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经部》“四书”类23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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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

《儒藏》是汇聚儒学成果的大型丛书，是孔孟以来历代儒家学术成就的集大成。精装本《儒藏》荟萃两千余年以来五千余种儒学著作，以系统的著录体例，精装650册。

《儒藏》将儒家经典文献、研究成果、理论阐发及历史资料择要汇聚于此，堪称儒学之宝藏！

《儒藏》按文献性质，分为“经部”“论部”“史部”三类。“史部”274册已全部出齐，自2016年起，“经部”各类陆续推出：

2016年5月，“诗经类”22册出版；

2017年3月，“三礼类”62册出版；

2017年3月，“孝经类”5册出版；

2017年8月，“春秋类”42册出版；

近日，“四书类”23册出版。

《儒藏·经部·四书类》

（全23册）

张尚英、舒大刚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9年01月第1版

《儒藏·经部·四书类》

“四书”为宋儒所构建之经典体系，即《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也。《儒藏》“四书”类所收自汉魏至清，共选录《四书》文献118种，或有专论其一者，或有悉陈四义者，据其所论，分系于总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五类之下，以备观览。

“四书类”小序

“四书”者，宋儒所构建之经典体系，即《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也。

《大学》与《中庸》，分别列属《小戴礼记》第四十二与第三十一篇。《礼记》编成于西汉，所收多为春秋战国时文。学者以为，《大学》乃孔子之言，曾子述之；《中庸》则子思承续孔子之意而作。宋以前，《大学》无别行之本，“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郑玄《礼记注》)，人多视为治国兴邦之作，唐韩愈《原道》始引其证帝王治国先须正心诚意，肇《大学》心性之端。北宋司马光有《大学广义》一卷，开《大学》单行之先，惜其书不传。《中庸》之别行则远较《大学》为早。《汉书·艺文志》有《中庸说》二篇，《隋书·经籍志》载南朝宋戴颙著《礼记中庸传》二卷，南朝梁武帝作《中庸讲疏》一卷，其臣子朱异等撰《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附和。范仲淹尝戒张载从戎之心，劝以读《中庸》。苏轼亦有《中庸论》三篇，详阐《中庸》三要义。可知宋代《大学》《中庸》之倡，“朔学”“关学”“蜀学”俱优为之，远有端緖，非仅始于洛闽诸儒。然《学》《庸》之为学界所重，仍不得不称“二程”(程颢、程颐)，其表彰之力尤甚、论说之语特详，直以《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中庸》“终身用不尽”。朱熹承二程之绪，特为二篇作“章句”，平生用力《大学》最多，推《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是以二篇地位几与“五经”等。元明以后科举取士，甚行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学》《庸》之学乃寖假而超“百子”越“五经”，为天下第一学术矣。

《论语》与《孝经》乃“圣人言行之要”，历代皆为教学所先，素为显学。汉文帝时置有《论语》博士；武帝罢传记博士，置五经博士，《论语》《孝经》与“五经”通习；文翁所开“蜀学”又以《孝》《论》与“五经”并称“七经”。魏晋以后国学造士，《论语》皆列于学官。唐代统一经说，成《九经正义》，其科举试士，“明经科”亦于“九经”中，择其二经、三经、五经以试，而《论语》《孝经》则为必试之“兼经”，《论语》之成为士人必读者，终古有之。五代北宋所刻“蜀石经”，又承继唐九“正经”、两“兼经”、一《尔雅》之例，升《孟子》为经，而后形成“十三经”之格局。南宋渐次固定，校定唐宋代“疏义”，补撰《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四疏，终定《十三经注疏》体系。

《论语》为孔子答弟子问及时人所接闻于夫子之语，言简意明、场景亲切，故其传者众、流布面广，而其传本与师授亦多歧异。汉代前期，已有《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二十二篇之分。景帝、武帝之际，鲁恭王扩建宫室而坏孔子宅，于夹壁之中得古籍数种，即有《古论语》焉。三者内容大致不殊，然细节互有不同，而《鲁论》尤其近《古》，然学者喧喧，莫衷一是。汉元帝时张禹为太子师，据《鲁论》篇次，兼采《齐论》，删其繁惑，是为《张侯论》。该本讲于宫闱，习于民间，遂传为正宗。后来三国何晏作“集解”，南朝梁皇侃撰“义疏”，宋邢昺定“注疏”，皆袭“张侯”之家。而《古论语》则流入民间，不为官方所重。东汉郑玄兼采今古文，其注《论语》以《张侯论》为底本，复校以《古论》，由是《论语》不复有今古之别。南宋时期，陆九渊、杨简、钱时复倡《鲁论》者，亦以其近古，而卒莫能兴其学。

自汉至清，《论语》传习不辍。两汉之际，三家《论语》终归《张侯论》，文本既定，后世以有准的。六朝注疏稍有规模，史籍所载有目者逾八十种，然传世者寥寥无几。足以称道者，一为何晏《论语集解》，汉魏数百年讲论大意，赖得以存；一为皇侃《论语义疏》，以何解为本而汇通诸说，并援玄、老、释解《论语》，清通简要。隋唐列于九经，然逢此经学统一之世，习者悉从官学而鲜有发挥，惟陆德明《经典释文》之《论语音义》，考音释义，断析句读，并梳理唐以前学史，有助后人观瞻。至宋邢昺等作《论语注疏》，既承汉晋唐之遗风，又略附精微之论，“汉学、宋学兹其转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既而苏轼、程颐俱作《论语解》（或《说》），虽只得半部（或尽佚），已开义理新风。及朱熹《论语集注》，博采众说、通经明理，章句之学与义理之学相得益彰，并定元明《论语》学基调，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及明代《论语集注大全》等皆为其羽翼。晚明“王学”盛，始有驳理学之作出，而刘宗周《论语学案》颇有会通朱、王之意。清人学风笃实，而尤精于考证，刘宝楠《论语正义》自是精详赅博，考据翔实，义理疏通，于旧注中最为上乘。综其学史流变，曰：两汉定其文本，六朝注疏初具，隋唐辅翼九经，宋明大倡性理，清儒集前代之大成而尤重于训诂考据焉。

