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孙女：陈独秀学术研究手稿存世现状堪忧，仅寥寥数种
陈独秀是一位中国乃至世界闻名的历史人物。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功过，早已铭刻于史。公道自在人心，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至今，有多少志士仁人，耗尽心血，搜集史料，著书立说，拂去历史尘埃，还原事实真相。至今，虽然对陈独秀的评论仍没有定论，但一个真实的陈独秀，已经以正面人物的形象定格在民众心里。古语常说“当代不修史”，作为陈独秀后人，笔者能够活着看到今天陈学研究的成果，已经很感安慰。
陈独秀一生著述颇丰，目前为止，任建树先生主编的《陈独秀著作选编》（共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最为全面，编辑说明中有简明扼要的介绍：从他的第一篇论文《扬子江形势论略》（写于1897年，是年作者18岁）开始，共选编了八百九十余篇；尤其是第六卷为音韵学文字学卷很有特色。至此，陈独秀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毕其功于一役”。
作为革命家、启蒙思想家，陈独秀著作的手稿无疑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而其中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著作，因其研究对象是汉字的形、声、义及其数千年的延续、发展、变迁，在分析文字演变时，定会手书很多字形，这是现在电脑无法输入的，因此这类手稿更显出其特殊的学术价值。2018年5月2日《北京晚报》品读栏目刊登了方继孝文章《寻找陈氏遗稿》，使笔者了解到陈独秀狱中遗著《甲戌随笔》手稿的下落。由此，本人对陈独秀其他遗著手稿（主要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方面）的存世现状进行了梳理，发现情况堪忧，现在确知其下落的（包括有线索的）仅有寥寥数种，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一。
陈独秀
关于《小学识字教本》
《小学识字教本》是陈独秀毕生的文字学研究成果。在反袁斗争失败后极度困难的1913年冬，完成文字学专著《字义类例》；《实庵字说》是在狱中完成的又一部解析汉字的文字学著作，1937年3月到7月《东方杂志》五次连载，引起学界重视；《识字初阶》在狱中完成初稿，晚年以主要精力修改补充重订，更名为《小学识字教本》。“从《字义类例》《实庵字说》《识字初阶》最后到《小学识字教本》，终于找到了汉字的整个发展规律，形成一个完整的独立体系。”而成为文字学巨著。“他在致台静农的信中，明确表示：‘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是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部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文字方面而始成一半……’实际上陈独秀从事文字学研究是他一生革命生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见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第85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小学识字教本》即是陈独秀久欲在文字学领域所写的“一部有系统之著作”。
《小学识字教本》原本由国民党教育部所属的国立编译馆约稿并预支了稿费，因为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对书名有不同意见，陈独秀坚持己见，宁愿退回预支稿费，“书名则一字不改”（陈独秀语）而未能出版。后在台静农和魏建功的主持下油印了50份，分别寄赠国内对“小学”有研究的学术界人士和朋友。1971年梁实秋在台湾影印出版并再版了油印稿，书名改为《文字新诠》，未署作者姓名，亦未收陈之原叙。
而大陆直至1995年才第一次出版《小学识字教本》。此次出版，是以当时已过七旬的原华中工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严学宭教授保存的手抄本为底本（严先生于1946年从王星拱处借到其收藏的油印本的手抄存本，躲过文革‘破四旧’未被焚毁。后华中理工大学语言研究所决定出版该书，把手抄存稿交由该所工作的刘志成校订）。由于年代久远，经油印又经手抄，可以想见字的失真会多么严重；再加上刘志成对他认为“讹错”的地方进行“改换”和“删削”，在后记中，还说“改不胜改”。（见《小学识字教本》，巴蜀书社1995年版）这真应了陈独秀临终时担心的事：“学力太差者，不能写。”这样一部被修改得面目全非的纯粹学术著作，此时又遇上“清理精神污染运动”，被作为“史学界的精神污染”而搁置到1995年，改由巴蜀书社出版。直到2009年，任建树先生领军的陈研专家组编写《陈独秀著作选编》，据《文字新诠》本，将梁实秋不得已而改换的书名与隐去作者的姓名和叙，“一律复原”，编入第六卷。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之波折，可谓世间少有。
尽管任建树、黄河都是陈独秀研究的权威人士，对文字学音韵学有很高的造诣，《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六卷经黄河老先生严谨、慎重编订，用尽心血。但他们依据的毕竟还是梁实秋先生带到台湾的油印本，油印效果未必字字清楚，历经沧桑难免磨损蛀蚀。笔者在欣喜当代学者将《小学识字教本》历尽艰辛出版的同时，更希望看到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手稿的影印本。
