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儒学与医学不搭？中西医汇通派第一个不服

作者 | 张瀚之，张其成

摘要：

中西医汇通派具有儒学的底色。

在真理观方面，汇通派医家或多或少地受程朱理学理一元论的影响，在医学上持真理一元论。

真理一元论使得汇通派医家认为中西医存在汇通的可能性，成为其汇通中西医的形而上基础；

在宇宙论方面，汇通派医家秉持《周易》太极气化的宇宙生成模式，强调气化的世界和身体，批评西医书籍中的神学创世论在医易观方面，汇通派医家强调医易之间的联系，以易理释医理，将易学的思维方式应用于临床，阐发药物新意；

在价值观方面，汇通派医家认为医乃济世活人之仁术，更以儒学为价值追求。

随着科学文化的传播和中医科学化的出现，中医界开始重视形而下的医理探讨，汇通派医家的儒学底色逐渐淡化。

前言：

中西医汇通是旨在将中西医学融会贯通以西补中推动中医学进步的医学思想。

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后中医家便开启了中西医学的交流与汇通，不过这只是少数有识之士的兴趣，且并无实质进展。

1805年牛痘术的引进标志着西医的再次传人，在近改良思潮的影响下，中西医汇通的口号被正式提出。

随着西医影响日广，越来越多的中医家开始探讨中西医汇通和中医改良的路径。

其中，朱沛文、唐容川、张锡纯、恽铁樵是近代中西医汇通派的代表人物， 被称为“中西医汇通四大家”。

由于中西医汇通涉及中医学和西医学的交流汇通，故以往对中西医汇通的研究，往往从医学史的角度探讨中西医汇通的产生背景、发展阶段、代表人物及其学术观点和评价等，或将其与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等一起讨论。

本文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以中西医汇通四大家为代表，考察汇通派医家思想中的传统成分。

中西医汇通四大家——甚至是汇通派医家，皆出身传统，少时深受传统文化教育影响。

朱沛文，广东南海人，参加过3次乡试，均未考中,但“多读医书，博通儒学”。

唐容川， 名宗海，字容川，四川彭县人，早年习文习儒，后又习理学，11岁便中秀才。

张锡纯，为“盐山(河北盐山)名儒，自弱冠研究经学，于书无所不读”,两次乡试不中后专攻医学。

恽铁樵，名树珏，字铁樵，江苏武进人，学习颇勤，16 岁中秀才，20岁时逼习科举经典。

四大家大都活跃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正是由于少时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这些汇通派医家在立言立行的过程中受到了儒学的渗透和影响，具有儒学的底色。

正文：

壹

真理观:理学影响下的真理一元论

中西医汇通的实践尽管与改良思潮和中医存亡危机等时代背景有关，但这些汇通派医家在实践中西医理的汇通之前，必然存在一个逻辑前提:他们认为中西医学之间能够沟通互释。 因而，有必要追问的是:他们为什么会认为中西医学之间可以沟通互释？换言之，使他们认为中西医学可以汇通的前提是什么？在他们思想深处，存在一个形而上的基础，使得他们认为中西医学能够沟通互释，因而他们才进行中西医汇通的实践。

