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我的梦就四个字，无疾而终”

著名出版人沈昌文于2021年1月10日清晨去世，享年90岁。“今晨六时许，女儿发现，沈公睡去。”沈公生前好友，出版人俞晓群如此告诉媒体。

沈昌文（1931-2021），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1951年考取人民出版社校对员，后任社长秘书、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到1996年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后发起创办《万象》，退休后一直活跃于出版界。（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沈昌文生前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后发起创办《万象》，退休后一直活跃于出版界。他的离去对于出版界而言无疑乃一大损失，众多编辑、作者都难忘与他热烈讨论选题之后拐进胡同巷尾的苍蝇馆子饱餐一顿，或是更早之前他在临时编辑部用电砂锅炖的私房红烧肉。

沈昌文为当下的出版事业留下了怎样的精神遗产？为此，我们采访了沈昌文的故交、出版人俞晓群。俞晓群与沈昌文有着三十多年的师徒情谊，他们共同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出版业和文化界的辉煌时代。在俞晓群眼里，沈昌文继承了上溯至邹韬奋先生的“三联精神”：思想先锋、个性独立、为大众说话。此外，沈昌文特别希望知识分子能走出书斋，写一些通俗易懂的文章。沈昌文的这个信念，为当年的“文化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2013年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沈昌文曾兴冲冲告诉记者，“我的梦就四个字——无疾而终。宋美龄就是无疾而终，一觉睡下去就完蛋了，这是最幸福了。”如今，他在睡梦中辞世，某种意义上也算如愿。

下文从“沈公其人”、“沈公与《读书》”、“旁人说沈公”与“沈公自述”四个角度，与你一同追忆这位中国当代出版史上的丰碑人物。

沈公其人：三联书店“扫地僧”

沈昌文的晚年生活，称得上是无病无灾、丰富多彩，就连困扰其多年的白内障也在退休后经由手术彻底治愈，视力恢复后的他过得愈发逍遥自在。

1996年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任上退休之后，1998年与“三结义”的两位“义弟”陆灏、俞晓群创办《万象》杂志，又先后担任多个出版机构的顾问，是“在京海派”非官方的总头目（许纪霖语）、为发展北京餐饮营业作贡献（王蒙语），隔三差五还要跑一趟三联书店，喝杯咖啡、复印文件、翻阅新书。

直到2017年，每逢月末最后一个周五——三联书店传统的“《读书》服务日”——沈昌文还会背着自己的双肩包到书店晃荡一圈，满脸带笑。只有看到新书展台布置不当，他才会板起面孔，亲自摆放妥当。

沈公旧友、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还记得，第一次见沈公，他对着在场的记者自我介绍：“我是三联下岗职工沈昌文。” 随后又加了一句，“我在三联扫地。”这样半真半假、亦正亦谐的介绍实在符合沈公的风格。

但在熟读金庸的有心人听来，这句话又别有洞天——《天龙八部》中就有一位在少林寺打扫藏经阁的无名老僧，武艺高强却从不外露，有大智慧却无大架子。若是沈昌文拿扫地僧自比，不也正合适么？

沈昌文。

“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曾与沈昌文共事多年的《读书》杂志前主编吴彬这样评价这位老友。在《八八沈公》一书中她写道：老沈自有独特的工作和处世之道，他从不把自己包装成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更乐意以“亦正亦邪”的面目示人，开口闭口“我是商人”。他也从不讳言自己做出版要赚钱，他在自己设计的“《读书》服务日”专栏中起个笔名叫“金香”，对应的是“铜臭”。

她记得沈昌文用自己“经商之道”赚来的费用为编辑部早早添置了复印机、传真机等当时人民出版社大楼里独一无二的现代设备，还亲自侍弄电磁炉、咖啡壶来招待大家。

“虽然他招待大家时，常因卫生太差而遭受讥嘲，比如他请喝咖啡的漂亮杯子上污痕道道，同仁们便拒绝使用；他说没关系他会洗洗，大家认为他的手不比杯子干净，他又表示会用肥皂洗手，老董（董秀玉）笑笑说：该先洗洗你那肥皂。即便如此，他还是用这些大大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家什，赢得了无数海内外学者的欢心，大大拓宽了刊物的作者群。”

在同一本书中，陆灏更是直言“老沈有‘脏癖’”，祝愿他“吃得邋遢，做得菩萨”。可见沈昌文不修边幅、不讲卫生、爱下苍蝇馆子、爱吃臭鳜鱼臭豆腐臭冬瓜的形象多么深入人心。

