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寻找信仰”到“认识自我”：韦政通为何离开牟宗三转向殷海光
*本文系深圳大学王立新教授《在传统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由韦政通与牟宗三和殷海光的关系说起》一文第一部分，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摘要：一生受过传统主义、自由主义重要影响的当代思想家韦政通先生，于2018年8月5日过世。有关他到底归属于那个思想阵营的问题，一直以来存在着诸多不同的争议，本文作者以其亲身交往二十五年的真切感受，认为传统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家，都不足以框限韦政通的思想，虽然传统主义激发他确立人文理想，自由主义启迪他追寻独立的自我，但韦政通出入各家思想，广泛吸纳中西思想资源，最终通过坚忍不懈的努力，将自己造就成了一位具有独立品格的，“做我自己式”的创造性思想家。
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史上，韦政通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人生道路或成长过程特殊，为学方式或思想特征特殊，与传统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系也非常特殊。这种与传统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特殊关系，既是中国当代思想史的有趣话题，也是了解韦政通思想和切入当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门径之一。选择这样的课题进行研究的用意就是出于上述的考虑。
韦政通先生1969年在辅仁大学讲演照
一、特殊的机缘，艰难的抉择
对于韦政通来说，与新儒家和自由主义的特殊关系，同时也是他个人成长的机缘。“我与台湾的新儒家和自由主义者，都有较深的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因缘，也是难得的际遇。”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由一连串相互联接的机缘组成的，不论是平凡人的遭遇，还是杰出人物的赖以成就自己的时势，也无论是幸福或灾难。古今中外，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佛教的“随缘”看似消极，实则人于机缘无可奈何。但有趣的是，机缘对于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对于普通人，机缘永远都是普通的，对于不同寻常的人，机缘却又往往是不同寻常的。韦政通说他“很幸运，该认识的都认识了”，其实就是指自己走上学术思想道路的外缘比一般人更优异。但同时也使他必须面对一般学人所不曾面对的取舍难题。
韦政通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机缘对于韦政通总是和理想缠绕在一起，并且不断推动他走向理想。这些机缘既构成了他人生理想成就的直接境遇，同时也经常使他陷入困顿从而接受考验，成为他人生中的有意义但不顺畅的遭逢。这些都是对理想主义者的理想和意志甚至生命能力的考验。对于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来说，经过考验，这些遭逢反而都成了重要的人生体验并作为成功的财富，养育着和不断地养育了理想主义者的理想，使他愈加奋进，愈加珍惜生命和构成生命的时间。经过考验的理想主义者的理想和信念会更加坚定，工作会更加塌实，看待问题的态度也会愈加客观。韦政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人生遭逢正是对他的理想的考验过程，也是他的理想成就的特定方式。
一九五八年牟宗三先生（前排右四）五十大寿时，于东海大学寓所前与弟子合影。前排右二为韦政通。
（一）韦政通与牟宗三
五十年代中期，韦政通经由劳思光的介绍认识牟宗三，参与牟宗三在台大和东海大学的人文友会。这是他从困顿走向理想的关键环节。
认识牟宗三，是韦政通人生过程中最重大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机缘。这一次的机缘，按照韦政通自己的说法，是他人生中的“信仰之旅”的开始。牟宗三以其训练有素的真正哲学家的严整姿态并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往情深的热忱和几乎近于固执的坚守，使韦政通很快成了他的信徒——真正的崇拜者，韦政通被笼罩住了。一时间韦政通忘记了自己的存在。