这一形而上的基础即为真理一元论。张锡纯本着中医的立场，强调中医学作为绝对真理包含万事万物，当然也包括西医之理，只是尚待后人阐发精微:“《本经》《内经》之包括医理至精至奥，神妙无穷，亦犹《易经》之包括万事万物之理也。自周末秦越人后，历代诸贤，虽皆各有发明，而较之三圣人之阐发《易经》，实有不及，故其中余蕴犹多。”他认为只要努力阐发，便会发现，西医诚能包含于中医学这一真理体系下， “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唐容川以宏大的世界眼光审视医学:“方今四海为家，五洲同轨，......举凡三才之所有，百族之所宜，上可损益古今，下可参酌乎中外。”在唐容川看来，天下中外都不外乎三才之道，“同是人也，同是心也”，因而中西医理也必然能像“五洲同轨” 一样折衷归一。恽铁樵虽然认为中西医方法不同，有各自的基础，但也承认“天下之真是，原只有一个”。朱沛文认为中医特点是“穷理”， 西医特点是“格物”，中医只重脏腑营运，信理太过，涉于虚谈；西医但讲解剖，逐物太过，流于固化。“格物”与“穷理”是一体的工夫，而非两个过程，朱沛文用“格物”“穷理”说明中西医的特点，意味着在他看来，中西医并非迥然对立， 只是各有侧重而已，因而中西医理能在格物穷理的工夫下得以沟通统一:“夫理非物则无所亩，穷理贵求其实；物非理则无为宰，格物贵彻其源。”

仔细审视汇通派医家的真理一元论便会发现，他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理学理一元论的影响。程朱理学在本体论上持理一元论，二程反复强调:“天下只有一个理”“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在此基础上，二程又提出了“理一分殊”之说，意指万事万物之理的终极依据是最高的“理一”，只不过具体表现不同。朱熹本自二程，也多次强调本体论上只是一理，也继承了“理一分殊”之说:“理只是这一个，道理则同，其分不同。”程朱理学强调万事万物皆禀赋天理，“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对理的认识主要通过格物致知的方式进行，最终举天下万物之理而一以贯之，达到对理的豁然贯通。如果本着程朱理学的理一元论审视医学， 中医学和西医学看似迥然相异，二者均是对身体之理的掌握，又均能产生效用，因而二者殊途同归，存在汇通的可能，这便是汇通派医家的底层逻辑。恽铁樵、朱沛文更加凸显了他们一元论真理观当中的理学色彩，恽铁樵所说的“天下之真是，原只有一个”“天下事无非一个理..... 无论一花一草当中都能偶然地寻出一个理来”,与二程所言“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 故推至四海而准”“一草一木皆有理”十分相近。 朱沛文更是直接将中西医学统一于格物穷理工夫论之下。

从所受教育背景来看，汇通派医家也难免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格局下，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意识形态，程朱理学仍然是晚清的主流文化，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为本的晚清科举制度，作为政治制度和文化传播渠道将程朱理学的思想学说渗透到全国各地。程朱理学不仅受到官方提倡和重视，在民间亦有众多支持者和追捧者。可以说，程朱理学在晚清仍然有着庞大的社会基础，在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思想和信仰中占据统治地位,一些社会中下层少时读经习儒的汇通派医家亦不免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

总之，汇通派医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程朱理学理一元论的影响，在医学上持真理一元论， 这使得他们认为中西医理存在汇通的可能性， 成为其汇通中西的形而上基础。

贰

宇宙论:《周易》的太极气化

汇通派医家融汇西医知识，但没有吸收西医的机械论身体观，仍然本着传统太极气化的宇宙论看待世界和身体。《易传。系辞上》言: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描绘了由太极生成宇宙的生化过程，太极即是一气、元气，太极气化生育天地万物。北宋周敦颐将太极气化的宇宙生成模式勾勒得更为详细:“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 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朱熹本自周敦颐，也说:“做这万物、四时、五行，只是从那太极中来。太极只是一个气，迤逦分做两个气，里面动底是阳，静底是阴，又分做五气，又散为万物。"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也本着气化的宇宙论，认为天地万物以至于人身都是气化的产物， 赖气以维持，书中“气”字出现了近3000 次。《素问·五常政大论》载:“气始而生化， 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 《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不过在《黄帝内经》冲还没有提及太极，受周敦颐、朱熹等理学家的影响，宋明之后的医家开始强调太极气化的宇宙论。如张景岳《类经图翼·运气上》:“太极者，天地万物之始也。......则太虚之初，廓然无象，自无而有，生化肇焉。化生于一，是名太极。太极动静而阴阳分。故天地只此动静，动静便是阴阳，阴阳便是太极，此外更无余事。”

