 ，且“自 置 义塾于其乡”，知县沈瑊“表其 门”。嘉 庆 、道 光 年 间 ，济 阳 孙 耿 镇 岁 贡 艾 善 立，“清 操 自 励 ，事 继 母 以孝闻”，重建本镇文昌阁，“远 近 慕 其 行 ，皆 乐 出 赀 助 之”。光 绪 间 ，长清贡生艾象恒 ，乐 善 好 施 ， 倡修嵋山文昌阁 ，“一时乡里悉 化 仁 厚 之 风 ，以 艾 善 人 呼 之”。 清 代 ，章丘监生孟国宁 ，为 人 孝 义 ， 乐善好施，“族党贫乏者周恤 之”，倡 修 文 昌 阁 ，人 称“孝 义 先 生”。济阳太学生艾庆琛 ，质 直 好 义 ， “监修本镇文 昌 楼 ，慷慨捐输无吝色”。 利 津 恩 贡 纪 渤 ，乐 善 急 公 ，文 昌 阁 、奎 璧 楼 等“皆 其 所 经 理”，户部尚书孙瑞珍为其题词“黉宫永赖”。

乡村精英们也积极参与文 昌 祠 宇 修 建 。明 成 化 间 ，蓬 莱 陈 安 ，好 施 济 贫，“施 修 文 昌 祠”，后 入祀忠孝祠 。乾隆间 ，平度白克敏，“天 性 醇 笃 ，宽 裕 有 容 ，俭 于 自奉而济物利众”，遇灾害曾多次赈 济乡里 ，后来致力于 地 方 文 化 事 业 ，于 道 光 三 年(1823)，“置义学屋十余楹 ，捐田税亩五十亩供其 资，又建文昌祠以励学者”，为“合 郡 推 重”。 道 光 间 ，诸 城 王 可 扬 ，性 孝 友 ，创 建 文 昌 阁 、关 圣 庙 ， “义举不可殚述” 。 德平单长安 ，乐 善 好 义 举 ，县 修 文 昌 、关 帝 、城 隍 诸 庙 ，他首先倡助数千金，“人 多称之”。

此外 ，医生 、术士等作为具有技术的特殊群体也对文昌崇祀非常热心 。清初，新 城 刘 文 开，品 行高洁 ，精于外科医术，“治 罔 弗 效”，创建城东北文昌阁 。康 熙 间 ，淄川邵璟居城中以开药肆为 生，“修文昌阁缭垣”，方志编纂者认 为 其 善 举 与“晋 宋 以 来 ，多惑于福田利益 ，捐资破产以修寺观” 的行为有很大不同 ，故给予高度评价：“以乡曲编氓 ，顾独心知尊圣如此，传 记 所 未 有 也。” 嘉 庆 时 ， 巨野解灼“性至孝 ，精岐黄术 ，以利济为心”，倡修金 山 镇 文 昌 阁 ，八 十 四 岁 大 寿 时 ，同里进士魏起睿 等公制寿文 ，纪其实行甚详 。清末 ，庆云秦陆海，“幼读书即喜阴阳术数等学”，庆云县自道光至同 治四十年间“科第否塞”，他忧心忡忡，“暗窥城关 地 势 ，极 费 心 血，得 其 受 病 原 因”，而后与县绅士商 量重新修建 、布置文庙 、文昌阁 、魁星楼 、考棚及书 院 的 格 局 ，使 其“高 低 有 法 ，远 近 合 度”，此 后 该 县 文武两科蒸蒸日上，“人皆谓文运之开 ，先生与有功焉”。

