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起源众说纷纭 真相竟然是这样？

麻将，是当今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博戏。但是长期以来关于麻将的起源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其中不少传说虽然精彩,却无依据,因此有必要对麻将的起源作一科学考证。

首先需要说明，本文论述的麻将起源，没有将马吊等早期博戏也算在其中。马吊等叶子戏作为早先的博戏，自然会对麻将产生影响，但不能将马吊等叶子戏的诞生作为麻将的诞生。实际上，麻将诞生时，是一种融合了诸多玩法的新型博戏。麻将与马吊存在显著的区别。徐珂《清稗类钞》中就将两者分为不同的种类来进行阐释，如马吊是纸牌，基本牌是“索子”、“万贯”、“十万贯”、“文钱”，“文钱”中最尊者为“空汤”，牌面绘以《水浒传》中人物，打法更无麻将中的“碰和”、“听牌”。相似之处在于同样是四人为戏。民国时期杜亚泉《博史》详细梳理了马吊、默和牌、碰和牌、麻将的历史，从中可以看出麻将是对马吊等传统博戏的继承和发展。

天一阁藏叶子戏

将麻将的起源追溯至马吊的说法，起源于民国年间。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出版的《杶庐所闻录》中，专有一章论及麻雀牌，认为麻雀是马将的转音，而马将实际是马吊。此章论及马吊牌为多，而其在文中也提及麻将和马吊的传承实际上也只剩下索万筒而已。同样的，在1946年出版的杨荫深《中国游艺研究》也认为麻雀称为马将，原因是从马吊牌转变过来的。更早的1925年《红玫瑰》杂志中有名为“风厂”之人撰有《麻雀牌考》一文，给出了更详细的解释，即“马吊”转为“麻鸟”，“麻鸟”转为“麻雀”，再由麻雀转为“麻将”。此说看似合理，但是却忽视了马吊牌在江南已经流行数百年，普及度极高，文献中关于马吊的记载也不胜枚举，为何要用如此复杂的转音来再命名一次呢？所以，要考证麻将的起源，除了要明确麻将的定义外，还应明确麻将的称呼。现在认为麻将是麻雀的吴语转音，其正确名称应是麻雀。今天日本、广东等地也依然称之为麻雀。除了麻雀外，亦有文献将麻将记为马将，同样是方言的转音。《清稗类钞》称之为“叉麻雀”，在十九世纪的记载中为“撮麻雀”，如此一来，可知麻将实际上是“叉麻雀”的简称，而非马吊的转音。清末民初的文献更接近麻将的起源年代，其真实性与可靠性高于后出的文献。

麻将起源的时间

在明确麻将的定义和称呼后，再来追溯麻将的起源时间。正如上文所述，早期文献中将麻将称为麻雀。那么，文献中最早何时出现了名为麻雀的博戏呢？通过检索文献，可以肯定的是，麻将至迟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出现。

在清道光五年刊印的李调元道《童山集》卷三十八《弄谱百咏》中就有麻雀这一游戏：“分明射覆理难谙，只判阴阳北与南，谁是旋乾转坤手，此中奇耦定能参。麻雀实即捻钱也。”但这首诗中的麻雀戏却与现在麻将的玩法很难有联系。若无玩法则难以判断十九世纪的麻雀与今日流行麻雀之间的传承关系。而在清代张德彝所著《航海述奇·五述奇》中，则明确记载了他所遇见的麻将打法。张德彝（1847—1918），毕业于北京同文馆，是中国早期的翻译人才，十九岁时就随使团出行欧洲，写下《航海述奇》记录西欧风土人情，前后八次出使欧洲，均写成文字传世。1887年，张德彝作为候选同知随团出使欧洲。于1889年在航行途中记录了同行者打麻将的详情：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丙午早，大晴极暖，换着，未刻，微阴，同人中间有晚间打牌为戏以免寂坐无聊，其牌名麻雀，又名马将，与寻常通行之牙牌不同，却与北方之蒲樗相似。亦有由一至九之索、饼、万，虽无白枝红人与老千，而有申发或龙凤与白版，更有东南西北之名，各皆四扇，此常例也。如欲加花则又有东、南、西、北王，总王，索化，万化，同化，春、夏、秋、冬，兰、荷、菊、梅，福、禄、寿、喜，渔、樵、耕、读，公、侯、将、相，琴、棋、书、画等名目，又各皆一扇，以上牌名如此。