近代汇通派医家赓续了《周易》太极气化的宇宙生成模式，强调气化的世界和身体。朱沛文说:“此两仪对待以生万物，乃天人合一之理也。......然则业医者，参太极之微妙，体天地之生成，.....以登斯人与寿域也哉！他还仿照周敦颐太极动静生阴阳、五行、万物的过程， 描绘了人身由太极阴阳化生五脏的过程:“乾坤妙合，二气缊，一点混元，结于胞胎之内，遂为我身阴阳之始。......于是阴阳合撰，一动而生肾，肾生脑脂、骨髓、膀胱而象水；再动而生心， 心生血脉与小肠而象火；三动而生肝，肝生筋膜与胆而象木；四动而生肺，肺生皮毛与大肠而象金；五动而生脾，脾生肌肉与胃而象土。”张锡纯不空谈医理，更注重临床效用，其阐发医理必附有临床验案，曾拟两方嘱病家轮流服用，以象《周易》日月往来、寒暑相推的气化之理: “《易》有之‘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读作伸)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天地之气化，即人身之气化也。”在论述龙骨功用时，张锡纯强调了气化的宇宙论和身体观:“天地有元阳，人身亦有元阳，气海中之元气是也。此元气在太极为未判阴阳，包括为先天生生之气即无极也。由此阳气上升而生心，阳气下降而生肾，阴阳判而两仪立矣。心阳也，而中藏血液；肾阴也，而中藏相火，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而四象成矣。龙为天地之元阳所生，是以元气将涣散者，重用龙骨即能敛住，此同气感应之妙用也。”

阐释太极气化的宇宙论最深人的当属唐容川。在唐容川所处的19世纪中后期，传教士翻译出版的西医书籍影响渐渐扩大，这些书籍不仅包含医学内容，还杂入了神学因子。自古以来西方医生们总是视身体构造为造物主创造能力的展示,合信译介西医书籍的初衷便是阐明上帝造物主的力量、智慧、恩典与合一性, 如在《全体新论。造化论》冲，合信强调人制望远镜、显微镜、箭炮等器物的能力“是皆造物主所予，以补人之欠缺者也”。天地万物、人身奥妙都是上帝的创造，为上帝所主，并非太极的偶然肇始，“或闻太极开天地，造化成自然，固何所造而为之主乎？.....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天地之覆载，......万物之生长，设无所主，何以岁序功成百物哉。即如以身体而论，一骨一肉无不合用。......谓自然而成，则天下万物亦皆偶然而成，何以兆民之众？唐容川继承了《周易》太极气化的宇宙论，“太极者，谓天地未分之先，只浑然元气一团而已。由太极生出两仪.......由两仪生出四象，.....由四象生出八卦。.....非仅空名，实有此八样气化以化成天地。”唐容川以内化于世界的太极批评外在于世界的上帝，他认为西人所谓造物主，即是《周易》所谓太极，《圣经》中神区分光与暗就是太极生两仪之义。唐容川批评西人只奉造物主，而不知万物如何被创造，最终不免托空，“太极者，肇造天地人物之真宰也。耶稣、天主，尊崇造化主，虚奉其名，不知其实。”太极即是造化之主，太极之上没有神存在，西人不能说明万物的气化肇始和神妙过程，也割裂了至高无上的主宰与天地万物的交涉互动。通过批评传教士的神创论，唐容川捍卫了太极气化的宇宙论。在其医著中，亦多次可见其对气化世界和身体的强调，可以说，唐容川将太极气化的宇宙论发挥无余。