地方士绅 、乡村精英们修建 文 昌 祠 庙 时 ，往往还凝聚着家族的期望与寄托 。 他们在兴建文昌 祠庙的同时 ，还会附带设置义学 、书院等文教机构 ，以促进本家族 及当地的文化建设 。 如 长 山 县 焦 桥镇旧孝河南岸之 文 昌 阁 ，系雍正间陕西平庆道袁景芳之祖父 、叔 祖 于 康 熙 间 捐 资 创 建 ，建 成 后 “择乡之俊髦及袁氏能文者校艺其 中”，由 袁景芳之堂叔明经公“丹 黄 而 甲 乙 之”，后来其父中宪公 “设立义学 ，捐资延师 ，造就童子”，使得当地文事渐兴，“人 争 自 奋 ，庠 序 蜚 声 ，极 一 时 之 盛”。袁 景 芳一直有心扩大规模 ，但因“奉简命 效 力 西 陲”，只 得 嘱 托 长 子“与 众 公 议”，在 兴 建 过 程 中 ，族 人 量 出己力 ，踊跃协修 ，最终巍然改观，“甫成 ，侄承嘏武闱举 于 乡 ，是 年 成 进 士”。又 如 乾 隆 间，鱼 台 生 员夏五奇“蜚声 成 均”，其 家 族 中“诸少俊亦皆崭然露头角”，倡议于里中建阁，“一倡而和者数十 家”，一年后建成 。再如巨野县金山镇之文昌阁也凝聚了几个家族两代人的心血 。 先 是 进 士 魏 起睿 、医生解灼等改金山碧霞元君 行宫西偏之文昌庙为文昌阁 ，并“颜其山门曰金峰书院”。后 历 年 久远 ，栋宇倾颓 。 县明经魏 、监生王悦峰 、解峻等人又协力续修 ，期 间 魏 鉁 去 世 ，其弟魏幹与王悦 峰之子王璘，“洎诸位同人醵金 董 理 ，以 经 其 事”。 以上文昌祠庙 或为一个家族所创 ，或 合 几 个 家 族之力而建 ，其中既包含了家族对于科举成就的祈求 ，同时 也 有“以 信 仰 为 手 段”增强家族凝聚力 和认同感的意义 。

值得注意的是 ，兴修文昌祠庙不仅使地方官 、士绅 们 收 获 了 名 望 ，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合 作的平台 。 文昌庙的修建是个相对较大的工程 ，涉 及 诸 多 方 面 。往往是士绅先提出倡议 ，经 过 地 方官首肯 ，才付诸实施 。 具体实施的过程需要多方 通 力 合 作 。 如 道 光间青城知县张薇垣修文昌阁 时，就充分调动各方面资源 。 他先是顺应本县士绅 重 修 之 请 求 ，而 后“捐 俸 为 倡”，再嘱托本县学官 东野隆祜 、邢钰及典史李鸿勋“广为 劝 输”，待 积 累“制钱一千缗有奇”后，任命候选待诏张淑适 、廪 生张淑会 、里人胥廷魁具 体“董 是 役”。同治间彭九龄修莒州文昌祠时大致也是遵循这种模式 。 彭九龄先是“谋之僚属诸君”，而后“捐 俸 倡 始”，接 着“州境绅耆各量力捐金有差”，然 后 开 始 兴 建 。 具体参与者有“襄斯役者”司训李 厚 恺 、王 敬 衔 、州 同 芮 家 纯 、司 汛 刘 德 明 、吏 目 杨 锦 文，“而 心 计 指 授巨细不遗者 ，绅董中于湘浦之力为多”，此外尚有诸多 督 工 、捐 赀 士 绅 。由以上两个修庙过程可 见，地方官在祠庙修建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 他们负责决策并居中 调 度 ，协调属下官员分工协作 ，并 委托地方士绅具体负责 。 在这个过程中 ，地方士绅 也 收 益 良 多 ，除 了 收 获 名 望 ，还能得到官员的认 可 。 如光绪间庆云县已告老还乡的原绿营都司蒋芳辰 ，热 衷 地 方 公 益 ，修 文 庙 、文 昌 阁 、古 棣 书 院 等，“公实历董其事”，在当地建立了崇高的声望，“邑 有 大 计 、大 疑 ，官 绅 所 不 能 定 者 ，得 公 一 言 而 决”。