《八八沈公》是一众好友为了庆祝沈昌文八十八岁米寿而编。“八八”者，“扒扒”也，于是书中也尽是沈昌文的糗事怪癖。撰文“扒扒”者多是他的后辈或下级，彼此之间却毫无长幼尊卑之芥蒂，畅所欲言。

沈昌文扫地僧式的性格决定了彼时《读书》编辑部“老不像老、小不像小，官不像官、兵不像兵”的气氛，而《读书》编辑部的气氛又决定了《读书》杂志的风格。

《八八沈公》，脉望著，草鹭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年8月。

沈公与《读书》：“三无掌柜”带了个“三无”编辑部

沈昌文初至《读书》编辑部时，主管《读书》编辑部的领导曾告诉他：“要和作者推心置腹地聊天，最重要的是要装着什么都不懂。”这一点在沈昌文之后的为人处世中始终有所体现：“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读书》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从两三万到十三四万），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

沈昌文从不自称知识分子，也毫不避讳自己银楼伙计的出身。14岁从初中辍学，半工半读考上了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靠做假账、赚小费来维系学费，最终还是断粮肄业。结果却靠着私刻公章，伪造了一封《学习报》社的介绍信，化身记者考上了人民出版社的校对员。这样的出身反而让沈昌文深谙社会运行之道，时刻把自己放空、放低，进而海纳百川。

沈从文孙女沈帆为时年75岁的沈昌文所做漫画“废纸我买！”。这张漫画后来被沈昌文印在了自己的名片上。

有趣的是，后来的《读书》编辑部承袭了沈昌文的风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编辑部除沈昌文任主编之外，由三位女编辑共挑大梁。而三位女编辑在进入编辑部之前，一位是油漆工，一位是工农兵大学生，还有一位则是卡车司机。

“四个人，一半没受过系统的、正规的高等教育，一半根本就是勉勉强强的中学毕业。说起来大家都挺伤心，但却因此而少了点束缚，多了点跑野马的不羁之气；又因此而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也算是不幸之幸。”赵丽雅（笔名扬之水）这样回忆当年的编辑部。

许纪霖笑称这几位编辑是“三无人员”——没有学历、没有职称、没有阅历，只凭自己的能力。他第一眼对沈昌文的印象就不太好：“这哪是一个读书人，分明就是一个剃着板寸的北方大掌柜嘛！”可相处之后，才见识到这个“三无掌柜”的威力，没有一点真本领，哪有资格在名流如云的读书作者圈中端茶送水？

《读书》1979年创刊号，其中包括了李洪林的著名文章《读书无禁区》。后来沈昌文撰文写道：“记得《读书》杂志，不必去记得沈昌文之流，但不能忘记李洪林。”

没有学历、没有职称是真，没有阅历却说不过去。但“三无”却确实是沈昌文与一众编辑总结出的《读书》办刊经验，只不过此处的“三无”指的是“无能、无为、无我”。

王蒙为沈昌文《阁楼人语》一书所作的序言《有无之间》特意提到了这项特质：出版人只有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即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的动机，才能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的作者。

而这，正是沈昌文的独特魅力所在。

沈昌文的那种装傻充愣、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的处事态度，和他在做事业时呈现的这种姿态，确实是一种人生大智慧。沈公走了以后，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人。”吴彬在近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回忆道。

参考资料：

[1]脉望.八八沈公[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

[2]沈昌文.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8.

[3]姜妍.沈昌文：How happy I am! [N].新京报,2013-11-11.

沈昌文。

旁人说沈公俞晓群：他继承了邹韬奋的三联精神

采写丨徐悦东

新京报：在你眼里，你觉得沈昌文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出版人？

俞晓群：沈昌文是这个时代中国文化界和出版界的标志性人物。他正好处在历史的转轨时期。作为当时三联书店的总经理和《读书》杂志的主编，他在文化建设和思想的先锋性上所起到的作用，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会铭记沈昌文这样的人物的。

俞晓群与沈昌文。俞晓群，著名出版人，曾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海豚出版社社长等职务，主持策划过“国学丛书”、“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万象书坊”、“海豚书馆”等丛书。

新京报：那你觉得沈昌文先生在编《读书》杂志和执掌三联书店工作时，为当时的“文化热”具体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他的工作方式有什么特点吗？