因受牟宗三的影响，韦政通确立了坚定的儒家信仰，韦政通自己的证词是：“五十年代，使我成为一个儒家信徒的，主要应归功于牟宗三先生的启导。”但是“牟宗三先生的启导”之所以能够发生作用，主要还在于韦政通的生命里原本就有浓烈的儒家“色素”，同时，韦政通当时处于精神生命分裂（此指因寻找不到明确的人生目标而导致的信念与理想等的综合的心理焦灼状态）的困顿时期，“迫切需要的是一个信仰，一个使分裂的生命归于统一的信仰”，韦政通正是基于这种信仰加入了牟宗三先生主讲的“人文友会”，聆听牟宗三讲学，接受牟宗三的熏陶，成为牟宗三的弟子并确立了儒家的信仰。
但是，与牟宗三先生一样，韦政通也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同时，而本身的性格中又有着与生俱来的叛逆性格，一但当他发现自己被笼罩住从而失去了自我，他要反身了——去重新找回真正属于他的自我。
60年代初，韦政通因个人的生活问题，使自己的人生再度陷入旋涡之中，这一事件的影响之大，是他和牟宗三先生以及同门师友们所当初都不未曾想到的——这次事件导致了韦政通与牟宗三先生在不寻常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师生关系宣告中断！韦政通1963年3月24日的日记上写着如下一段话：“今天真正想到我要与‘道德理想主义’者分道扬镳了。过去几年中，曾与朋辈多次谈起这个问题，彼此都只当戏言，想不到今天真的走上这条路。”
由这段日记可以看出，韦政通的潜在的自我一直没有泯灭，尽管当初所说的是戏言。但这种“戏言”表明具有明显叛逆性格倾向的韦政通，在潜意识里始终想着要走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从而成就真正的自我。这种愿望或“本我”的冲动，注定使韦政通不可能永远无理性原则地始终跟随一个人，不管他是谁。不过理想主义在信奉者的心理上是十分强大的，任何一个真正的信奉者，都不是可以轻易转身的。无论她的感召力，吸附力还是震慑力都会使一个企图转身的曾经信徒感到难舍和颤栗。何况牟宗三先生当时正如日方升，在台的追随者日渐重多。对于韦政通来讲，离开牟宗三之后向何处去？自己还能不能有所发展？如何才能有所发展，都是极其重大的心理障碍。这样做会使天下学人朋友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存可能都会重新成为重大的问题。做出这样的抉择，对于当时还没有真正成长起来的韦政通来说确实太艰难了。在那种境遇下，即便与牟宗三“闹翻”，也会想办法和解，恐怕真正的分道扬镳未必能够成为现实。但是机缘再一次出现在韦政通面前，牟宗三调到香港工作——牟宗三一离开，韦政通在思想上顿时感到“大解放”。
韦政通的所谓“与道德理想主义分道扬镳”，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与牟宗三断绝交往，或者同时也包括徐复观等，因为本来在1962年开始于台湾的“中西文化论战”，新传统主义者们对李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是深恶痛绝的，徐复观当时授意韦政通撰文反击李敖，并准备以《民主评论》和《人生》为阵地回击并摧毁反传统派的堡垒《文星》。但是韦政通在认真读过《文星》的一些文章以后，反倒受了李敖的刺激和影响，站到反传统的阵营中，并成了《文星》的作者。要之，徐复观先生是韦政通最好的前辈朋友，对韦政通有过知遇和提携之恩，韦政通的生存资源——中学教师的身份都是徐复观帮助获得的，而且韦政通在孤立无助的时候，曾在徐复观家里过了一个农历年。要之，韦政通是儒家的信徒，但不是使徒。这是由他性格中固有的叛逆倾向所决定的。
其实韦政通的“与道德理想主义分道扬镳”，主要还是指思想的态度和心理上对于权威主义学术的挣脱。所分的是道，不是情与交往。这一点可以从后来韦政通的相关回忆中得到充分的证实。韦政通永远忘不了牟宗三和徐复观等的恩情。韦政通对牟宗三的怀恋完全可以从“师恩如山”等的话语中体会出来。但是韦政通与牟宗三之间的结局是因为分道而断了交往，尽管双方还在各自的心里互相关注和关怀着。韦政通何以有如此的思想变化直至导致与道德理想主义者最后分手？1964年9月4日，韦政通在给自己的学生黄天成的信中有如下一段话，可为此一思想的转变提供一个证明：“我思想的转变，开始在三年以前，以往，一直是着重向传统儒家的优点方面想。三年前的夏天，我始真感到以生命为思想主要领域的儒家，对生命本身的透视，竟是十分肤浅的。同时对基督教的原罪，和佛教的无明，始稍有深入的认识，而儒家对人性负面的解悟，只止于气质之性是不足的。我就从这一问题开始思考，问题越缠越深越广，渐渐对儒家的其他缺陷，亦有深切的体认。这一发展，使我对儒家从无条件的接受态度，转向批判的态度，……”。应该说这是韦政通认识自我的真正开始，而这个时刻的到来，是伴随着对以前的我不是真自我的醒悟，同时和着与“如山师恩”的道德理想主义者牟宗三的分道扬镳的心里苦痛到来的。