此外 ，官员 、地方士绅围绕文昌崇祀相 关 事 宜 的 沟 通 ，密切了彼此间的联系 。如 康 熙 十 二 年 (1673)，福山士绅原提督广西学 政 佥 事 郭 谏 ，原长沙府同知鹿兆甲 ，廪膳生员鹿兆赓 、郭 元 枢 等 人 因当地民众随意采芝阳山之石 ，对当地文脉及其家族坟茔风水造成破坏 而 致 书 知 县 ，指 出“巽 地 为 文章之府 ，巽峰耸笔墨之香 ，芝阳一山坐邑巽方 ，实阖邑文风所系”，建议福山知县发文禁止 。 知 县 罗博深以为然，“西山为本邑来脉 ，又文昌阁址所在 ，一概禁止”采石等事 。

由上可见 ，地方官通过修建文昌祠庙既可获得政 绩 ，达 到 教 民 化 俗 之 目 的 ，又密切了与地方士 绅的关系 ，加强了对地方社会的了解 。 地方士绅 、乡村精英们则在 这个过程中既收获了名望 ，又 得 到了官员的认 可 ，且可借此参与地方事务 ，不管对于其个人 、家 族 还是地方社会而言都有积极意义 。

四、面向正统：文昌建构的动机及意义

以神灵崇拜为主要特征的民 间 信 仰 ，其产生 、发展与民众生产 、生 活 息 息 相 关 ，故 往 往 受 到 统 治者的重视 。 早在秦 汉 时 期 ，统治者即曾通过厘定祀典调控民间祭祀行为 。 据《史 记 · 封 禅 书》 载，秦始皇东巡海上时，“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 八 神…… 皆各用一牢具祠 ，而 巫 祝 所 损 益 ，珪 币杂异焉”，对流行于东方的八 神崇拜进行收编 。 西汉宣帝时也 进行过大规模的祀典改革 ，做 了 诸多增 、删 。 宋代以降 ，统治者通过 封赠神号等将有益于统 治的神灵纳入正祀系统 ，以 宣 扬 主 流 意识形态 。 詹姆斯 · 沃森以妈祖信仰为例提出了“神 的 标 准 化”概 念 ，认为国家通过 敕 封 地 方 神 灵，将其纳入祀典 ，从而实现神灵的“标准化”。 同 时，随 着 标 准 化 神 灵 的 推 广 ，国 家 权 力 、主 流 意 识 形态也得以贯彻到地方 。赵世瑜指出：“宋代以来 ，国家往往通过赐额或赐号的方式 ，把 某 些 比 较 流行的民间信仰纳入国家信仰即正祀的系统 ，这反映了国家与民间社会 在文化资源上的互动和共 享…… 国家通过赐额或赐号把地方神连同其信众一起‘收编’，有利于进行社会控制。”

因此 ，一种民间信仰要想得到广泛的传播 ，就必须贴近主流意识形态 。 特别是对于那些尚未 进入正祀系统的“杂祀”而言 ，能否 有效地弥缝其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隔阂 ，关 乎 其 生 存 及 传播 。 要做到这点 ，对神灵神格属性 、神职功能的有效阐述 、建构是必不可少的 。

文昌神虽然在宋代即已载入 祀 典 ，且在元代也得到政府认可 ，但在明初神灵封赠标准苛刻后 便被排除 。 当然 ，客观地说 ，文昌信仰虽在明初被排除于正祀 之 外 ，却未遭真正打击 。 万 历 时 人 朱 国祯曾言：“太祖最虔祀事，《到任须知册》以祀 神 为 第 一 事 。 各 神 俱 存 本 号 ，而后代泛加之称 ，悉 皆 撤去 ，为之一清 。 其不入祀典 ，而民间通祀者听 。 前代 有 毁 淫 祠 者 ，而太祖有举无废，盖 重 之 也。”据此可知 ，朱元璋主要是从礼仪上对神灵崇祀加以厘定 ，并 未 进 行 打 击 。 且由于文昌神灵掌科举 之事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故其仍 被 世 人 崇 祀 ，甚至出现景泰五年(1454) 皇帝加以支持的举动 。 但 有明一代文昌崇祀毕竟未列入正 祀 ，故其发展仍受限制 ，特别是弘治间倪岳 、周 洪 谟 的 上 疏 ，再 次 从官方层面“否定”了文昌神的 正 祀 资 格 。 所 以 ，至少在清嘉庆间文昌神正式列入国家正祀前 ，如 何有效地阐释 、建构文昌神的形 象 ，使其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接近 ，以 加 速 其 传 播 ，始 终 是 致 力 于 该崇祀者所需要着力的一个地方 。

