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国家精神（6）萧公权为何批“读书不忘救国”

中国现代政治学家 萧公权

抗战，这可能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的事，也可能是最陌生的事。小时候猜过一个谜语叫日本投降——打一历史人名，有人猜屈原，后来说正解谜底是苏武。到今天不断有新的材料，对于抗战是如何胜利的，从史实方面讲还会有不断的新材料出现。我打算从抽象的角度谈，是什么支撑中国可以以胜利者的身份来纪念抗战？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我们纪念什么？

这里边可以做一个划分：第一层是法统的纪念，第二层是血统的纪念，第三层是道统的纪念，我们这一拨人纪念抗战的目的是什么？该怎么纪念抗战？我看到的是抗战中道统的继承和道统的不灭，而且道统的延续从精神层面支撑着我们的抗战，这是我今天来谈的中心意思。

士人精神在支撑抗战

既然说了有这样一个道统，那么它的传承者就是士人。在当时，中国面临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原先的士人所传承的道统、法统和血统三位一体的格局，在现代的冲击下也发生分裂，也面临着重新定位和转变融合的问题，有些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承继这一使命的新型士人，他们的学科构成或者知识结构都是西方欧美的，但生活态度和精神世界都是儒家的，而且是中国传统的道统捍卫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关注公共利益的知识分子。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一方面坚守道统，一方面赋予道统的现实意义，以文明的传承来捍卫国家的生存。换句话说就是：士人精神在支撑抗战。

崖山之战，陆秀夫负幼帝蹈海

在中国历史有过“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的说法，但进入现代的中国，还是首先以“中华民国”的身份出现在现代世界中。当然所谓的船坚炮利、仓廪充实是一方面，但是这方面的纪念，说白了跟我们没有直接联系，以实力真正赶走日本侵略者、打赢抗战的是美国，而且美国抗战后期援助中国，也是考虑到自己的战略意义和目的，要不然为什么美国的直接支持是在滇缅地区而不是豫湘桂战区？另一个方面的纪念才是跟我们有关，就是士人精神，传承道统的士人精神。所谓士人，按照吴晗的说法，是官僚、士大夫、绅士和知识分子的集合。

中国的士人精神，在秦汉以后是道统、法统和血统一体化，其政治格局被钱穆称之为“士人政府”。但是到了清末民初时期，在现代世界的压力下，出现了分裂。原来士人所负载的三个层面的结构、以及部分的结构和使命出现了分裂，道统、血统和法统都发现自己面对现代世界的有效一面。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这种战争根本没得打，是一种现代工业国的战争打一个前工业国的战争，套用施密特“游击队理论”，是现代战争中的游击战争，是一种不合法但具有正当性的战争，说不合法是没有办法，是因为实力悬殊。在此种情形下，一个新生的现代国家正在形成的共同意识，或者说是道统，分裂愈发加剧。国家构建、政权建设和社会重构，在侵略战争的压力下，其已然或部分完成的建设被打破，建构的次序被打乱。支撑八年，明知无法战胜对手也要应战，想到这点就觉得这种勇气值得敬佩。 最后是在几乎丢失所有重要国土的情况下，以牺牲换胜利，其意义不是精神胜利、玩抗日神剧、精神原子弹、裤衩里藏炸弹，没有这个意思。只是想说只要道统存在，士人精神的存续，就有能力直面侵略，或者说是我们有资格坐在这里纪念抗战胜利的原因。

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际格局，给了当时中国一个虚幻的、不坚实的国家形式和地位，以道统建国的步调，被转化为战争中获得合法意义的政权建设或争夺。这也是现在我们在抗战评判上分歧重重的原因。今天来纪念这种道统精神，我就谈一谈知识结构比较欧美化、但价值观念本位化的萧公权，他在抗战期间怎么承继这种士人精神，以什么方式承继这种道统的。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按】萧公权（1897年11月29日－1981年11月4日），江西泰和人。1920年，自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1926年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东北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抗战爆发后，迁成都，任教于四川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光华大学，抗战胜利后继续在光华大学及四川大学任教。1948年，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底赴美出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1968年循例退休。1981年11月4日，逝世于美国西雅图寓所。其代表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被当时的教育部审定为“部定大学用书”，此书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独到的研究，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既见异同，又论优劣，条分缕析，脉络清楚，既是思想史作品，又是政治分析论述，全书娓娓道来，颇见功力，已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学界的经典，是在学术领域梳理和批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系统性奠基著作。