俞晓群：沈昌文有一句名言——我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是一个“知道”分子。沈昌文一直坚持着出版人和媒体人的职业精神。他对自己职业的基本定位非常清楚——他是为文化界、学术界和知识分子服务的。

沈昌文本身非常有才学，但在自我定位上，他一直对作者们充满着真诚的服务精神。因此，如今好多人会在怀念他。

另外，沈昌文、董秀玉、范用等那一批三联人都继承了上溯至创办者邹韬奋的“三联精神”。“三联精神”的第一个精神是“思想先锋”，出版人要超越大时代，坚持思想先锋性。“三联精神”要求“个性独立”，这意味着不会加入任何派别和倾向，要有自己的独立意识。

“三联精神”还要求“为大众说话”。邹韬奋一直坚持说，媒体是要为大众说话的。这个意识一直牢牢地融入到沈昌文的思想当中。在沈昌文晚年的时候，他好几次跟我说，坚持“韬奋精神”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沈昌文还特别希望学者、文化人和知识分子能够走出沙龙，写一些大众能够看得懂的文章。这也是他编的《读书》《万象》以及其他图书在当时那么受欢迎的原因。他编的这些书籍，为那时中国的思想启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万象》1998年杂志创刊号。

新京报：那么，沈昌文先生为当下的出版事业留下了什么样的宝贵遗产和文化积淀？

俞晓群：沈昌文的文化积淀属于历史性的积淀。这个积淀肯定不会像落叶一样随风飘散，而会积淀到人们的思想深处。沈昌文让大家知道，思想解放是什么，思想启蒙是什么，出版人和文化人应该做什么事情，文化人和出版人应该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追求和思想意识。在这些方面，沈昌文已经给我们树立了太多的榜样了。

沈公自述：如何将优秀的著作“引进来”？

原作者｜沈昌文

摘编｜刘亚光

下文摘录自沈昌文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沈昌文著，海豚出版社2014年8月版。

在三联书店筹备期间，陈翰伯已经在为我们考虑出版历史题材的翻译书。此老也是一个平易待我的老民主派。他主动为《读书》杂志写纪念 两周年的文章时，还专门找我这一小干部来征求意见，我至今难忘。他在三联书店筹备期间，就领导我们做了一件大事：中英合作出版《泰晤士历史地图集》。这是一项大工程。但在邓蜀生、杨柏如等同事努力下，只用了三四年时间，这本六百六十幅彩图、三十万字说明的大型图集就于一九八六年出版了。

陈翰伯还最早提出重译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由我找董乐山先生着手，1979年三联书店出版。在这同时，又出版了《大地的女儿》（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史沫特莱）、《“我热爱中国”——在斯诺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斯诺夫人著）、《安娜•路易 斯•斯特朗回忆录》、《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泰德,阿兰等著）、 《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王安娜著）,等等。一九九一年，又出了《续西行漫记》（尼姆·威尔斯著）。

我对李慎之先生“向后看”的意见心悦诚服，而且觉得策略上最可行，当局绝不会因而开涮我。我想找一些有意义的外国老书，但我只会读俄语书，看英语书很吃力。怎么办？当初我在范用领导下做巴金著作的时候，注意到巴老翻译过不少书。我们曾经重印过一些。如《六人》（洛克尔著， 一九八五），《我的自传》（克鲁泡特金著，一九八五），《狱中二十年》（妃格念尔著，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一年，在范用带领下还出版了《巴金译文：选集》。我发觉这些书很好看，于是进一步査看巴老主持的出版社的书目，再査看三四十年代整个上海的翻译书目。由此，意外地发现了美国作家房龙的书，再进一步去找原书。几经研究，我觉得他的《宽容》最符合当前需要。我们多少年来，特别在“文化大革命”的年头， 受的教育都是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现在当然要改变，要提倡宽容，使人们的生活更舒适、更自由、更多生机和活力。从此以后，宽容已经成为生活的必须。我们完全没有意料到，这本美国五六十年前的通俗著作，一九八五年在中国出版后那么受欢迎，中译本一下子印了五十六万册。它后来甚至被列入高中语文教案。