随着中西医汇通的深入以及科学文化的流播，在恽铁樵所处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玄奥的太极气化已为实证风气所不许，因而恽铁樵并未对气化的宇宙论过多着墨。在阐发《周易》 之理时，恽铁樵唯恐读者生厌，“今以数百字简短言之，或者不至取厌读者”。不过恽铁樵仍通过阐述太极之理说明万事万物的生成演变，“凡含生之伦，皆有两性，两性凝合而后生化，.....从太极起，至八卦止，生生不已。”关于中医的生理，他也持气化的观点:“《内经》之生理以气化。譬之养花种树，.....辨花与树之土宜，不违天时，调其冶暖， 去其害虫，时其灌溉，以遂其生长，此气化者之所为也。”

在19世纪中后期，汇通派医家秉持太极气化的宇宙论，强调气化的世界和身体，唐容川甚至以之为据，抽离了传教士西医书籍当中的神创论。但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汇通派医家更关注具体医理之间的汇通，对形而上的讨论愈发减少，传统的太极气化宇宙论也逐渐淡出。

叁

医易观:医易同源与医易相通

汇通派医家持有医易同源和医易相通的观点。张景岳在《类经附翼·医易义》冲中言:“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医学与《周易》皆言阴阳变化，其理相通，懂得《周易》便懂得中医学。唐·孙思邈也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医易会通在《内经》中就已出现，隋唐得以发展，兴盛于明代，最终衰落于近代。在近代，汇通派医家多深谙《周易》，张锡纯“于六经类多深造，而尤邃于《易》，曾衍有图说，以发前人未发之奥”。唐容川、恽铁樵均有阐发医易相通之理的专著。可以说，近代汇通派医家掀起了医易会通的短暂高潮。

汇通派医家认为《周易》和《内经》同根同源，《周易》是《内经》的源头，二者均阐发阴阳气化之理。张锡纯认为，《周易》描绘的“天地之气化，即人身之气化”。在评价时医所著《医源》一书时，张锡纯更是言及《周易》象数乃是医学的源头:“《医源》一书......所尤足贵者，河图生成之数理推之，莫不触处洞然，纤徽备彻，学医得源，自能临证深探其源矣”。唐容川也认为医易存在联系:“余每谈医，辄引《易》 义，.....不知人身脏腑本于天地阴阳，而发明天地阴阳者，莫备于《易》。”恽铁樵著《群经见智录》，认为四时是《内经》《周易》的共同基础,“两书皆演天人之理”,“懂得《易经》，便懂得《内经》”。

对于具体的医理，汇通派医家则常常援易释医。朱沛文在论六经所属五行时，认为六经之五行蕴含《周易》中的“水流湿，火就燥”之义， “要之五行之气，以木遇火，则从火化；以金遇土，则从湿化。总不离于水流湿、火就燥之义。”在论脾土功用时，用八卦的时空图式说明脾不主时，“独至识妙知周，宰中枢以神营运，官名谏议，司仓廪而总输将，而乃出震乘离， 弗掌东南符柄，说兑劳坎，罔专西北权衡。...... 故土不主乎一时，犹脾不主于四象。”又以卦象阐明君火相火:“盖君火乃南离本体，相火乃北坎中藏耳，何则？夫心居胸南，卦象离而治向明，故君火以号；肾位背北，卦象坎而中则满，故相火以称。”恽铁樵亦以卦象说明医理:“《易》之坎为水，中一画为阳；离为火，中一画为阴，即《内经》标本中气之理。”唐容川用卦气阐明太阴病解之时:“若夫阴气，则生于午，于《易》为离卦，离中一阴，渐至于亥子，而少阴之气盛矣，故从午至子，为少阴所司也。”张锡纯以《易传》“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说明脾土的生化功用:“《易》有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言土德能生万物也。人之脾胃属土，即一身之坤也，故亦能资生一身。”