韦政通开始为自己初步定位，从其写给黄天成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在此时为自己确定的位置是准备对过去“盲目信奉”的传统儒家进行全面的批判。
本文作者认定韦政通此时已经认识了真正的自我，与韦政通先生自己的说法似乎并不完全相合。因为韦政通于1977年11月13日在接受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王讚源的采访时曾经说到一生中对他影响最深的两个人——牟宗三和殷海光。他说“在牟先生那里，我只认识他，不认识自己；在殷先生那里，使我认识了自己。”仿佛韦政通之能认识自己是由于殷海光先生的诱导。殷海光对韦政通的诱导自然是很重要的，但韦政通与殷海光相识，实是1965年的事情。此前韦政通已经与道德理想主义分手，并且开始走向了对传统儒家的批判途程，用韦政通自己的话说就是“思想的探险”。结识殷海光，对于韦政通更大的意义似在于对自己所认识的自我的强化和确认。这是用外在的眼光来证实自己的做法，这种做法表明选取这种做法的人，在当时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或力量来为自己的选择进行辩护，他需要外界的帮助。殷海光的主要作用应当在于：当韦政通缺乏足够的自信和在非常孤立的氛围中缺乏必要的同情和高层次的肯定时，满足了他的心理需求。就像朱子当年在李延平过世以后，因为一时间摸不清李延平学问的真趣，在“如穷人之无归”的情况下发现了胡五峰一样，其实朱子对胡五峰并无实质性的收获，只是因为五峰当年的身份和地位之显赫而自己的主张又能与他相同，于是欣喜若狂，愈加自信。不过所不同的是，韦政通虽然没从殷海光那里学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但却欣赏殷海光的“自我精神”之可贵并且对他的“相对客观”的态度和对自己的肯定感到满足和感激。
有关牟宗三与殷海光对韦政通的影响情况，我们可以从韦政通自己的表述得到说明：“牟先生在我的生命中，影响是最直接的，他使我从一个混沌的生命当中，开拓出一个理想的生命。……”
“（牟的影响）那个阶段在我个人还是思想的儿童期；不过如果没有那个阶段，就没有后来的发展。这个阶段是最珍贵的。”“（殷的影响）认识了自己之后，才有真正的信心，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韦政通的理想主义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与牟宗三并不相左，双方的情怀里，都有强烈的传统热情和对现世的责任。只不过牟宗三在相当的程度上采取了独断的态度，而韦政通则坚定不移地走向了批判的立场。韦政通在《人生》杂志上发表的长篇小说《长夜之光》是专门弘扬儒家思想的，此时韦政通还没有结识牟宗三。而相当长时间以后，韦政通虽然认为自己的那部作品由于理念的东西稍多，并不是意想和形象化的特别好的文学作品，同时议论过多，而又以宣传某种固定的伦理或政治文化观念为主调。这是今天的韦氏最反对的文艺观。但曾经却不无骄傲的自誉为“可能是中国有新文艺以来，唯一的一部宣扬儒家的小说”。韦政通曾告诫本文作者说“传统的东西，现在必须抓紧抢救，（否则就会因不断破坏和现代化进程的扫荡而损失殆尽）能抢救一些是一些。”这不仅是韦政通对于传统的热情，也是他内心深处的历史责任感的流露。不过牟氏由于过分的自信和独断而使自己在拯救现世的道路上入了歧途，并且不愿认账又不许揭短，有些以教主自居的味道了。韦政通可能在60年代初即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受不了牟氏的独断和执拗而反身，而走向了对传统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毁掉传统，这与陈序经和早年的胡适、吴虞、鲁迅等是有原则性区别的，韦政通反传统的热情，来源于对传统的真挚之爱！其所谓的反传统，毋宁说是救传统，或许会更恰当些。
由此可见，韦政通的理想主义是通过牟宗三的影响而确定并不断被强化的，而韦政通的自信，则更多的得利于与殷海光的交往和殷氏适时的嘉许与肯定。