明清时期 ，文昌崇祀在山东的接受 、传 播 ，就是这个过程的典型反映 。 山 东 地 处 北 方 ，临 近 京 畿，受政治影响较深 ，且系圣人故里 ，深受儒家文化 浸 淫 。 文 昌 崇 祀 作为一种从外地传入的民间信 仰，之所以能逐渐发展为山东地区信仰最为普遍的神灵之一 ，其神格属性及神职功能必须与官方 意识形态保持一致 ，这就需要地方官 、文化精英的阐释 、建构与经营 。

杜赞奇在梳理关帝信仰变迁时提 出“刻 化 标 志”的 概 念 ，指 出 自 宋 至 清 ，国 家 一 直 通 过“刻 化” 关帝形象 ，如战神形象等 ，以寻求其所需要的信仰标志 。⑥ 明 清 时 期 ，山东士人也在不断对文昌神 进行“刻划”，途径就是通过对文昌神进行儒家化阐释 ，将其与儒家文化联系在一起 ，进 而 建 构 其“先天之孔子”的形象 。 事实上 ，这种儒家化阐释在明清时期其 他民间信仰中也存在 。周 振 鹤 指 出：“民间信仰向国家宗教转化的关键在于政治权力的承认 ，得到承认的则成为正祀 ，列 入 国 家 祀 典…… 民间信仰为了保证自己的长期存在 ，就必 须 考 虑 如何迎合适应官方的需要 ——— 这 种 需 要 往 往与教化相关 ，即弱化荒诞 不 经 的 内 涵 ，提高正统化的神性 ——— 往往还要符合占统治地位的儒家 思想。”山东是孔孟故里 ，深受儒家 文 化 影 响 。 文昌作为主文 运之神若想得到推广就必须要与儒 家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 在文昌崇祀的传播过程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 看到山东文化精英们所做的 一系列努力：先是以“天 人 感 应”阐释文昌人格化形象的合理性 ，将 其 自 然 神 、人 格 神 属 性 融 于 一 体，从理论上站稳脚 跟；进而将文昌信仰文献与儒家经典相比附 ，阐 释 其 对 于儒家学说的襄助作 用；继而又将文昌崇祀发挥作用的两种手段纳入儒家文化框架内 ，即 调风水以兴文运 、宣 孝 道 以 促 教化 。 经过山东文化精英们的儒家 化 阐 释 ，文 昌 被 建 构 成“先 天 之 孔 子”，承担起文圣孔子所不便 承担的职责 。当然 ，这种阐释 、建构 也有可能并非出于发自 内 心 的 崇 敬 ，有学者即指出孔子主张 的“祭神在 ，祭神如神在”，其实“并非出于对鬼神的虔诚 ，而是出于对鬼神的利用”，但 这 种 行 为 对 于文昌崇祀在山东的发展却至关重要 。

除此之外 ，民间信仰的被认 可 与 传 播 ，尚 需 贴 近 政 治 。明清山东文昌崇祀的推进过程体现出 浓厚的政治化色彩 。陈春声认为 ，在相 对边缘的许多地区 ，王 朝“教 化”和“德 化”的推行都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 ，这个过程常常包括了两 个 方 面 的 内 容 ，一 是 根 据“国 家”的典章制度具有正统性的礼 仪行为在地方社会逐步推行 ，另一 方 面是许多民间的“习 俗”，由于王朝的承认而在国家的意识形 态中拥有了合法的地位 。这种情况在靠近政治中心的北方地区 无疑体现得更加明显 ，即 赵 世 瑜 所言：“做华北的研究又特别要注意国家的在场。”