将医易结合得更为紧密的医家当属张锡纯，他不仅以易理、卦象解释医理，还将易学的思维方法施于临床。病家气化不利，张锡纯拟宣阳汤、济阴汤两方，宣阳汤宣升阳气象日象暑，济阴汤补助阴气象月象寒，嘱病家轮流服用两方，以象《周易》日月寒暑相推、往来屈伸之义。将天地气化、寒暑相推之义施用于人身，这是易学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张锡纯还依据该思维方法分析药物功用，自创治疗瘟疫表里俱热、头面肿痛的青盂汤，此方需要荷叶一张，张锡纯解释说:“《易·系辞》谓，‘震为萑苇’。荷生水中，藕茎皆中空，亦萑苇类也。其叶边平兜，茎在中央，更有震卦仰盂之象，故能禀初阳上升之气，为诸药之舟楫，能载清火解毒之药上至头面，且其气清郁，更能解毒逐秽，施于疫毒诸证尤宜也。”因荷叶具有震卦之象，故具有震卦动、升的特性。他还创造性地指出茅根有理气功用:“《易·系辞》谓:‘震于植物为萑苇。茅根中空，其四围爿上且有十余小孔， 与萑苇为同类。而春日发生最早，是禀一阳初生之气而上升者也。故凡气之郁而不畅者，茅根皆能畅达之。”茅根能理气的原因在于其与萑苇同类，因而属震卦，又春日生长，禀一阳初生之气，具有震卦特性，故茅根有疏通畅达之功。

可见，汇通派医家强调医易之间的联系，以易理解释医理，甚至将易学的思维方式应用于临床，阐发药物新意，从而掀起了近代西学传入背景下医易会通的高潮。

肆

价值观:德艺兼修的儒医境界

儒医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儒医指具有儒学素养的从事治病救人职业的医者；广义的儒医，还包括通晓医学知识但不从事治病救人职业的儒士。换言之，儒医既是业医而通儒的医士，又是习儒而明医的儒士。不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儒医，他们都兼具儒学和医学素养。从宋代开始，儒医文化得到极大发展。宋儒将医学看作儒者之事及博学穷理、格物致知的重要内容，还将从医当作践行儒家仁爱理念的重要方式。他们认为“医为仁术”，把医药济民纳入国家施行仁政的重要内容，将从医作为为官之外的重要人生选择以及施行仁术的重要方式，宣扬“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观念。儒医文化延续至清末仍有重大影响。儒医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传统文化功底深厚，底蕴丰富；二是以儒理通达医理，儒与医融会贯通；三是具备优良的医德医风，这是儒医的鲜明特色。第一、第二点前文已有所涉及，近代汇通派医家虽然业医，但不局限于医，他们具有儒学背景，通晓儒学，可谓“业医而通儒”的儒医。如张锡纯是“盐山名儒”，恽铁樵更是被时任上海市长的吴铁城赞为“一代儒医”。至于第三点，汇通派医家坚守医德医风，亦体现了儒医的本色。

在艺的层面，汇通派医家认为医乃济世活人之仁术和技艺，并不是为自己谋私的职业和技术。他们钻研医术的目的也不是为自己谋私利，而是为了更好地济世救人，减少病家的痛苦。在《华洋脏象约纂》自叙中，朱沛文对后世医者寄托了汇通中西的期望，希望后学能汇通中西医理，大明医道，从而“跻黔黎于仁寿”。唐容川因其父血证去世，遂苦读医书，著《血证论》，以期救天下后世:“大丈夫不能立功名于天下，苟有一才一艺，稍足补救于当时，......然犹幸此书之或可以救天下后世也。”张锡纯先祖垂训族人读书之余可以学医，以范文正公“不为良相，必为良医”勉之。张锡纯初行医时，父亲告诫其宜为病家着想:“病家盼医如溺水求援，汝果能治，宜急往救之，然临证时，须多加小心，慎勿卤莽误人。”张锡纯幼承庭训，以济世活人为人生价值:“医虽小道，实济世活人之一端。故学医者，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恽铁樵认为，药物药性作用如果没有了解透彻就不应施用，以防误人病情。每见病家为不负责任之医生所误，他都拍案痛斥，并将事实经过记载于脉案之中，以警惕后学,如因愤慨于时医谋私利，将其用石斛的内幕笔之于书: “谬妄的医生用药，却不免感情用事。例如，时医无有不喜欢用石斛的，仔细一推究他的内幕，石斛之用，专门为医生自身利益起见，并不是为病人幸福起见。这还了得！