如果说这部文字学巨著的出版是“一波三折”的话，其手稿的下落则更是令人捉摸不透了。方继孝在《寻找陈氏遗稿》中提到：“陈独秀去世后，所有文稿均由何之瑜保管，1946年，何之瑜将陈氏手稿《小学识字教本》交魏建功并嘱其手稿誊清以备出版……1952年，魏建功将此稿上交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杨晦。至今魏至（魏建功之子）仍保存北大开具的收条。魏至还说，手稿当时收存在吴晓铃先生手里。”30多年前，笔者的姐姐陈祯祥还去找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吴晓铃先生，索要此手稿未遂。曾有人问吴先生为什么不交出来，吴答：“我不愿意给她。”
手稿留存，未出版者，将来或还有出版的可能；已出版者，再版时还有订正的机会。由以上的线索看来，《小学识字教本》手稿的寻找挖掘，恐怕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关于《连语类编》等七种音韵学论著
笔者查阅梳理各种文献资料得知，陈独秀音韵学著作《连语类编》写于狱中。2009年，任建树先生将其收入《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六卷。1941年春，“《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和《连语类编》，因北大自昆明每月赠陈独秀三百元生活费，陈即以此相赠给北大出版（因故未果）。”（见沈寂《陈独秀传论》第261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唐宝林先生在他的大作《陈独秀全传》中提到：“以上七种音韵学论著（本文作者注：指《中国古代有复声母说》《连语类编》《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荀子韵表及考释》《屈宗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广韵东冬江中之古韵考》），在陈独秀逝世后，由何之瑜汇编成《陈独秀遗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它》。1949年3月，该书排出清样，大16开本，共271页。适逢政权易手，该书胎死腹中。不过这些手稿和清样一直完好地保存着。半个多世纪后的1993年，笔者把清样稿推荐给中华书局。又拖了八年，2001年才得以出版，改名为《陈独秀音韵论文集》，并应出版社之请，笔者为其写了’代序’，第一次综合介绍了陈独秀一生从事音韵文字学的情况，人们终于看到了陈独秀研究音韵学的全貌和高深的造诣。”（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54页）
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后，这七种音韵学论著的手稿现又在何处？
笔者在查找梳理的过程中发现，对于这七种论著传递过程的描述有细微的不同，在学者徐光寿的研究长文有关部分中，谈到：“该书手稿和清样一直完好地保存着，直到1980年改革开放之初，仍被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注：唐宝林先生的工作单位）。1993年，著名学者唐宝林将清样手稿推荐给中华书局出版。”（见徐光寿《关于陈独秀遗文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安徽史学》，2017年第1期）
令人疑惑的是，唐宝林先生交给中华书局的是清样和手稿？还是清样稿？该书出版后手稿又流落何处？中华书局在2001年出版此书，至今仅十几年的时间，要把这两个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应该不是困难的事情。
关于《甲戌随笔》
《甲戌随笔》是陈独秀于1934年在狱中研究音韵学文字学时随手写的心得笔记，稍作整理而得。这篇文稿在2006年之前一直不知去向。2018年5月2日，《北京晚报》品读专栏刊载了方继孝文章《寻找陈氏遗稿》，该文作者自言收藏了《甲戌随笔》。
著名陈研学者、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寂先生，对陈独秀身后遗稿的收集出版过程有极其详细的记述。据其《陈独秀传论》所载，何之瑜在陈独秀逝世后邀请魏建功、台静农、方孝博三位先生到江津，从八月十六日到十八日，用了三天的时间，把所有的文稿和书籍，都分类标号登记，做了初步的整理工作。1942年，正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何之瑜始终为遗稿的整理和出版而忙碌，至1943年4月19日编成《独秀丛著目录》，分寄陈独秀生前友人征求意见。“旋由王抚五（星拱）出面，约集陈独秀三子陈松年及北大沈尹默、傅斯年、段锡朋、狄君武等人，于1945年11月29日在重庆重专美街七号，会同商务印书馆代表，签订陈氏遗著出版合约，议定陈独秀的所有文史部分遗著，全部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表。版税分三部分……遗稿由何之瑜负责直接交付商务印书馆，如商务不能按时出版，则由何之瑜收回原稿，交国立北京大学永久保存。在《关于陈仲甫先生遗著出版问题谈话会记录》上签字的有：光明甫、王星拱（抚五）、陈松年、狄鹰（君武）、王云五、何之瑜等六人。”由商务印书馆、著作继承人和一众当代知名学者三方《关于陈仲甫先生遗著出版问题谈话会记录》（本文简称《三方谈话会记录》）是受到各方认可的。
