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读过的书 都会成为你的财富

杨绛和钱钟书

钱钟书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文化巨人。他的成就既有来自天赋的因素，更是他勤奋苦读的结果。

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是一位极其保守的儒家学者。在钱钟书出生前五年，清廷就已经废除了科举制度，但他仍希望他的子弟也像他自己一样能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所以钱钟书从识字开始就未脱离过正统的儒家教育。他后来回忆道：“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据钱钟韩回忆说，当他们两人在东林小学读书时，每天下午放学后，父亲就要他们去他办公室自修或教读古文，等到在校学生晚餐后，才带兄弟俩回家。回家后，除学校规定的作业外，还得读古文名著。

中学期间，钱钟书读书非常用功，文章写得很好。常为父亲口授代书，代笔写信，甚至捉刀著文。杨绛回忆说，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国学概论》），上有钟书父亲的序文。据钟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其时的钱钟书为清华大一学生，还不到20岁。

杨绛和钱钟书

清华藏书之富，在当时各大学来说是数一数二，中外古今图书无不应有尽有。学生还可以到书库里去看书，免借还之劳。来到清华，钱钟书宛然如鱼得水。“此中乐趣，不可形容，恐怕只有饥鼠入太仓之乐仿佛似之。”据同学回忆，钱钟书是在校借书最多的一位。

1935年，钱钟书携杨绛前往英国牛津留学。留学期间，他们把牛津总图书馆当成了第二个家，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饱蠹楼”。饱蠹楼藏书500万册，手稿6万卷。他们尽情地畅游在书海之中。

钱钟书对书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1939年，他为了要照顾老父，决定辞了西南联大教职，到湖南安化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当时处于抗战时期，交通不便。据同行的邹文海回忆说：“抗战初期，交通工具不敷分配，沿途旅客拥挤非凡，无法按时间到达目的地，我们10月就从上海订船票赴宁波。继而日人封锁海口，不有通航，一直到11月初才得到船公司通知，定期出发。到达宁波后，大家松口气，方感真正脱离了敌人的魔掌。从宁波到溪口，一节乘汽油船，一节乘黄包车，足足走了一天，此后则全部坐乘长途汽车，每站都得停留三天五天，不是买不到票，就是等待行李到达，没有一站是顺利通过的。”中途，大家利用候车时间就近游玩，但“钟书君却依然怡然自得，手不释卷。我走近去查究他看的是什么书，方知他翻的是英文字典。‘咦！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我那时才知道钟书君博闻强志，积学之深。”

钱钟书、杨绛和女儿钱瑗

在蓝田的生活单调而刻板，但对喜欢读书的钱钟书来说，却是一件好事。没有什么外务来打岔，可以专心致志读书或写作。他除了教学任务外，整天埋头读书，足不出户，一般上午习书，下午练字，临写草书，晚上则在油灯下看书、写作。偶尔与好友们聊聊天。《谈艺录》就是这个时候写的。

钱钟书读书喜欢在书上眉批及划线。他清华读书时的同学回忆说，“他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笔画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多都是出自此君之手笔”。“他（钱钟书）起劲时，图书馆库里的书，逐排横扫。他喜欢把书里精彩或重要的部分，在旁边用粗铅笔画上竖线。可惜我当时没有学乖，否则只去找他画有粗黑线的部分读，也可以省事省力多读很多书。”

钱钟书读书时喜欢做笔记。这个习惯据说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读书时养成的。因为图书馆的图书不外借。到那里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他一生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其笔记大概分为三类：一类是外文笔记，笔记本共一百七十八册，还有打字稿若干页，全部外文笔记共34000多页。一类是中文笔记，其数量与外文笔记差不多；第三类就是“日札”——他的读书心得。日札共二十三册、2000多页，八百零二则。这些笔记，不仅是钱钟书读书的收获，更是他一生奋读的足迹和记忆。

1981年杨绛、钱钟书和女儿钱瑗摄于三里河寓所

钱钟书读书时还喜欢“刨根问底”。他一生读书无数，他阅读书籍所写的札记，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他治学严谨，读书时也不肯放过一个疑点，一旦遇到，定要多方考证，弄个水落石出。

有一次，他在读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时，看到里面有一处讲毛奇龄错评了苏轼的诗句。文中说，毛奇龄针对苏轼“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句诗说法不对，“定该鸭先知，难道鹅不知道吗？”对此，袁枚认为照毛奇龄的看法有问题。因为如果顺着毛奇龄的思路看《诗经》里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句的说法应该也是错误的，难道“河之洲”上就只有雎鸠，而没有别的什么鸟吗？

对于袁枚和毛奇龄的这一场笔墨官司，钱钟书没有略过，而是决定考究一下到底孰对孰错。于是他找出毛奇龄的《西河诗话》卷五本来，发现毛奇龄的原意是说苏轼的那句诗是摹仿唐人张渭的诗句“花间觅路鸟先知”而来的，但摹仿得拙劣。在花间寻路，鸟比人熟悉，所以鸟比人先知。而是凡水中的动物都能感觉出冷暖来，如果只说鸭先知，就有些勉强。显然是袁枚弄拧了毛奇龄的意思。

然而，难道苏轼的诗句真的只是唐诗的简单照搬吗？他找来苏轼的原诗《题惠崇春江晚景图》来看，发现原来苏轼的这首诗是题在一幅画上的，画面上有竹子、桃花、春江，江里有鸭子，所以写“鸭先知”。看来苏轼也没有错，是毛奇龄错了。探究到此还不算完，他又找出了张渭的原作《春园家宴》，鸟先知路是一种写实手法，而苏诗中的鸭先知水暖，是在写意，意在抒发诗人对春光的赞美。由此，应该说，苏诗的“鸭先知”比张诗的“鸟先知”更绝。到此，钱钟书才最终下了结论，认为毛奇龄是错误的，说他“不懂得东坡苦心”。

“书癖钻窝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晨书暝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这是钱钟书对自己读书生活的最好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