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为什么在这个时代要研究礼制:评顾涛《汉唐礼制因革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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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力|为什么在这个时代要研究礼制:评顾涛《汉唐礼制因革谱》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刘邦及其立下汗马功劳的肱股之臣大多出身于布衣,恰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称:“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挽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布衣身份登上帝位的人,故对儒生向有贬斥之意,曾经直言:“吾以马上得之(天下),安事诗书乎?”甚至做出“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的事。改变刘邦这个观念的人物有两位,其中之一是陆贾,他针对刘邦所说的马上得天下,反驳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陆贾的话对初得天下的刘邦有着重要心理影响,其实,这时刘邦已经看到了没有礼仪所产生的后果,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刘邦君臣宴会时的状况:“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面对这种混乱局面,“高帝患之”。这时的刘邦已经意识到治理天下必须要有礼仪,而改变他观念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叔孙通,则对汉初礼制的复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叔孙通本是秦朝候补博士,汉朝初建时,叔孙通借机建言刘邦,应该恢复古礼。经过一些变通,在汉高祖七年,叔孙通在长乐宫初次上演朝仪,使得朝廷风气为之一变,《汉书·礼乐志》载:“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高祖悦而叹曰:‘吾乃今日知天子之贵也!’以通为奉常,遂定仪法,未尽备而通终。”

中国礼制文本之形成,以西周的《仪礼》十七篇为标志,经过春秋、战国的演变,到了汉初渐趋复兴,以此可见,汉代礼学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叔孙通对汉代礼制的建设有着重要贡献。然而据《汉书·礼乐志》载,刘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初,叔孙通将制定礼仪,见非于齐鲁之士,然卒为汉儒宗,业垂后嗣,斯成法也。”可见叔孙通所制仪礼并非古礼,他为了适应汉初的情况,将古礼予以了简省,故齐鲁之士以其所制礼为非,而刘向也承认叔孙通所制礼法为后世所施行。

后世史家对叔孙通的功绩评价不一,司马迁极力夸赞叔孙通的所为,然司马光却对叔孙通有着非语,其在《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高帝七年”中称:

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岂直几席之上、户庭之间得之而不乱哉!夫以高祖之明达,闻陆贾之言而称善,睹叔孙通之仪而叹息;然所以不能比肩于三代之王者,病于不学而已。当是之时,得大儒而佐之,与之以礼为天下,其功烈岂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孙生之为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粃,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

叔孙通对礼制的恢复其功无人能越。而司马光并没有考虑到汉初时朝廷为官者的状态,所以并不原谅叔孙通制定仪礼的简省方式,由此也更说明了司马光对于礼的高度看重,因为他所撰的《资治通鉴》开篇谈的就是这个问题,《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中载: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汉代之后,礼学的另一个高峰以《大唐开元礼》为标志,故汉唐礼仪是中国礼制史上最为重要的两个阶段。而我所读到的关于礼制的书,以近期出版的顾涛先生所撰《汉唐礼制因革谱》最为重要。本书为上海书店出版社杨柏伟先生所赠。翻阅此书,我看到的第一个奇特之处乃是书前没有序言,仅在序言的位置印着三行字:

行年四十

于清华园

念寅恪

仅这几个字,就令我肃然起敬。于是乎我很想了解作者的状况,但本书的末页也无后记,这个位置上列着的是作者简介,由此而让我得知,写出这部砖头著作的人,仅出生于1978年,由此而让我感慨者,不仅仅是后生可畏,如此的年纪,已经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而其近些年研究的方向,则偏重于礼制史、经学史和思想史。该简介上还讲到作者从2009年3月踏入清华园,便启动了该书的研究与撰写,他用了八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大作,并且作者顾涛还称“此书印制完成,便意味着进一步修订的开始”。如此的治学态度,足令我叹服。

该书在目录之后紧接着的是凡例,作者于此解释了本书收录的范围,以及正文中每个字所代表的礼类,比如吉――吉礼、嘉――嘉礼(含舆服)、宾――宾礼、军――军礼、凶――凶礼、乐――关涉乐制者、制――统言制礼者。我对古代礼制知之甚少,以往所知者,仅是秦蕙田的《五礼通考》,而该书所言的五礼,就是吉、嘉、宾、军、凶,顾涛将礼类分为七种,不知后两种是否他发明的归类方式。

该书的撰写方式乃是以时间为序,将相关史料以系年的方式排列于每年之后,而后将该年按七礼的分别归类,有则纪之,无则省之。比如该书从高祖元年写起,其在元年之下先以大字标志“制”,内文是:“十一月,刘邦军入咸阳,与父老约法三章,除去其余秦法。”而后以小字括弧注明出处:“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上,汉志·刑法,通典·刑法一”,接下来其标明:

【仪制】《史记》记刘邦召诸县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今所约法三章为:“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汉书》同。

【因革】浅井虎夫《中国法典编纂沿革史》指出:“高祖入咸阳,其翌月与秦父老约法三章,此盖汉代发布法律之始。……此虽非编纂法典,然要为他日萧何编辑九章之起点。”(第三章,第11-12页)