司马迁著《史记》，列孟子、荀卿于同传，将其与淳于髡、慎到、驺奭等稷下学人同列。初，文帝置“传记博士”，《孟子》与焉，武帝罢之，《孟子》犹得引以论事（谓之“博文”）。东汉赵岐尊孟子为“亚圣”，然唐以前未有应声者。中唐韩愈、李翱倡言“道统”，以尧、舜、禹、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之传为儒家正宗，由原来“周孔”同尊，一变而为“孔孟”并崇；杨复、皮日休诸人，复以《孟子》升经为请，遂导夫宋人尊孟之先路。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诏令孙奭等校勘《孟子音义》，自此掀起“尊孟”“抑孟”之争。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科举之法，令举子于《易》《诗》《书》《周礼》《礼记》中择试一经，而兼试《论语》《孟子》，此为《孟子》入于科场之始。宣和年间（1119—1125）蜀学正式将《孟子》刻入“石室十三经”。南宋朱熹将《孟子》编入“四书”，尤袤《遂初堂书目》于“经总类”列“成都石刻九经论语、孟子、尔雅”及“旧监本孟子”；于“论语类”附录“孝经、孟子”等书，正式在目录中确立《孟子》经部的地位。元代以降，《孟子》一跃而在“五经”之上。期间虽疑斥之声不断，然《孟子》终已超子入经。北宋元丰六年(1083)，孟子被封赠“邹国公”，从祀孔庙，自此直至清末逾八百年，其间虽尝为明太祖朱元璋所弃，然由于科场遵用“四书”，孟子“亚圣”之位，终无以动摇。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遂由皇帝颁旨，正式承认孟子“亚圣”之封号。

孟子成圣之路曲折如此，《孟子》之学亦有起有伏。汉唐之间可以观者，惟赵岐《章句》，其中既诠名物制度，亦解微言大义，虽不如后来者精密，然足为垂世范本。北宋对《孟子》议论纷纭，疑者如司马光、李觏等，各作《疑孟》《常语》相驳；尊者如欧阳修、王安石、二程、苏辙等，而旧题孙奭所作《孟子正义》，学者固病其“缠绕赵岐之说”(《朱子语类》卷一九)，但其作为最早立于学官之《孟子》注本，意义重大。南宋朱熹《孟子集注》熔铸汉晋唐宋诸儒群言，作为科场准的行世数百年，清焦循《孟子正义》以前无出其右者。焦疏集前人所成，详于文字训诂，断析中肯，堪称清人经疏之模范。又有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藉由字义训诂发明义理，自与宋儒不同，在乾嘉考据之风下，亦属匠心之作。 

以“四书”名《学》《庸》《论》《孟》者，虽始于朱熹。而其倡始渊源，又应回溯至二程。程颐尝云，学者应以《大学》为入德之门，舍此而外，莫如《论语》《孟子》。又云《论语》《孟子》既治，“六经”可不治而明。二程之论本散布于《语录》《文集》等著作中，未成系统，至朱熹则拈出一线，串零珠而为联贝，使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卷一四)。又云，学者须先读“四书”，然后再入《诗》《书》《礼》《乐》。“四书”加“五经”之体系，改变了汉唐“孝”“论”加“九经”之体系，同时也扭转汉唐经学名物训诂之墨守枯燥，为宋明理学心性工夫之哲思涵泳。儒学历经汉末经学之衰微、受迫隋唐佛道之兴盛，终由宋儒辟出此新境界，由朱熹开此新风气，元明清三朝莫不承其流风余韵，以造士淑人。

元仁宗延祐年间，“四书”定为科举必考之目，隐然超越并脱离“五经”。明代永乐年间颁行《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而《四书大全》又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本，国家取士之资、科场试第之准皆本于此。明清“四书”学在官方为“大全”之流所囿，故修身明理之书，渐成求取功名之器，去朱熹自“四书”而“五经”本意远矣。然经此三朝表彰，其经字字句句，皆已家传户诵，是遵是行，其于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之影响，固亦深且远矣。而在民间，尚有能脱离“大全”藩篱者，如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立意高远，析理极精，颇可深入研究。又有潜心名物典故者，如阎若璩《四书释地》及其三续，以地理说经，兼及人、物，必使所辨明确通凿，虽有过执己意之嫌，然可据者十之七八。至如毛奇龄《四书改错》专攻朱子之失，戴大昌《驳四书改错》又斥毛氏之谬，当事人或有意气之争，书中所论瑕瑜互见，然亦有益于昌明经义。 

“四书”之有专目，当起于《明史·艺文志》。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仍将《大学》《中庸》附于礼类下，欲尊古义；清朱彝尊《经义考》有“四书”之目，但仅收总论四书之类，《论语》《孟子》则另立门户。《明史·艺文志》源自黄目而有所不拘，盖因元明以来相关疏解皆出于“四书”典范，人皆以为惯例。且宋以前，惟《论语》注疏较多，《孟子》虽有十数家，流传至宋者不过一二，难以别立例类。清乾隆间编修《四库全书》，乃循《明史》之例，后世编目者，无以易此。

今《儒藏》列分“三藏二十四目”，“经藏”之属，亦设“四书”，自汉魏至清，共选录文献一百一十八种，或有专论其一者，或有悉陈四义者，据其所论，分系于总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五类之下，以备观览。

文字摘自《儒藏·经部·四书类》小序，钟雅琼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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