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曾国藩家族昌盛,后辈多杰,是近现代中国的一道奇特风景。今人多赞称其家风家教,集其言如奉圭臬。然而,仅从传世书信语录,尚不能尽窥其堂奥。最近,湖南学者刘建海策划、刘汉辉主编的线装本书法辑《富厚清芬——曾国藩父子书唐诗汉赋》惊艳面世,将曾国藩楷书杜诗与曾纪泽草书《两都赋》合璧同刊,可谓新添佳话一段。
就艺术价值而言,这既是曾氏父子两代书家的珍墨合璧,也是楷帖与草帖的精彩合璧,还是以两种书法形式演绎唐诗与汉赋魅力的合璧,法度俨然,匠心独运,蔚然可观。再者,由书法一端窥其家传之秘,其间定有可玩味者。取名“富厚清芬”,源自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及其门联“清芬世守,盛德日新”。
曾国藩的修齐治平之道,世人品议甚多。而其读书作文写字之精奥,可表而未彰者亦多。兹刊载知名历史学者谭伯牛专为此辑所作的《富厚清芬序》,以飨读者。
《富厚清芬——曾国藩父子书唐诗汉赋》,刘建海策划,刘汉辉主编,松雅书院出品
富厚清芬序
即使是曾国藩,也不免“贪心”。戡平大乱,位极人臣,兆民景仰,洵也不朽之后,他说:“人生无论读书做事,皆仗胸襟。余自问于古诗人中,如渊明香山东坡放翁诸人,亦不多让,而卒卒无暇,不能以笔墨陶写出之。惟此一事,心中未免不足。”当然,他并非真是一个“贪多爱好”的人,他只是为不能实现理想而感到遗憾。他的理想是什么:文豪兼书家;现实中的名臣与爵帅,初非所计也。
钱穆先生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写了一篇《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解释清代道光朝以来读书风气的变化,特别选取陈澧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与梁启超为代表,介绍并点评他们“对后学指示读书门径和指导读书方法的话”。曾国藩在五人中官爵最高,事功最大。钱先生是博学而高明的学者,谈的又是读书问题,而排名如此,可以想见,曾国藩“心中未免不足”,却不妨他真是可以启发后学的典型。
另外一位钱先生,钱基博,撰《现代中国文学史》,则谓清代文学在桐城阳湖之后,“曾国藩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自称私淑于桐城,而欲少矫其懦缓之失,故其持论以光气为主,以音响为辅,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词,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彩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一时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这就不仅读书得间,而是“自为开宗之一祖”了。
作文如此,作字又如何?曾国藩晚年与幕客谈艺,云:“余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游接。时梅伯言以古文,何子贞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我时察其造诣,心独不肯下之,顾自视无所蓄积,思多读书,以为异日若辈不足相伯仲。无何,学未成而官已达,从此与簿书为缘,素植不讲,比咸丰以后,奉命讨贼,驰驱戎马,益不暇”。按,当时舆论以梅曾亮为文章天下第一,何绍基为书法天下第一,二人俱是曾国藩的好友,而曾国藩创造的记录只是清朝开国以来最年轻的湘籍副部级官员(三十七岁,正二品),这又是一处“心中未免不足”。
曾国藩楷书杜甫诗(局部),摘自《富厚清芬——曾国藩父子书唐诗汉赋》
曾国藩论人近苛,尝谓朱熹虽是大儒,“然未必能做事”;律己则近乎虐,四十岁立座右铭,则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穫,但问耕耘”。除了伟大与沉沦,人生再没有第三条道路。因此,他满怀遗憾而又不失自信的说:“使我有暇读书,以视数子,或不多让”。然而,正如钱穆评论曾国藩,虽不是第一流的学者,却绝对有资格“对后学指示读书门径”,而谈到书法的批评与教育,他也毫无愧色,堪称名师。
他的弟子,后来做广东巡抚的许振袆,转述过曾国藩对什么才是好字的意见,曰:“作书要似少妇谋杀亲夫,既美且狠”。据李鸿章回忆,当年在安庆大营,夏夜酷暑,曾国藩喜欢与幕府群英围坐纳凉,打赤膊,挽起辫发,手挥蒲扇,“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
可见少妇杀夫之喻,正是他的语言风格。或以传统书法常用的“刚健”与“婀娜”比附此语,窃谓婀娜不能尽美,刚健未必够狠。他与何绍基讨论何谓书之“大源”,用乾坤礼乐做说明,似更便领会。曾国藩说:“予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即此道也。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优游自得,真力瀰满者,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者,即礼之意也”。据他说,何绍基听了这番高论,“深以为然,谓渠平生得力,尽于此矣”。
惟写字最怕眼有神而腕有鬼,不拘何人,训练总是第一义。曾国藩的书法教育,从家门之内展开。“我兄弟五人,于字皆下苦功,沅叔(曾国荃)天分尤高”,他勉励其子曾纪泽:“尔若能光大先业,甚望甚望”。而教学大纲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大抵写字只有用笔结体两端”,一是“写字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至于具体的指导,曾氏家书中连篇累牍,读者有意可觅读焉。
曾国藩的书法教育,极为民国间一位书法老师所赞赏,并专门在《锻炼》(民国三十三年)杂志撰文介绍,这就是沤盦的《曾国藩的书法论》。他说:“在我的书法讲话里,差不多每期都要引用着曾国藩论书法的话。有人责问我,曾氏在清代的书家中算不得第一流人物,又没著述过一部有系统的论书法的专书,他在书法上的见解,并不算得怎样高妙,为什么你常常喜欢引用他的话。我的答案很简单。即因曾氏的话,是对他自己子弟的指导,最是切实平易,有益于初学。”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克复南京。九月,曾国藩将两江总督署从安庆迁回“江宁旧治”,自此安排内战的善后工作。十五日记:“温杜工部五律三十余首”;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十八首杜甫五律,可能就在此时写成。曾国藩编《十八家诗钞》,都六千五百九十九首,而选杜诗至一千二百六十五首,是所有诗人作品中数量最多的,其中五律为六百零一首,又是杜诗中数量最多的。曾国藩喜爱杜诗到什么程度,除了从选诗数量看得出来,还可以借用韩愈的一句诗:“流落人间者,太山一毫芒”;以及苏轼的赞语:“此老诗外大有事在”。不仅自己喜爱,也希望曾纪泽能领会杜甫五律的好处,他说:“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
这本楷帖从内容到形式,俱“是切实平易,有益于初学”。湘阴龙潭黄氏收藏了这部册页,于光绪十七年,请人双钩上石,泐诸祖墓庐壁。民国十七年,中华书局出版拓本。而近百年后,时移世变,此帖几乎湮没。幸赖刘君建海与刘君汉辉,从冷摊救出此书,精心影印,化身千万,利便后学。又随帖附印曾纪泽书《两都赋》,光绪八年于巴黎使署为刘麒祥所书者。父子师弟之书,汉赋唐诗之文,汇为一集,不仅是湘乡曾氏的私家教材,也是诵诗学字的优良范本,是可宝也。
癸卯四月廿八日谭伯牛谨序。
曾纪泽草书《两都赋》(局部),摘自《富厚清芬——曾国藩父子书唐诗汉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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