【考释】汉因秦以十月为岁首,至太初元年(前104)方改以正月。

这一年因史料中没有吉、嘉、凶等各礼,故皆省,这种撰写方式让读者一目了然。对于作者撰写该书的主旨,可由本书卷一的“叙说”了解大概,而这也是我解读此书的钥匙。作者在此首先解释了礼对中国人的重要性:

与西方法治形成鲜明对照者,乃中国的礼治。依钱穆之说,“中国政治是一个礼治主义的。倘使我们说西方政治是法治主义,最高是法律,那么中国政治最高是‘礼’,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礼治”。就此两大传统言,欧美社会对法治的历史推演、制度运作、思想构成等均已进行过长足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中国(乃至东亚)对礼治传统的研究却相当薄弱,至今未能对其历史流变脉络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

而后顾涛谈及中国的礼典撰修在历史上曾经形成过两个高峰,第一座高峰是《仪礼》十七篇,对于该书的创作与完成情况,顾涛简述:“自周公制礼作乐以来,周代礼典在施行过程中逐渐趋于完善,至五六百年之后方才由孔子及其弟子编订成书。”第二座高峰则为《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对于此书的价值,作者分别阐述了钱穆、陈寅恪、章太炎等大家对此的所论,顾涛首先讲到了陈先生对礼乐典章的重视:

陈先生关注制度,尤其注重礼乐典章,旨在薪传儒家礼乐精神,至其晚年赠序于其弟子蒋天枢(1903-1988,字秉南),借笔于隋世硕儒王通(文中子),仍不免流露出这一心迹,蒋先生称这一理想为“续命河汾的向往”。陈先生这一思想应该说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已基本确立。

关于何为“续命河汾的向往”,此语因是本自汪荣祖在《史家陈寅恪传》中的所言:

寅恪本人素有继先贤足迹,聚徒讲学,兴百年礼乐,起一代风流的志愿,亦即是蒋秉南所谓乃师有“续命河汾的向往”。

作者在这段话后作了相应的解释,因为这段掌故出自隋唐间大儒王通。关于王通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宋陆九渊在《策问》中称:“孟子之后,以儒称于当世者,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四子最著。”而高似孙则在《子略》“文中子”中亦称:“盖自孟子历两汉数百年而称扬雄,历六朝数百年而仅称王通,历唐而三百年而唯一称韩愈”,以此可见汉唐间的大儒最重要者就是王通,而王通在隋大业元年后隐居在河汾地区讲授儒学,门下士众多,相传大唐开国名相名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徵、薛收、李靖等都曾从王通问学,故王通被称为“文中子”。宋释契嵩在《文中子碑》中称:“唐兴,得其弟子辈,发文中之经以治天下,天下遂至乎正,礼乐制度,炳然四百年,比隆于三代”。而对于这句话,顾涛的解读为:

陈先生旨在追慕王通,毕生之学术归根于薪传儒家礼乐精神,其晚年虽境遇受制,然在赠弟子蒋天枢一序中仍不免流露出这一心迹,故而蒋先生能深悉乃师之夙愿。蒋先生在《陈寅恪先生传》之末尾综括陈先生治学特色有四端,一曰以淑世为怀,二曰探索自由之义谛,三曰珍惜传统历史文化,四曰“续命河汾”之向往,而第四项“虽仅于赠叶遐庵诗、《赠蒋秉南序》中偶一发之,实(陈先生)往来心目中之要事”。

读到这段话,让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在该书序言页的位置,作者写下了那样的三行字。而顾涛在叙述中又简述了从1932年起,陈先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开设的“晋至唐史”和“晋至唐文化史”两门课,而后作者摘录了1933年陈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所表达的观念:

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

顾涛认为:

充分体现陈先生这一思想之代表作,当然要数其后执教西南联大时著成的、上文已数度引录过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我们且看陈先生此书的结构,全书旨在分析推论隋唐典制之渊源递嬗,分列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方面,其中“礼仪”一章占全书一半篇幅,这一方面可以印证我上面所说的陈先生对礼乐典章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制度史略有根底者,便不难发现此举直接上承自唐杜佑(735-812)之《通典》。

对于此《论稿》之成,汪荣祖的《陈寅恪传》中谈及:“寅恪以手边幸存的眉注本《通典》为基础,于1939年完成《隋唐制度渊源论稿》一书”,即此可见,陈先生对《通典》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而对于《通典》的价值,顾涛又引用了章太炎在《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

中国有一件奇怪事,老子明说:“礼者,忠信之薄”,却是最精于礼,孔子事事都要请教他。魏晋人最佩服老子,几个放荡的人,并且说:“礼岂是为我辈设”,却是行一件事,都要考求典礼。晋朝末年,《礼论》有八百卷,到刘宋朝何承天,删并成三百卷;梁朝徐勉集五礼,共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可见那时候的礼学,发达到十分。现在《通典》里头,有六十卷的礼,大半是从那边采取来,都是精审不磨,可惜比照原书,只存二十分之一了。

通过这样的疏理,让我渐渐明白了顾涛先生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如此深入的研究和总结古代的礼制,因为这正是中国儒学精神的精髓所在,也是后世人时常诵起的陈寅恪的那句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作者韦力,号芷兰斋,著名藏书家,故宫博物院兼职研究员,嘉德拍卖等数家公司古籍顾问】

《汉唐礼制因革谱》,顾涛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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