以后又翻译了一些房龙著作。如：《漫话圣经》（一九八八），《人类的故事》（一九八八）。很想把房龙的书全翻译过来。但觉得有些对我们的“思想解放”直接作用不很大。于是又去发掘别的外国旧书。不久，也从老上海的出版品中发现了茨威格。我首先着手组译他的《异端的权利》，一九八六年出版后影响也很大。这本书中刻画了一场为“异端”争取权利的“苍蝇撼 大象”的斗争。尽管说的是西方五百多年前的事件，原书出版也已有七八十年，但对刚从“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清醒过来的中国人有巨大的吸引力。它使我们知道集权体制对人性的摧残到了何等样的程度。八十年代在谈及过去时有“多数的暴政” 一说，这就是要求社会能保护少数人的言论自由。这本书适应了中国读者这方面的精神需求。

《宽容》，[美] 亨德里克·房龙著，迮卫 / 靳翠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9月版。

接着，又出了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个政治家的肖像》《昨日的世界》。遗憾的是，起先我们没有找到德文原书，只能从英语、俄语转译。外国老书的原本有时找不到。名翻译家施咸荣知道这事，也伸出援手，设法帮我们从美国免费运来许多美国的图书馆淘汰的旧版书。

这方面的选题越做越大。后来，脑筋动到外国驻华使馆等单位身上。由于当初罗孚老先生的引荐，我知道五十年代香港有个“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过不少有价值的译自英语的美国经典作品。我很费劲地找到一些，读后大感兴趣。不仅其中大多数是所谓美国的“老书”，符合我们的要求，而且不少书译笔奇佳，例如张爱玲的译品。我如获至宝，赶紧同美国有关单位联系。他们也十分配合，不仅免版税，而且还能提供补助。我那时不敢要美国人的补助，特别是据说这家出版社有美国情报系统的背景，怕犯错误，后来想出 一招：让他们买不少书，实际上同补助差不多。后来还想出版“英国文化丛书”，却一事无成。英国人不肯理我，大概是因为我的English实在太差劲了。

但我究竟是会一点俄语的，当然要关心俄文书。忽然，有一个机会让我见到一本俄文新书：《情爱论》。它不是老书，但讲的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算是老故事。这本书的中译本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出版，印了一百二十万册，使得我们的经济获得了很大的改善，这本书是一个保加利亚作家用俄文写的。他引了很多马克思的著作。书中主要论点是说，马克思从来没有否定过肉欲，因为肉欲是爱情的唯物主义基础。我们谈马克思主义什么都要谈到唯物主义。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怎么能否定肉欲呢？怎么一谈起肉欲就好像犯罪。讲情爱，讲肉欲，这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非常犯忌的事情。现在一下子“拨乱反正”了。

2014年，沈昌文参加新京报年度好书致敬礼，为年度好书作者杨天石颁奖。

我之选译这本书也有自己的研究基础。我关心这类问题由来已久。我在前面说过，五十年代中，潘光旦先生来人民出版社洽译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名著吸引了我的注意，便开始阅读。1960 年，我从俄文翻译了《列宁给全世界妇女的遗教》（蔡特金著），开始大量阅读这方面的中外文材料。我意外地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其实是一贯热衷讨论情爱包括肉欲问题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有不少这方面的材料。如一八六七年他给恩格斯的信里就引述了雷尼埃关于生殖器的诗，可惜在中文版《全集》里一律照印原文，不译成中文。可这反而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我用当年在河北高碑店农村学的法语基础知识，左手査字典、右手查文法，耐心研读一过，不胜惊讶之至。

那么我现在当然要想法重印潘光旦先生的名译《性心理学》。但我怕三联老人批评，于是请他们信任的老文人戴文葆先生当编辑。以后不久，又安排重新出版三联老书：《性健康知识》。《性健康知识》是老革命董秋斯所译，当然老革命不会反对。如果反对，我一定反唇相讥，说他们不尊重老人。尽管我在选题上层层设防，但出于我的怯懦性格，还是在翻译书上做了手脚，主要是对内容做了删节。也许这手脚非做不可。

出《情爱论》《宽容》，都有删节。删到了一本《第三次浪潮》身上，激起了舆论界的巨大反响。这本当代外国人写的书，是在上面那位领导人讲话不久以后出的，我本来就不放心，所以出版方式是：限国内发行。但书中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话，我一律删去。这一删，引起了轩然大波。研究者发现书中把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话都删了， 认为这样一来不是把此人美化了吗？他们由此指出，这是错误的。我们很赞成乃至欣赏学者的批评，但是，出当代的翻译书，舍此还有别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