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等学者：五四运动将近百年 为何仍需不断对话？
2018年9月27日，陈平原、雷颐、欧阳哲生等学者应邀参加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同台讨论“五四”，梁治平主持。
“五四运动”明年将迎来百年纪念，一个世纪前的那群90后学生，在1919年5月的第一个周末，究竟是如何走上街头，点燃爱国之火并将其蔓延到全国的？这场爱国运动的发生与延展，又是如何影响到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文化，成为几代学人不断对话、不断研究的大事件？它的历史叙述与思想价值，在不同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还将提供哪些精神资源？
2018年9月27日上午，著名学者陈平原、雷颐、欧阳哲生做客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围绕五四运动与五四研究展开精彩的演讲与讨论，并就五四遗产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话题回答了观众提问。讲座由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法学家梁治平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吕品田、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刘梦溪、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越光等出席。刘梦溪先生在开题引言时说，明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讨论“五四”，会让他想到戊戌变法，今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和戊戌变法120周年，戊戌变法对今天的意义也是一个发掘不尽的话题，而它跟“五四”之间的连接，有很多话题值得探究。
陈平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陈平原：五四是试金石和磨刀石，我迷恋那种复杂喧嚣和生气淋漓
“5月4日那一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问题在于我们讲了一百年，具体的口号越来越熟悉，场景越来越生疏，感性的东西越来越少。”担纲主讲嘉宾的陈平原教授，回顾了自己研究“五四”的学术历程，最早进入“五四”是在1982年读研究生时，因为要写一篇《论白话文运动》。此后三十余年，他先后出版有专著《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与夏晓虹教授合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等。
在演讲中，陈平原分享了自己“触摸历史”重返五四现场的很多细节和发现。二十多年前，他就主张借助大量感性材料重返现场，将“触摸历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不仅大量搜集当年的报刊杂志、诗文、当事人回忆材料，还带领学生沿着当年游行路线作详细考察。他希望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而最近几年，他将讨论更多地聚焦于“五四”作为“思想操练”的价值，认为五四也是对当代人的一种思想操练：“五四”不仅是历史事件，也是近百年中国读书人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活跃的学术话题，甚至成为时代潮流变化的试金石。
“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陈平原认为，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关键时刻，到后来影响巨大，就好像“五四”一样。之所以“五四”是个可说的话题，吸引一代代读书人不断跟它对话，是因为在对话过程中事件本身会增值，也会变形、夸张、失实，比如当事学生、学者所叙述的“五四”，不同时代、不同政治背景下所论述的“五四”。所有的历史，大到人类文明，小到现代中国进程，都是在变革与保守、连续与断裂、退化与革新的对峙、对抗和挣扎中艰难前行。“五四”之所以值得对话，必须对话，道理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789年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一样。
“我们必须跟五四的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等不断地对话，所以我才会说我尊重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但我更迷恋复杂、喧嚣却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五四对我们来说不是榜样，而是磨刀石，是用来砥砺思想和学问的磨刀石。”陈平原说。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担任讨论嘉宾。
雷颐：阐释“五四”一定要嵌入到历史脉络中
作为本次高端讲座的讨论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坦诚，自己与陈平原一样，属于现在少数为“五四”辩护的，不同在于，他认为，现在有些学人否定“五四”，从后现代解构现代，或者从批判现代性来批判“五四”，对年轻学术很有吸引力，需要引起警惕。“我说五四很‘倒霉’，从弘扬传统的方面，他（有人）觉得你不够深厚，从后现代角度他（有人）觉得你不够新潮，这就是五四的问题。”
