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大刚：“蜀学”的包容与儒道互摄的价值体系

“蜀学”是在巴蜀大地孕育、发展，并形成自己的特色，它与齐学、鲁学、关学、洛学、闽学、湘学、浙学等，共同成为中华学术的组成部分。回顾蜀学的历史，其在制度创设、学术创新、信仰体系、经典体系、核心价值等方面，都具有独特造诣，对中国学术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太阳神鸟（资料图）

首先是制度创新，历史上的文翁石室、周公礼殿、蜀刻石经，曾经领先全国。西汉景帝末年，蜀守文翁“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这是当时全国最早的地方官学，意义重大：一是开创了地方政府办学的先河，为后来汉武帝尊崇儒术、推行教化（“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树立了榜样；二是开启了文化入仕的先例，在一定程度实践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和“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对官员素质的优化、阶级隔阂的淡化，具有重要的制度保障。“周公礼殿”是东汉末年蜀郡太守高䀢在文翁石室东修复的祭祀圣君贤臣、孔门师徒、历代乡贤的场所，李膺《益州记》载：“壁上悉图古之圣贤，梁上则刻文宣及七十弟子。”周公礼殿的修复使石室兼具知识殿堂和精神家园的双重功能，首开“庙学合一”学校体制，比中原王朝（北魏定都洛阳后）实行相同的建制早约300年。“蜀刻石经”由五代孟蜀宰相毋昭裔于孟蜀广政初（938）始刻，至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孟子》刻成，经注并存，“石逾千数”，是历史上规模宏大、体系最全的儒经结集，完成儒家“十三经”体系构建。以上三者皆首领全国，影响深远，如宋代席益《府学石经堂图籍记》所说：“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学校之盛，汉称石室、礼殿，近世则石九经，今皆存焉。”

其次学术贡献众多。历史上蜀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尤其易学、文学、史学堪称独步。在易学方面，程颐即称“易学在蜀”，著名的易家有：西汉赵宾（授孟喜）、严君平（传扬雄、注《易》）、扬雄（仿《易》作《太玄》）；东汉任安（传孟氏易）、景鸾（传施氏易）；晋范长生（有《蜀才易传》）；北朝卫元嵩（仿《易》撰《元包经》）；唐李鼎祚（有《周易集解》）；宋龙昌期（会通三教，尤擅长讲《易》）、苏轼（有《东坡易传》）、谯定（传程氏易）、冯时行（传谯定之学）、张浚（有《紫岩易传》）、张栻（有《南轩易说》）、张行成（有《皇极》诸书）、房审权（有百家《周易义海》）、李心传（有《丙子学易编》）、魏了翁（有《周易要义》《周易集义》）；元代黄泽（有《易学滥觞》）、王申子（有《大易缉说》）、赵采（有《周易程朱传义折衷》）；明代熊过（有《周易象旨决录》）、杨慎（有《经说》，中含“易说”）、来知德（有《周易集注》）。此外，清代的李调元、刘沅、何志高、范泰衡、杨国桢；民国以来的尹昌衡、廖平、段正元，以及刘子华、郭沫若等学者，皆各有易著，自成体系。

在文学方面，自汉代即有“文章冠天下”之说。《诗经》开篇即见蜀地作品，其后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在汉赋四大家中占其三席，东汉有文史兼优的李尤、杨终，唐代有诗歌巨擘陈子昂、李白，唐宋八大家中有“三苏”，南北宋之交有“小东坡”唐庚，元代有“诗歌四大家”之首的虞集，明代有“著述第一”的状元杨慎等等。此外，清代还有诗词戏论俱优的李调元，以及与袁枚、赵翼唱酬齐名的张船山，他们都是当时文坛巨匠，一时豪杰。

史学亦为蜀人所擅。两晋的陈寿（有《三国志》）、常璩（有《华阳国志》），其所著书是现存唐前十余部史书中的两部；嗣后，五代的孙光宪（有《北梦琐言》），以及宋代的苏洵（有《谥法》《太常因革礼》）、勾延庆（有《锦里耆旧传》）、张唐英（有《蜀梼杌》）、范祖禹（有《唐鉴》并助编《资治通鉴》）、苏辙（有《古史》）、费枢（有《廉吏传》）、王称（有《东都事略》）、李心传（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朝野杂记》《旧闻证误》《道命录》等）、李焘（有《续资治通鉴长编》）、王当（有《春秋列国诸臣传》）、杜大珪（有《名臣碑传琬琰集》）、吴缜（有《新唐书纠缪》《五代史记纂误》）等，他们的撰述多具有开创性和总结性，尤其是对宋代历史的记录和研究，蜀人的贡献独多，功不可没。故刘咸炘说：“盖唐后史学，莫隆于蜀。”