《三方谈话会记录》签订后，1946年何之瑜由江津到上海，专事整理陈氏遗稿。“1947年秋，何之瑜将《独秀丛著目录》改为《独秀丛著总目》，把陈独秀所有著述全部列入，分12册”（因多处可查此处不赘列）。由于版权转让等问题，“改成先出7种，即；一、二、三、四、五、八、十一。”（见沈寂《陈独秀传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261页）其中（十一）《甲戌随笔》，包括1934年在狱中所写随笔和音韵学、文字学杂记以及古史材料等，便是方氏所藏。“其它还没有汇收完成的稿子，以后随时由商务出版”。[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7页]何之瑜在1948年5月30日修订《独秀丛著总目》时说，“前三天正是陈独秀逝世第六周年，他的遗著才得出版，真是一件不平凡的事。以后如果没有特别的阻碍，总可以和世人见面”。（见《陈独秀传论》第262页）可见当时即将出版的7种（包括方氏收藏的）文稿数据均存于商务。然而，时局骤变，《丛著》也不可能和世人见面了。
《甲戌随笔》是怎么由商务印书馆到了方氏手中的呢？对于此事，唐宝林先生给出了谜底：“陈逝后，由其挚友方孝远保存，后由方之子继孝秘藏，2006年11月，以并不贴切的《陈独秀先生遗稿》为书名出版……如此说并非要贬低此稿，因为陈独秀从不‘无病呻吟’‘无得而作’……自然，它的出版还是有价值的。”（见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27页）
《甲戌随笔》是陈独秀的遗著，著者逝前并没有将《甲戌随笔》手稿赠与方孝远。按照《三方谈话会记录》的约定“遗稿由何之瑜负责直接交付商务印书馆，如商务不能按时出版，则由何之瑜收回原稿，交国立北京大学永久保存”。商务印书馆因特殊原因未能出版，就应由何之瑜交回北大永久保存，怎么也不会到了方孝远手里。
按照我国法律对于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谁也没有权利私吞陈独秀遗著的手稿；何况陈独秀还有后人在，他们也没有声明放弃手稿的继承权，只不过由于方氏两代六、七十年的秘藏，而无法主张本应属于他们的著作权、继承权和物权。笔者作为陈独秀孙女，认为爷爷的手稿应该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理应上缴国家，或依《三方谈话会纪录》交还北大永久保存（爷爷生前赠送亲友者除外）,《甲戌随笔》亦不应例外。一来使这本迄今发现的唯一一本陈独秀有关文字学音韵学的著作原稿得到更好的保护；再者，陈独秀写作时，有一些有价值的一闪念，以随笔的形式写出，抑或能给今后的文字学音韵学、历史学家和书法家们以启发。在当下学界的浮躁，追求一夜成名、金钱至上的氛围下，“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此事又应了陈独秀的遗言：“学力太差者，不能写。”但我相信，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会被历史湮没，九曲黄河十八弯，中华民族总会有克服浮躁的那一天，总会有继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批大师再现，他们不会辜负陈独秀在“监狱”这个世界文明发源地里创造的“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陈独秀《研究室与监狱》。《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全文如下：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其实，中华民族的传统“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例子比比皆是。陈独秀在狱中秘密创作的七言绝句《金粉泪》五十六首叙事组诗，这在当时是一首反诗，陈独秀把这组当时不能公开发表、带在身边又不安全的“反诗”给了去探监的挚友汪孟邹保存。这首深刻揭露国民党当局反动本质、与《甲戌随笔》同样写于1934年的重要诗作《金粉泪》的手迹原稿深藏了20年，1953年由汪孟邹先生作为革命文物，捐献给了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前身——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附信说明来历，仅要了一张收据为证。二十世纪末，《金粉泪》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再如，为感谢台静农的帮助，陈独秀决定将珍爱的《实庵自传》赠送给台静农作纪念。他于1940年5月5日，在自传稿尾页，写了一段题跋“此稿写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至二十，五日中，时居南京第一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兹赠静农兄以为纪念。一九四〇年五月五日独秀识于江津。”1948年10月18日，台静农受聘于台湾大学，出任文学系教授，将《实庵自传》秘密带到了台湾。1990年11月9日，台静农病逝于台北。2011年11月纪念台静农百年冥诞，将《实庵自传》手稿收藏在台湾大学新建的总图书馆特藏室。
就连梁实秋保存的《小学识字教本》的油印本和影印本《文字新诠》，2003年8月，已移居美国的梁实秋的女儿梁文蔷，还亲自送回大陆，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汪孟邹、台静农、梁实秋、魏建功、何之瑜……陈独秀的挚友们为保存陈独秀的手稿尽心尽力，为后人作出榜样。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号召系统开展百年党史文物、文献、档案、史料调查征集。笔者在拥护的同时，为陈独秀遗稿的下落提供线索，为陈独秀遗稿的收藏表达意见，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