在张德彝的记载中，明确提出麻雀即“马将”，音同“麻将”，也证明了麻将即麻雀的转音。更重要的是其记载了麻将牌的基本情况。如索、饼、万，发、白，东、南、西、北，这些“常例牌”与现代麻将的基本牌几乎是完全一致了。而花牌又有“有东、南、西、北王，总王，索化，万化，同化，春、夏、秋、冬，兰、荷、菊、梅，福、禄、寿、喜，渔、樵、耕、读，公、侯、将、相，琴、棋、书、画”等。其中春夏秋冬等花牌在今天的麻将中也很常见。因此可见，张德彝于1888年所见的麻雀牌已经基本定型。

但是整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麻将的记载是非常稀少的。麻将大量见之于文献还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尤其是在各类小说中，如《海上花列传》第十三回“却见靠窗那红木方桌已移在中央，四枝膻烛点得雪亮，桌上一副乌木嵌牙麻雀牌和四分筹码皆端正齐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八十三回“原来他是一个江南不第秀才，捐了个二百五的同知，在外面瞎混，头一件精明的是打得一手好麻雀牌”；《孽海花》“偷天换日的新政委员，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雾说乱话的新闻社员，都好像没事的一般，依然叉麻雀、打野鸡，安垲第喝茶，天乐窝听唱，马龙车水、酒地花天”；《官场现形记》“江南此时麻雀牌盛行。各位大人闲空无事总借此为消遣之计，有了六个人不论谁来凑上两个便成两局”书中将搓麻将称为“叉麻雀”，都出现了搓麻将的情节。这些小说的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曾经在上海工作、生活。可见在当时的上海，搓麻将确实已经风行。由此可以推断，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麻将已经流行于以上海为代表的江南地区。而麻将传入北京后，深受京城皇亲官僚的喜爱，在徐珂《清稗类钞》中就记载有“孝钦后好雀戏”一则逸事，孝钦后即慈禧太后，徐珂言慈禧所用的麻雀牌以象牙制成，长二寸，阔一寸，雕刻精细，有如鬼斧神工。根据《清稗类钞》，在宣统年间，麻将已经传至沈阳。麻将在诞生后二十多年时间里即传遍全国，可见其魅力之大。而考虑到麻将从诞生到普及需要一定时间，麻将诞生的时间应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

在明确了麻将的起源时间后，很多关于麻将起源的错误传说即可不攻自破。例如现在较流行的“郑和航海说”，言郑和在下西洋时为了排解航行时的烦闷而发明的麻将，甚至说是麻将得名是因为“麻大将军”。实际上这属于典型的望文生义，若是麻将诞生于此，为何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所著《瀛涯揽胜》、费信所著《星槎胜览》、巩珍所著《西洋番国志》这三本一手史料里毫无麻将的记载？且明代各类文献中均未出现麻将这一博戏。可见郑和发明麻将之说纯属无稽之谈，不应再以讹传讹。