《华阳国志》（资料图）

其三，蜀学还构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信仰体系，形成“三才皇”“五色帝”“礼殿崇祀”等祭祀系统。“三皇五帝”崇拜是中华民族古史传承和祖先崇拜的集中体现。但关于“三皇”，中原通常认为是伏羲、燧人和神农，多以单个人名出现，可称为“三人皇”；巴蜀的“三皇”则为天皇、地皇和人皇，以天、地、人来称名，是即“三才皇”。而关于“五帝”，中原通常的说法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巴蜀则有“五色帝”（青、赤、黑、黄、白帝）的信仰，体现出蜀学“三才一统”和“五行相生”的观念，对道教形成和汉唐王朝祭祀体系的构建都具有重要影响。蜀学自有独特的礼殿崇祀系统，文翁石室就画有孔子师徒以供祭祀；东汉后期，高目矢重绘了系列人物图画：一是贤君圣王的政统体系；二是孔子师徒的儒家体系；三是周公、萧何、张良等的贤臣体系；四是李冰、文翁等的乡贤名宦体系，包容性极强。

其四，蜀学在儒家经典体系形成过程中也起过推动作用。文翁开办石室学宫，其教学内容即突破中央“五经”（《易》《书》《诗》《礼》《春秋》）体系而传授“七经”（“五经”加《论语》《孝经》），将倡导伦理、敦厚道德、文字浅显、便于推广的《论语》《孝经》纳入“经典”。“七经”体系到东汉时被普遍承认，实现了儒家经典体系的首次突破。唐代科举考试的经典是“九经”（《诗》《书》《易》加“三礼”“三传”，即使“开成石经”刻了十二部也不称“十二经”而称“九经”），而“蜀石经”却一共刻了十三部（“九经”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并命名为“石室十三经”（或“蜀刻十三经”），“十三经”体系由此定型。

其五，在理论创新和核心价值构建方面，蜀学亦具有创新精神。王褒提出“冠道德，履纯仁，被六艺，佩礼文”，初步形成“道德仁艺礼”的构想。稍后严遵提出：“故有道人，有德人，有仁人，有义人，有礼人。……虚无无畏，开导万物，谓之道人；清静因应，无所不为，谓之德人；兼爱万物，博施无穷，谓之仁人；理名正实，处事之义，谓之义人；谦退辞让，敬以守和，谓之礼人。凡此五人，皆乐长生。”强调“五德并育”，各遂生理，突破了儒、道相反对立（道家贵道德，儒家重仁义），特别是老子五德相背（“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局限，将儒与道结合起来，形成“道德仁义礼”的理论体系。扬雄继之，于《法言·问道》中提出“道、德、仁、义、礼譬诸身乎?夫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则浑，离则散”，倡言“五德兼修”，缺一不可。自后，蜀人多继承这一模式而演绎之，如唐代赵蕤《长短经·定名》强调“五德并重”，认为道即人居、行、事、动的方向，德即各得其所欲，仁即兴利除弊、兼爱无私，义即辨明是非、确定可否，礼即行动有准绳、尊卑有分寸——道德仁义礼是人类向善的根本保障。北宋张商英所传《素书·原始章》说：“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慧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此“五德普适”说显然对赵蕤学说有所发展，使“道”增加了神秘感和玄妙感，“德”的范围扩大到了万物，“仁”被赋予了功效和价值意义，“义”更被推进到了赏罚立功成事的积极层面，“礼”又增加了调剂人际伦理的内容。蜀人“道德仁义礼”的价值体系，实现了道家与儒家、形上与形下、理论与实践、务虚与务实、本体与实用的统一，对儒道互补、知行合一新儒学体系的构建有着重要借鉴。

总体看来，“蜀学”在制度、信仰、经典、学术、核心观念等方面有创新和贡献，与中原学术形成互补互动，助力主流学术发展。当代学人正当继承这一传统，重构儒家经典，重推儒道合治，重阐核心价值，重新探讨新蜀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经典体系、信仰体系和话语体系，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者舒大刚，系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标题《舒大刚：“蜀学”的包容与儒道互摄的价值体系》，载自《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03期。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