这里所说的受牟宗三的影响而确定，是指韦政通性格中原有的理想主义倾向的明确化，明确化是理想指向的确定不移，思想感情的专注和精神注意力的凝聚。任何一个理想主义者都曾为寻找自己，而或轻或重地在对象中迷失过，有的是历史的对象，有的是现实的对象。没有这种迷失，恐怕也就很难有后来的觉悟和清醒。韦政通迷失在现实的对象——被牟宗三的传统的激情和情势的强大所笼罩。但在这种迷失中，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理想倾向的不断专一和理想情绪的不断膨胀。而这两点，则成为走出迷失，认识自我的心理基础和愿望前提。如果不是朝向宗教信徒的方向努力，这个结果就是早晚会出现的。尤其对于生命力原本强大的人来说，尤可能是这个样子。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必然不会在混沌中长久的停留，也不会永久地在迷朦中陷溺下去，他终将清醒过来，并且由此走向自我。因为拥有理性，并使用理性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的归宿，尤其是以思想创造和现实关怀为主要趣向的理想主义者。他不同于宗教信徒的地方，就在于他是清醒的或必将是清醒的。由此看来，韦政通与牟宗三分手，虽然在当时是以韦政通个人生活的变动的具体事件为导因，但即便没有这样的导因，分手也是迟早的事情。这一结局，除了韦政通性格中的叛逆因素的作用之外，与牟宗三的性格也有重大的关系。如果牟宗三性格中少一些独断，使韦政通在成长的过程中少一些威压感，那么也许至少不会致使现实交往关系的中断。
韦政通的学术研究是从儒家开始，后来主要的批判对象也是儒家：《儒家与现代中国》、《传统的透视》、《儒家与现代化》等主要都是针对儒家的。而当韦政通反转过来，采取用传统批判现代化和用现代化批判传统的双向方式实施自己的思想批判时，主要内容也还是儒家的。这一点一方面表明了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同时也流露出当年受牟宗三影响的痕迹。韦政通在《思想的探险》之《儒家批判》的引言中说：“所谓‘走出传统’，其真实的意义是，与传统主义告别，放弃了对儒家的信仰。不过经过一番转折，我继续耕耘的田地，还是原来的，只是将信仰换成为批判，希望能播下一点新的种子。”而且韦政通在实施对儒家的批判过程中，并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全盘西化。尽管他与殷海光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又受到过李敖等的刺激。
上述这些影响的力量都是不小的，而韦政通却没有倒向西化一方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按照韦政通自己的说法：“由于一开始我便有此（为什么我们的思想，总是在拥护传统与反传统的一条狭巷子里混战？）觉悟，所以在告别传统主义后，反传统的激情是有过，但从未走向另一极端，成为一个西化主义者。”
应该说，韦政通之所以没有成为反传统（注意：韦政通说他自己是反传统主义者，不是反传统者！）的西化主义者，虽然在一开始就有那样的自觉，但这份自觉与他和牟宗三、徐复观并殷海光、劳思光等的关系密切相连，在他们那里，韦政通都得到过相当的肯定和鼓励，从他们身上，韦政通也看到了各自的缺陷！这是韦政通有如彼自觉的重要前提。
（二）韦政通与殷海光
韦政通于1965年结识殷海光。那时正是他与道德理想主义分道扬镳之后，缺乏理解与同情的孤独无助的时期。
至于殷海光的影响，韦政通已经说过，在思想上并不大。因为韦政通与殷海光在原则上走的不是一条路子。不过韦政通却通过殷海光增强了自信，认定自己的工作有意义，自己走的路子没有错！
韦政通在刚刚准备从事学术研究时，劳思光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劳思光虽然年长不了韦政通几岁，但在韦政通还没有入门时，劳思光已经是著名的学者了。劳思光文章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中西文化思想、政治民主、逻辑实证论以及中西近代思潮等，使得韦政通感到十分新奇并诱发他的学术兴趣。因为当时的韦政通非常敬佩劳思光，甚至连劳思光不修边幅的爽朗外表都令韦政通“心仪”。在韦政通与劳思光交往的时期，劳思光正在从事有关儒家缺陷方面的研究，这一点必然对韦政通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是使他后来注重对儒家的缺陷方面的研究的早期参照。而殷海光则是一个很有自知的学者，他虽在政治上坚决反共、在文化的心态上坚定的反传统，但在学理的意义上，他承认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建树。这种自知对韦政通肯定有重要的影响，韦政通说在殷海光那里认识了他自己，除了包括自信以外，或许还应当包括这种自知。以本文作者与韦政通的交往，深感韦政通先生的自信程度，足以使身边的人随之产生自信，本文作者的真正学术研究的自信，在最初的时候，相当程度地得力于政通先生的勉励，而本文作者的学术自知，也同样相当程度地得力于政通先生的批评，并从政通先生身上看到也听到了！