比较中国近代国家的观念变迁与反传统思想的源流关系，雷颐认为，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深度、广度甚至激烈程度，都并未超越戊戌、辛亥时期。五四时期所提出的问题，此前都被提出过，比如五四时期批判中国皇权专制的黑暗历史，批判中国人的奴性，此前梁启超、严复的言辞比鲁迅更激烈，严复甚至说中国人都是奴隶，而且不是雅典式的奴隶，是更严酷的斯巴达式奴隶，由此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宋教仁撰文说国人还不会在民主共和国之下生活，因此只能用人道主义来解皇权专制之毒，用科学来解迷信之毒，这与后来五四提出的“民主”和“科学”很接近。
不过“五四”能够成为一个运动，因为社会变了，时代变了，有学校，有杂志，有白话文，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五四的研究，雷颐认为，陈平原带领学生“触摸历史”很值得称赞。历史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研究，要强调嵌入式研究，嵌入到历史脉络中，不能脱离历史脉络去对文本做阐释。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欧阳哲生担任讨论嘉宾。
欧阳哲生：“五四”是现代性在中国落实生根的关键环节
同为讲座讨论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也是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资深学者，他称赞陈平原对五四的研究视野宽广，又能发挥中文系所长，从天气、穿着等细节展开历史叙事，其研究著作在海内外影响广泛，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可读性很强。
欧阳哲生认为，“五四”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它展示了现代中国思想的主题，也就是陈独秀所说的“民主”和“科学”。中国的现代化方向应该走民主、科学的道路，而五四运动，可以说是将现代性在中国落实生根最关键的一个时刻、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尽管民主和科学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但五四发生的这一年，还是民国建立的第七年，国人对民主共和政体是否适合于中国仍存在很大争论，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横空出世，提倡中国要走民主的道路，要坚持共和，这种声音对于当时中国来说，分量非常之重。同时，五四运动带来另一个重要思潮，是胡适所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认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人人各能获得其发展，它解决的是个人生存空间的问题，突破了传统社会一个最重要的瓶颈。纪念五四运动，从1920年就开始了，但“五四”的历史本事，历史叙述，与五四纪念之间，有一个矛盾。当纪念成为一种政治时，不可避免产生某些倾向，为各个党派、不同意见的人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所以人人谈“五四”，但所谈的其实很不一样，就像一千个人读《哈姆雷特》会有一千个不同的形象。他希望回到“五四”本身来谈“五四”，对其做一个学术化的处理。
欧阳哲生强调，“五四”作为一种思想，一个符号，它的象征意义在今天乃至将来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消失，其意义最重要的就是展现了现代中国思想的主题，这个主题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这篇文章还将继续做下去。
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活动现场
随后的互动环节，有观众问及如何看待纪念五四与当前弘扬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陈平原援引自己导师在八十年代后期所说的一句话来回应，“日后对传统研究做出贡献的，往往是当初反传统的人”，他说，胡适、鲁迅、闻一多早年对传统的批判都非常激烈，但他们都经历过一个反省、调整、批判的过程，“对传统的温情必须跟对传统的批判联系在一起，才可能走得更远一点。对传统的反省和批判，是我们尊重传统的一个前提，如果没有，我们不可能做出更好的成绩。”雷颐则将五四时期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与1990年代初大陆兴起的“国学热”进行对比，认为胡适在批判传统后提出“整理国故”，是为了与国际接轨，因为中国传统中有精神可以和世界接轨；而九十年代起中国开始强调传统、复兴国学，更偏重于强调中国的独特性。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法学家梁治平主持讲座。
梁治平在总结时说，不断对话“五四”，反思中国在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探索，是今天我们仍然要面对的问题。“五四”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节点，所提出的问题不光是民主和科学，还有知识的主体性，中国人的主体性，这个问题其实没有解决，需要我们不断去对话，做自己的思考，用自己的方式去回答。
据介绍，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2018年面向大众而重磅推出人文讲座，旨在从艺术与人文切入，深度关切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回归与重构。作为该高研院的高级研究员，陈方正、林祥雄、李零、章新胜、王石，陈越光、陈嘉映、陈平原、白谦慎、王学典、黄一农、梁治平、赵汀阳、郑永年、任剑涛、余世存等十六位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专家、艺术家，以及众多杰出人文学者，都将在此平台上分享他们的卓识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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