除了上述说法外，民国时期甚至还诞生过“诺亚创造说”和“孔子创造说”等说法，但是过于荒诞，不再赘述。

清末民初骨制竹背雀牌

麻将起源的地点

关于麻将的起源地，是麻将起源问题中最为复杂的。一直以来可谓是众说纷纭，其中最著名的有太仓说，宁波说，闽粤说。

太仓说是近年来极为流行的一种说法。太仓说认为麻将起源于太仓护粮牌，太仓粮仓中多有麻雀啄食粮食，为了捕捉麻雀而发明了这种博戏，还对每一种牌进行了阐释，如索是串麻雀的绳索，筒是火药枪，万是赏钱，东南西北风是打鸟时的风向，中是射中，白是未射中，碰和中碰是发枪时的“砰”，和是“鶻”。这一说法看似合理，但是一来没有文献记载，二来术语错误极多，实际并不可信。首先，清末文献并无麻将起源于太仓的说法，仅提及太仓粮仓多麻雀一事，如清代李苞《敏斋诗草》中提及太仓粮仓常有麻雀啄食，童子打麻雀之事。即使到了民国时期，文人开始对麻将进行研究，探讨其发源时，亦无记载言麻将起源于太仓。其次，麻将牌的花色，不是凭空诞生的，而是对传统博戏的继承，索、筒、万均在其他博戏中可以找到，碰和牌更是在明代就已经出现，不可能是鸟枪的声音，因此太仓说尽管流行，却不可靠。

在清末民初士人的眼中，麻将起源于浙江宁波。在清末樊增祥《樊山续集》卷二十六《十忆集》有载：“撮麻雀之戏，二十年前起于宁波，今遍天下矣。”撮麻雀，正是当时流行的对打麻将的称呼。樊增祥《樊山续集》刊刻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十年前或是约数，以二十年算起，正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若该条写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则麻将或起源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樊增祥（1846—1931）是清代官员、文学家，湖北恩施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在《樊山续集》出版之前，历任渭南知县、陕西布政使，可见麻将起源于宁波的说法，当时已经流传很广。而且樊增祥并非宁波本地人士，其说具有相当的客观性。民国初年的文献更是认为麻将发源于宁波。如对麻将等博戏做过系统记载的徐珂《清稗类钞》，认为麻将“始于浙之宁波，其后不胫而走，遂遍南北”，著有麻将专著的叶一帆在其1914年所著《绘图麻雀图谱》中也认为麻将起源于宁波。民国时期各路报纸上也不乏提及麻将起源于宁波的文章，如王吉民在《小说丛报》上刊文《叉麻雀文》，提及“麻雀之制，肇始于宁波”。

徐珂在记述麻将起源于宁波的同时，又言是由太平军传入宁波，随后普及。徐珂言太平军起事后，军中用麻将来赌酒，增入了筒化、索化、万化、天化、王化、东南西北化，这些都是太平天国诸王的封号，后来流入宁波。这一说法也具备合理性，在前文述及的《航海述奇》中，麻将牌的花色也确实包括有东、南、西、北王和总王，与太平天国东南西北四王和天王暗合。所以麻将在定型时吸收了太平天国的玩法、花色，是极有可能的。不仅国内的文献，国外文献也认为麻将起源于宁波。在1923年出版的美国人J.P.Babcock所著《Mah-Jongg》（麻将）中，作者在论及麻将的历史时，认为无论如何，麻将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宁波发展起来的。

除了宁波还有闽粤说。此说见于杜亚泉《博史》。杜亚泉在其所著《博史》中言，“相传谓马将牌先流行于闽粤濒海各地及海舶间，清光绪初年，由宁波江厦演及津沪商埠。”就此段内容来看，似乎麻将先是发源于闽粤，再传播到宁波。但是其后又说，“五口通商以后，海舶多聚于宁波江厦，各省贾客，流寓宁波，繁盛过于上海，演习马将者遂日众。此时已改制骨牌……逐渐流行，由津沪波及全国。盖已五十余年于兹矣。”可见麻将是诞生于道光以后，在宁波方改制骨牌。闽粤说有一定合理性，正如上文所说，麻将牌受到太平军影响，而闽粤正是太平军早期活动之地，博戏受其影响也未可知。但《博史》也承认宁波在麻将传播中的起源地位，即麻将走向全国，是由宁波开始的。《博史》出版于1933年，年代上靠后，可靠性又不如清末民初文献。闽粤博戏对麻将的影响，应和马吊牌一样，是其源流之一，但麻将产生于闽粤说，却无一手资料的支撑。