在德的层面，汇通派医家崇尚道德心性之学，更以儒学为价值追求。朱沛文分别用“穷理”和“格物”概括中西医学的特点，“大约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洋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在朱沛文看来，医非小道，同样是儒者格物穷理之事。众所周知格物穷理所穷之理并不是纯粹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而是儒学的道德知识。当朱沛文将医学视为格物穷理的一部分时，就已经有了对儒学的观照。面对传教士传入的耶稣、上帝的教义，以及中国本土佛、道理论，唐容川尤为推崇孔子中道之教，批评佛道、上帝之说于仁义礼智信五常来说各有所偏:“佛主仁而义不备，道主义而仁不全，天主、耶稣各得一性之偏，而五者未备。”而孔子“以五常为中道，体天地，贯四时，所谓时中之圣也”。恽铁樵批评西方导致物欲横流的物质文明，认为中国人不知反思，一味欧化，导致中国花柳病泛滥，对健康和道德产生了种种负面影响。为此，他高扬东方精神文明，尤其是孔孟与无为之道，认为宋儒“存天理，灭人欲”、佛家持苦行绌肉欲都是极端的价值观,修身以俟命才是人生之正轨。 所以人生纵有所为，也不应失无为之旨，应修持黄老道家以达可乐境界。不过，恽铁樵强调，这种无为可乐的境界并非道家专属，“真正可乐之境界，总不在世人所谓绚烂之场，是则孔孟亦同此旨趣，不必黄老为然矣。”比起道家的无为之旨，恽铁樵多次引孔孟之言，更加推崇孔孟之道。

汇通派医家不仅追求贯通中西医理的精湛医术，还追求济世活人的功业，他们怀仁心，行仁术，以儒学作为价值追求，深具儒家的君子品格，堪为近代儒医的代表。

伍

结语

儒学为中医学提供了文化土壤，也参与塑造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结构。汇通派医家在真理观、宇宙论、医易观、价值观等方面具有儒学的底色，他们受程朱理学理一元论的影响，在真理观上持真理一元论；继承了《周易》太极气化的宇宙论，认为医与易同根同源、理论相通；受儒医文化的影响坚守医德医风。从他们的宇宙论和医易观可以看出，他们对作为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尤为重视。不过，随着科学文化的传播和中医科学化的出现，中医界更重视形而下的医理探讨，汇通派医家的儒学底色也随之淡化。

任何事物皆有两面性，儒学亦是如此。就医学而言，汇通派医家的儒学底色启示我们应坚持医学中的科学属性和人文属性的统一。在汇通派医家的思想结构当中，医学和儒学是水乳交融的，儒学为医学提供了一套世界观和价值观，医学为儒学提供了一条内圣外王的实践路径。儒学底色使得他们崇尚道德，具备高尚的医德，也使医学这学问本身变得高尚。在当今谋求医学向人文接轨之际，汇通派医家对儒与医的重视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启示意义。不过，儒学以道德知识统摄科学知识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医家、士人求真求知的深度和广度；就科学与儒学的关系而言，“儒学阻碍科学发展”的观点已进人相当多人的潜意识，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心理。透过汇通派医家的思想和成就可以看出，在西方近现代科学的传入和发展方面，儒学并没有阻碍科学的发展，儒学底色并没有致使汇通派医家排斥西医学，也没有影响汇通派医家沟通中西医学。不过，儒学对天地气化、天人合一的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以实证和数学为特征的近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尽管汇通派医家在吸收西学的程度上远远不够，但他们毕竟本着传统的框架吸收西学，为我们提供了守正创新的实践典范。

作者 | 张瀚之，张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