明清山东文昌崇祀的政治化 ，一方面体现在山东文人 、士大夫通过不断建构文昌神使其更符 合主流意识形态上 ，另一方面则主要表现在文昌崇祀推动者的政治动机上 。 据 上 文 可 知 ，尽 管 有 些官员 、士人曾在碑记中表达过对文昌神神格属性的一些不同认识 ，但其撰写碑记的行为本身却 表达了对文昌崇祀的支持 。 他 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推动文昌崇祀自有其政治目的 。 对 于 官 员 而 言，其目的主要在于通过推动该崇祀鼓励士子获取 科 举 佳 绩 ，以 此 展 现自己重视地方文教的诚意 ， 获得政绩 、名声 ，还可以藉此加 强 与 士 绅 、地方精英的交流合作 ，推进政令的实施 。 施 敏 锋 在 论 及 湖州文昌信仰时曾言，“对于地方 官 员 来 说 ，如果能够在任职期间促进地方科举的发展 ，那 么 无 疑可以得到地方士绅的赞誉与支 持” 。 而 对 于 士 绅 、地 方 精 英 来 说 ，兴建文昌祠庙既可以展现自己 为桑梓效力的拳拳之心 ，获得名望 ，还可以加强与地方官及其他士绅 的 联 系 ，提高个人及家族的地 位，并以参与地方公共事业的形式争取在地方事务上的话语权。围绕文昌崇祀而展开的各种祭祀 礼仪 、形式 ，也成为明清时期士绅阶层互相交流的平台 ，祁 泰 履 曾 指 出 ，“在明朝的珠江三角洲 ，各 个社会制度被逐渐士绅化 ，祭祀文昌就是其中之一”，科大卫 也 指 出 16 世 纪 以 后，广 州 的 文 人“开 始在文昌庙内进行他们自己的祭祀”，因 此 认 为“从十六世纪开始被催生出来的新社会 ，开 始 像 是 个由士绅主导的社会” 。 上文所述山东士绅及士绅家族致力于发展文 昌崇祀亦是这种情况的反 映 。 他们通过领导和参与祀神活 动 ，不仅表达了自身的祭祀理念和利益诉求 ，而且还在活动中巩 固了自己在地方社会中的精英 地 位 。 傅衣凌先生曾指出：“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权实际上无法完成 其名义上承担的各种社会责任 ，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只能由一个双重身份的社会阶层来完成 ，而 基层社会也期待着有这样一个阶层代表它与高高在上的国家政权打交道 ，这 就 是 ‘乡 绅’阶 层 长 期 存在的根本原因 。 乡绅一方面被国家利用控制基层 社 会 ，另 一 方 面 又 作为乡族利益的代表或代言 人与政府抗衡 ，并协调 、组织乡族的各项活动。”包括文昌崇祀在内的各种民间信仰为士绅提供了 发挥作用的重要舞台 。

综上所述 ，民间崇拜能否得以有效推广 、传播与其 是 否 契 合 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特 别 是在北方靠近政治中心且为儒 家文化发源地的山东地区体现得格外明显 。 明清时期文昌崇祀在 山东传播过程中 ，经过山东地方 官 、士人的儒家化阐释 、建 构 ，因对文昌神神格属性认识不同而产 生的龃龉逐渐被消弭 ，文昌崇祀 成为一种难得的信仰资源 ，既适合儒家伦理 ，又合乎政治需要 ，还 能满足广大读书人的精神需求 。 故致力于文昌崇 祀 ，不 管 对 于 地 方 官 、地 方 精 英 ，还是普通民众而 言，既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善举 ，又可以扩大自身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力 ，因此他们对崇祀文昌有较高 的积极性 ，这对于文昌崇祀的传播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