综上所述，麻将定型之地和传向全国之源头，应是浙江宁波。

天一阁藏日文麻将解说牌

麻将的发明者

关于麻将的发明者，在清末并无记载。如前文所言，麻将实际是一种结合了古代博戏诸多玩法并有所创新的新型博戏，其诞生绝非一朝一夕之事。麻将最终的诞生，也并非是一人之力。在民国时期的报刊中，多有对麻将发明者的探讨，如《麻将推原考》认为麻将是由两个宁波兄弟改良的，《麻雀牌的发明者》认为是由宁波船户发明的，尽管这些结论非常模糊，但综合看来麻将是由宁波渔民这一群体发明的。而在众多传说中，却有一种说法将麻将发明者的殊荣授予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宁波士绅陈鱼门。在1925年的《红玫瑰》杂志上，作家陈霭麓刊登了一篇名为《麻雀牌考补》的文章，明确提出了麻将是由宁波陈鱼门发明的观点：

咸道中，蛟川陈鱼门为鱼行先生，尝附一舟出视渔区。鱼门固好博如命，精于马将（即马吊）。在舟中日以纸牌消遣，然恒旧制之麻烦，于是因其例改诸将为“筒”“索”“万”三色，色九号，号四张，凡百零八张，……复增“东”“南”“西”“北”“中”“发”“白”七色，色四张，共凡廿八张，合计之得百三十六张，后复益以“春”“夏”“秋”“冬”四季花各一张，共凡四张……后鱼门亦舟中每多海风，纸牌质轻，易于飞颺，不能在露天斗之，于是改为竹制。鱼门去今不远，吾甬人之熟于掌故者类能道其轶事，私家笔记或亦及之。

陈鱼门，即陈政钥，因为其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帮助清军收复浙江，在多处史料中都有对其事迹的记载，如《两折輶轩续录》、《平浙纪略》、《左文襄公奏疏》、《东华续录（同治朝）》，陈鱼门亦与宁波学者交流密切。陈鱼门一生最大的政绩在于协助清军对抗太平军，同时又是一方乡贤。而在麻将起源的背景上也颇多吻合。第一，陈鱼门是宁波人，地点上是符合的，其生于1817年，卒于1878年，其生活年代具首次见诸文献的麻将年代（1888）不远，考虑到麻将的传播延迟，时间上是符合的。第二，如前文所述，麻将的诞生与太平军颇有渊源，而陈鱼门与太平军中的降将也颇有联系，在克复宁波时，陈鱼门就曾与太平军的叛徒范维邦有联系。第三，陈鱼门在躲避太平军期间寓居江北，与外国人联系密切，如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尽管十八世纪的史料没有直接记载陈鱼门发明麻将之事，但其所载内容与民间所言陈鱼门发明、改良麻将的背景和时间皆吻合。

天一阁中的陈政钥塑像

在思想相对保守的清末，发明麻将这一博戏对于一个有功绩的士绅来说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因而在当时的文献中并未记载陈鱼门发明传播麻将一事，从当时人的角度来说可能性极高。《麻雀牌考补》作于五十年后，诚如其文所言，“鱼门去今不远，吾甬人之熟于掌故者类能道其轶事”，因此，其可靠性较高，而且，《麻雀牌考补》的内容也较为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麻将牌使用竹制，而非纸质，而且这一说法也是目前唯一明确指出是陈鱼门将纸牌改为竹牌的，而竹牌则是麻将的一大特点。历史研究讲究“孤证不立”，《红玫瑰》杂志也并非学术杂志，但在更多原始文献被发现之前，“陈鱼门发明麻将说”应是目前可能性最高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