而韦政通从殷海光那里得到的是自信，自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对自己的人生是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没有这份自信，就缺少走下去的必要勇气和热情。
而有关于新儒家与自由主义者在未来中国思想史地位的确定问题，也能为韦政通在两者之间所受的影响和潜在取舍提供一个说明——韦政通说：“他们（指西化派或自由主义和新儒家或新传统主义）在历史上的地位，可以这样来看：假如我们现在或者将来，写这六十年来中国哲学史的话，西化派没有一个人在哲学史上能留下重要的一章，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在一般的思想史中可有重要的地位。可是新传统主义者，如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甚至徐复观都可以占一章的地位。他们在当代的哲学史里面有很明显的贡献。”
同时，有关殷海光的影响，还可以从韦政通对殷海光的评价中约略的看到。在《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一文中，韦政通以客观而理性的态度分析了殷海光的性格、思想、贡献和局限等。
韦政通评价殷海光，认为他的“人格”，可以用一个“真”字来概括，而这个“真”字，在韦政通看来可以用以下三点来表达：一是对人的真挚；二是对知识的真诚；三是对理想的坚贞不移。第一点使得有真性情的青年都乐于和他接近，“这是他所以能接引青年、感召青年最直接的一点本钱。”第二点使得他对于知识永远有新奇感，永远不满足，永远不停止。进而也就对自己写过的东西都有“算不了什么”的自我认识。第三点使得他在学术上虽然“无一传世之作”，但却使他在自由主义的阵营里，树立了一个风范“将永远使后世的青年闻风而兴起”，就此而论，“海光先生之名，必可垂诸久远。”其实这里也透漏了一个信息，因为只有真正的“真”者，才能真正的认识自我。韦政通说他在殷海光那里认识了自己，大约主要就是受此一“真”字的启发。真诚，真诚，所谓真诚，在对己对人对事物的态度上，表现为信实这一点上，是一贯坦诚的。他不必设定一种模式或制定一种框架，然后把自己填充进去，使自己适应于这种框架或受这种模式所左右，同时也不要客观的东西一定来迎合自己，而是对自己和客观的东西采取完全信实的态度，是即是，不是即不是。这一点在新儒家那里确实难于得到。不仅新儒家，传统儒家一样有这样的弊端：他们将自己设定在一种模式之内为这种设定的理念而生存，并在这种生存的形式和过程中消化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品格，使自己成为道德理念的符号，他们十分令人感动，但其实际的生命却极少感性的成分，就像佛洛伊德夹在书页里的花瓣一样，最后使自己的人生成为标本——类的标本，而不是个体的标本。同时新儒家有无限的能量，腾云驾雾，德义普泽。他们为复兴儒学的崇高事业而献身，把自己融化在崇高里，延续并助长了崇高，但却丧失了自己，而将自我转化成了道德理想主义的符号化身。
“真”即“诚”，“诚”即“善”，“善”即“美”。这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洋文化的机窍之一，也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真善美的连体不分，正是“天人本不二，不必言合”的根据和实情。返归“天人合一”的必要，并不在于他的意义有多么宏大，尽管可以有很多这样那样的说法，其实只是眷恋原始生存的合和之美。因此，“天人合一”与其说是修养境界，毋宁说是一种依恋和回归的情感。
宋明理学家们解“诚”为“毋自欺”，虽然主要指道德的意义，但正视自己，认识并诚实的对待自己自是其中原有的含义。而韦政通从殷海光那里所得的此一“真”字，确实不同凡响，这与韦政通性格中原本就有的真诚相印证，使韦政通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和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更加充满自信。他与殷海光一样，对自己所从事的“传统批判的事业”同样坚定不移，所不同的是殷海光真正厌恶传统，尤其“玄学”，其目的在于废弃传统而全面西化。但韦政通却是希望通过批判来完成拯救的任务。韦政通从来没有主张过全盘西化。不过通过韦政通的影响，殷海光后来似乎已相当程度的改变了自己对于传统的态度，只可惜已经太迟，因为不久之后，殷海光便被癌症夺取了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