萧公权为何批“读书不忘救国”

萧公权没有过多大部头的著作来涉及抗战和民族主义抗战，当然，如果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写作，放在钱穆写《国史大纲》的意义来讲，写历史就是救国，那另当别论。这里主要通过他抗战期间的几篇文章来体会。这些文章没有哭喊救国、打倒某某的激越口号，也没有剑拔弩张的说法要把日本人怎么样。他反而是冷静的立场、策略的立场一步一步地看着事态的发展。有的时候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前面取得欧美国家的支持，后面要求得日本的谅解。那么这里面隐含的是什么？

我的理解是他对自己国家有现代化和文明化的要求。当然萧公权说“求得日本谅解”，就是一方面要求援欧美国家，但求援欧美国家会招致日本疑忌，要利用国际规则消除其疑忌。这是虽然一个悖反的局面，也是一个必须应对的局面。

另外一个，就是萧公权用自己的理解诠释士人精神，就是 “是亦为政”的说法。这个“是亦为政”首先来自他对“士”的认识：不违圣人之教，政治之外尽有效忠国家的场地，很多领域是可以肩负“兴亡”的责任，特别是战争时期为保存中国教育的努力，正是对知识的尊重和保存道统的努力，教育传承士人精神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

萧公权认为学生不一定要冲到前线去打战，批评了那种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说法，说读书的时候想着救国也救不了国，然后书也读不了。他要的是分开前方和后方的区别。前方干什么，后方干什么，同时建立有兵的文化，有兵的文化不是抓壮丁的文化，而是自愿参军的文化。前方和后方，士大夫做教育，教育你去当兵，而不是征兵。而且他很注意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权威，他有感于有军事实力的将领不听中央招呼，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乱动。他举了一个历史的例子：岳飞对朝廷议和的愤慨不亚于今日的许多统兵将领，但岳飞一生的战绩和进退都奉朝廷之命而行。如果岳飞不听朝令，举起爱国抗金的口号，自由行动，武力敦促政府，引起内乱，这种行为跟他所痛恨的汉奸是差不多的，这是一种“爱国式的以中国攻中国”。而当时的汉奸刘豫降金是“卖国式的以中国攻中国”。但是这种“爱国式的以中国攻中国”，存在着很大的迷惑性，危害很大，把外侮的原因归给中央政府。真正的士人对政府的支持，体现在教育上，这个教育就是道统的传授和延续。  

岳飞像

在抗战结束后，萧公权认为，中国要对世界有所贡献，而且是与大国地位相称的贡献。这些贡献包括：第一，公平之精神贡献于和会，第二，王道政治贡献于和平，第三，仁治双修之学风贡献于文化。这些总结基本反映了中国现代士人的精神世界，在专业和政治结构上倾向欧美，但价值和道德还留存传统色彩：以仁爱为宗旨，以宽厚为方法，以和平为条件，以大同为归宿。同时也强调道统的和平是理想主义的，法统的和平是政客经常讲的，这种和平只是一种策略、讨价还价、权力重组。但我们现在讲的肯定是道统上的和平，虽然讲不了，没有这个实力，讲这个东西是画饼充饥，但画饼充饥总比连饼都不会画的要强。在实际准备当中，我们也要准备以实力求得和平，但是道义的旗帜要树立起来。以道统立国不一定准确，但要有以道来立国或者来评判政治的标准。（本文由弘道书院供稿并授权发布，特别致谢学术主持人任锋先生，文字整理钟富平、柳理。未经凤凰国学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