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湖之会：不信人间有古今？八百多年前的“史诗级”辩论

11月27日，“文脉颂中华·书院@家国”网络传播活动走进江西鹅湖书院。

湖山上有湖，多生荷花，故名“荷湖”。东晋时龚氏居山蓄双鹅，育子数百，羽翮成乃去，改名“鹅湖”。南宋淳祐十年（1250年），改名为“文宗书院”。元皇庆二年（1313年），增建“会元堂”。明景泰年间又重修扩建，并正式定名“鹅湖书院”。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新筑山门、牌坊、大堂、泮池、拱桥、碑亭、御书楼等建筑。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等人在鹅湖山（今江西省铅山县）聚会讲学，史称“鹅湖之会”，这样一场哲学辩论被誉为开创了中华理学论辩之先河，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堪称典范的大型的学术讨论会。应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吕祖谦的邀请，理学大师朱熹与心学之魁陆九渊、陆九龄进行了一场程朱理学与心学之间的学术辩论，邻近郡县官吏、学者百人列席观会。双方连三日激辩，到底在论证哪些问题？为何值得千年传颂？如果这一场辩论放在今天，你又会站在哪一边呢？

理学与心学的差别，可以近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关系（但不能全然等同）。客观唯心主义把客观精神看作世界的主宰和本原，认为现实的物质世界只是这些客观精神的外化和表现，朱熹所信奉的程朱理学的“理”，正是这种作为世界本体的客观精神或原则。而主观唯心主义把个人的某种主观精神如感觉、经验、心灵、意识、观念、意志等看作是世界上一切事物产生和存在的根源与基础，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则是由这些主观精神所派生的，是这些主观精神的显现，二陆心学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典型的观点之一。

在了解双方基本立场和思维倾向之后，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这一场发生在八百多年前的“史诗级辩论”。

双方在会上初见时，有备而来的陆九龄吟了一首诗表明其哲学立场：“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蓁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陆九渊又接着吟了一首诗为兄长做补充：“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

“古圣相传只此心”、“斯人千古不磨心”，二陆持“心本论”的观念，认为孩童知爱其亲、大而知敬其长；人们见到废墟坟墓而生发出哀悼之情，见到宗庙而感生钦敬之意。二陆两诗的重点皆强调人的心性古今不变，不应远离“本心”而穷究枝微末节的古书文句。

凡事较真儿的“死理性派”朱熹强显然无法接受二陆“天马行空”的心学理念。据说，朱熹当下没有回应，三年后才以一首诗表明心迹：“德业流风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携蔾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诗中除了问候的语句，还声明自己有好好消化鹅湖会上的各种意见，但仍然质疑对方“只重视不能言说的本心，甚至认为古今的人世没有差异”的看法。

由基本立场谈及读书治学，双方“相与讲其所闻之学”，朱熹侧重“道问学”，他认为治学的方法，最好是“居敬”和“穷理”，二者相互把持运用。他强调“格物致知”，认为应该穷尽事物之理，推致其知以至其极。相应地，陆九渊、陆九龄声明应该“尊德性”，力主发人之本心。陆九渊从“心即理”出发，提出“尧舜之前有何书可读”，认为顿悟即明心见性，所谓“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但朱熹不满意这个说法（朱熹不慊）。

由治学自然联系到为师如何执教，朱熹所坚持的逻辑是：教人始于格物致知，知至、意诚，然后心得其正，推之以至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此为正当学问。二陆的教人方法则坚持“大简”，并且认为朱熹的读书明理方式是“支离事业”（朱之教人为支离），其诗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会后，张栻写信给朱熹问到：“陆子寿兄弟如何，肯相听否？”（出自《答朱元晦》，《张栻全集》卷二十二），朱熹回书说：“子寿兄弟气象甚好，其病却是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却于践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谨质，表里不二，实有过人者。惜乎其自信太过，规模窄狭，不复取人之善，将流于异学而不自知耳。”（出自《答张敬夫》，《朱熹文集》卷三十一）

如今的辩论赛总会分一个胜负，其中主要有对辩手能力和辩论技巧的评定，但人们对真理的思考没有一个永恒正确的答案。“死理性派”朱熹和“随心而发”的二陆，作为辩手的现场发挥我们已不得而知，最终，两方未说服对方，各持己见而去，史载也未明定胜败结果。

其实，朱熹和陆九渊在会后仍维持着君子之交，朱熹还邀请后者至白鹿洞书院讲学，不过数年后双方又展开了“皇极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