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懂得开学术研讨会是学者的民权初步

最近，一张以学者本人为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预告海报，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引起凤凰网国学的特别关注。海报显示，2019年3月9日，“第四届龚鹏程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主办方为上海商务印书馆、世界汉学中心和北大文化资源中心，此前，以龚鹏程名义的学术研讨会已经举办过三届。

龚鹏程是当代著名学者、教育家、文化活动家，祖籍江西吉安，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历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美国欧亚大学校长等职，2004年起先后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他学术涉猎广泛，三教九流，博学淹识，著作150余种，主编图书数百种，创办过众多研究机构和文化组织，策划活动的能力蜚声两岸。

在其新书《龚鹏程述学》里，龚鹏程自述“行年”履历时这样总结六十余年的大体经过：“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圣人境界，我岂能及？但看来也是十年一转：大抵十岁之前懵懂无知；十至二十为浪荡少年；二十至三十勉力成学；三十至四十历事入世；四十至五十办学施教；五十以后效孔圣之周游、世尊之弘化，行走于政、商、学、民之间；六十后将更往涉何种寂天寞地、广洋大野则不可知，但看来还将继续折腾下去。”

不过，喜欢“折腾”未必被他人理解，特别是习惯于做“谦谦君子”的学界，未过古稀便邀集同仁举行自己的学术研讨会，似乎有点“不循礼法”甚至惊世骇俗，难免遭人诟病或腹诽。但龚鹏程认为，这种研讨并非猎名图热闹，反而是“推动学术之抓手”。问题在于，这种举动在今天，能否真的为人所接受？它能适用于所有人，成为一种转移僵化风气、促进学术交流的常态吗？对此，龚鹏程接受了凤凰网国学的独家专访，以下是访谈实录： 

凤凰网国学：听说专门讨论您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即将召开，恭喜！但文史学界好像很少看到这类活动，有点惊世骇俗。不是过世的前辈大师才有资格被人开会研讨吗？

龚鹏程：啊，不，很多的呀！学者六十（称为花甲、日本称为还历）、七十、八十、九十都常开这种会，门生师友聚谈，或出版论文集，并不都要等到过世后。出版了新书，也常会召开研讨会，阐述精要，以广宣传。新文学作家办这种会更是家常便饭，现代文学馆、作协，三天两头就要召集一次。

凤凰网国学：可是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呢？图热闹，还是有什么意义？

龚鹏程：能有许多人来研究自己，是难得的获益机会，每个学者都会欢迎。当然也有人会以此猎名，或把开学术研讨会办得过于形式化，但我是把它看成推动学术之抓手的。

现在通行的研讨会模式，是1980年开始由我在淡江大学和古典文学会推广，在台湾逐渐发展来的。每年总要设计许多会，后来差点还去开了家会议公司。其中诸多细节，如议题的开发、议程的规划、时间与流程、讲评的安排、会议总结或观察报告、休息与茶叙等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包括控制时间。老先生们都能讲课，但不懂开会，一说就没完；我那时年轻，径自拿笔敲玻璃杯来提醒。大家说太粗鲁了，所以才找了计时器。

这种论学方式，先是影响了香港。陈国球、黎活仁等先生观摩后在港大力推展，光是我和黎先生合作办的会就不下三十个，后来当然越来越普及了。

凤凰网国学：您说这是一种论学方式？

龚鹏程：是的。古人论学最重视析疑论难，《礼记》说：“大学之法，相观而善，之谓摩”，郑注云：“摩，切磋也。”所谓观摩，不是看看，是要商榷的。学者当面切磋之外，也常会写“难”来质疑。这在汉魏南北朝是常事，形成了争鸣的活泼气氛。

当然也会有人受不了，面子上挂不住而记恨报仇的。如唐初修《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年轻时去听讲座，质疑问难；别人答不上来，觉得很难堪，夜里竟派了刺客去杀他。幸而他躲到大臣杨玄感家里，才逃过一劫。这也可见当时问难之激烈了。

当时朝廷也大力提倡，规模最盛大者为“三教讲论”。唐朝自高祖武德七年开始，释奠礼祭孔之后，安排儒道佛三教互相驳难。其后成为固定仪式，每年举行，孔颖达就参加过。这是真辩，不是仪式而已，辩起来火光四射。

宋代则有“会讲”制度。如朱熹去湖南长沙与张栻会讲就极有名。当时讲堂上摆着两把椅子，听讲的学子赞成谁家的观点，就站在哪位大师面前。左右逢源，茅塞频开。两人辩得酣畅，曾连续三昼夜不辍。各地学子骑着马赶来听。讲堂内水泄不通，外面饮马池的水也被马喝光了。

后来会讲更扩大为“讲会”，变成明代书院例行的讨论会，有时吴越的大会，竟致千樯云集。

我喜欢办研讨会，其实就是想藉机发扬中国这种学术传统，将来还准备办三教讲论。

总之，过去孙中山先生把开会称为“民权初步”，懂得好好开学术研讨会，也是学者的民权初步。

凤凰网国学：其中也包括研讨你自己的学问？

龚鹏程：是的。但当时办，只是机缘凑巧。2004年我佛光大学校长卸任后到大陆，次年佛光大学师生来北京跟北大和清华合作，为我办了一场，以“中华文化的阐释与发展”为副题，以彰明我的理想。因我与日本中央大学、韩国翰林大学等校，本来就有个校长级别的研讨会，所以翰林大学也来共襄盛举。

2010年香港大学黎活仁先生办我的学思研讨会，则有北大、澳门大学、北师大与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书院、重庆西南大学合作，论文集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为《学海奇观》。当时也同时办了台湾诗人白灵的研讨会。

接着2015年则由川大和北大合办。

这次，是因上海商务印书馆新出版了《龚鹏程述学》，觉得办研讨会可能比办新书发表会更有意义，所以才举行的。

凤凰网国学：您的学术内容精博，当然很值得研讨，但您是不是觉得这种方式也适用于其他人呢？

龚鹏程：是的。做学问，不只是个人的事，也要激扬风气、朋友讲习。朋友讲习，需有制度，否则就会流于闲谈、甚至口齿啓衅。所以公开的讲论、针对论文的质疑，非常重要。何况，研究当代学人、观察其思路与时代的关系，其实比研究古人更重要、更能得益。如果我们以此为忌讳，那么文史学界就真的只能回到过去，继续自我编织属于古人的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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