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不古不今之学”再辩 陈寅恪为何转治中古史

【导读】

胡文辉先生对陈寅恪“不古不今之学”的含义问题重作梳理，在结论上回归早期解释，但由前人未及的角度入手，在论证上有详实史料的充分支持；同时也考虑到语境问题，指出应区分“不古不今”的所指（含义）与能指（修辞）的不同层面。另外对陈寅恪确定学术方向时的考虑作出分析。

1

一

这是个讨论得过多的问题了。可是，讨论虽多，我觉得却没有使问题变得清楚，反倒是更混沌了。此所以复有此作也。

陈寅恪“不古不今之学”的原话，约见于1934年：

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1）

对此，原本的解释是简单的。冯友兰说：“‘不古不今之学’是说他研究唐史。寅恪先生博闻强记，研究所及，极为广泛，在文、史、哲三方面，均能有所树立；中年以后，集中精力研究历史。”（2）汪荣祖则认定：“所谓‘不古不今’指国史中古一段，也就是他研究的专业。”（3）而周一良也同意汪的理解。（4）

但晚近的论者却往往强调陈氏之学不限于中古，倾向于另求此语的出处，并引申以猜测陈氏的微言大义。

逯耀东谓：“对于‘不古不今之学’，或可另作超越今古文经学，专治乙部之学解。也就是寅恪先生在《杨树达论语疏证序》所说：‘平生颇读中华乙部之作，间亦披览天竺释典，然不敢治经。’……所以，寅恪先生所谓的‘不古不今之学’，可以分两方面进，即寅恪先生治非今文，亦非古文经学的乙部之学，另一方面在乙部之学中，他所治的又是‘不古不今’的魏晋隋唐之史。”（5）逯氏执两可之见，以为“不古不今”既可指经学，也可指史学。桑兵的结论是：“实在并非指国史中古一段，更不是当事人之一的冯友兰所讲‘是说他研究唐史’。此语应是借钱穆著作涉及近代今古文学兴衰浮沉的一段因缘，针对当时学术界泥古与趋进、墨守与洋化的普遍偏向，首先表明本人的治学处世态度决不偏于一端。”（6）他应是认为“不古不今”由近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而来，借以表示治学不守旧也不趋新。

其他论者更往前追溯此语的古典。程千帆以为：“‘不今不古’这句话是出在《太玄经》，另外有句话同它相配的是‘童牛解马’，意思是自我嘲讽，觉得自己的学问既不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也不是完全跟着现代学术走，而是斟酌古今，自成一家。”（7）周勋初与之略同：“考‘不古不今’之说出于扬雄《太玄经》卷五‘更、次五’，文曰：‘童牛角马，不今不古。’陈氏援此说明其思想方法既有异于古，亦不全合于今。反而言之，则亦可以说是又有继承又有创新的一面。”（8）罗志田则谓此语出于《庄子·大宗师》成玄英疏的“至道凝然，妙绝言象，非无非有，不古不今，独往独来，绝待绝对”，并牵合到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9）王震邦又拈出陈氏著作曾引《真诰》第六《叙录》“不今不古，能大能细”之语，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二有“后知晚出之《书》，盖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别为一家之学者也”之语，陈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在讨论唐玄宗命臣属按《周礼》修订官制时也说过“即使为童牛角马，不今不古之书，亦有所不能顾，真计出无聊者也”的话。（10）

对于诸家的解释，程钢概括为：史学说，以汪荣祖代表；经学说，以逯耀东、桑兵代表（按：桑兵实质上近于学风说）；思潮说，以李锦绣代表；学风说，以程千帆、葛兆光、黄清连、罗志田代表。（11）异论纷纭，未免求之太深，真成治丝愈棼了。

1

二

在我看来，由陈寅恪治学的整体取向而论，“不古不今”所指涉的含义本是清楚的，即如冯友兰、汪荣祖、周一良所言，是陈氏自谓其治史侧重于中古一段。要知道，冯友兰的表述虽不严密，但他可是承受陈氏审查及其评论的人，而周一良又是亲炙陈氏学问者，他们两位的意见份量很重，自宜高看一线。陈氏学虽多端，然而其重心、其积累、其成绩，自以中古史为结穴，此甚易见且得到公认。以陈氏学问的枝节来遮蔽主干，是没有理由的。

关于这一问题的旁证，此前论者似多忽略了周一良支持汪荣祖说的一段补充说明：

清华大学1932年秋季的学程说明中，说“以晋初至唐末为一整个历史时期”，当系陈先生所拟定。据传陈先生还说过，汉以前历史材料太少，问题不易说清楚，宋以后印刷术发明，书籍大量广泛流通，材料又太多，驾驭不易，所以选取魏晋到隋唐材料多少适中的一段作为研究对象。如果此话属实，也可以帮助解释为何陈先生选择了这个不古不今的段落。（12）

这是从史料规模着眼，对中国史研究的不同时段有所抑扬——由此来理解“不古不今之学”，显然是有相当说服力的。只是周一良小心地加上了“如果此话属实”的前提条件，那么，是否属实呢？我以为可以肯定。事实上，有更多的旁证。

早在五十年代，在批判资产阶级史学运动中，周一良本人就举了陈氏为例，语气并无迟疑：

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先秦两汉时代史料太少，不易论证；宋以后史料又太多，掌握不全。所以他选择了南北朝隋唐一段，史料多到够论证，但又不至于无法遍读。（13）

此外，在杨联陞大约记录于1935年的隋唐史听课笔记中，陈氏也有类似的话：

研上古史，证据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实甚容易。因正面证据少，反证亦少。近代史不难在搜辑材料，事之确定者多，但难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难，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确证，但有时足以反证，往往不能确断。（14）

紧接着又有何炳棣的忆述：

陈师在1936-37年的隋唐史班上曾一再明讲，由于史料残阙，中国上古史是不易、也不宜作长期研究的对象的。近代史史料多，但需要精细考证之处不多。只有当中一段，尤其是隋唐，史料上虽仍有不少残阙，但一般资料究竟比起上古要多得多，而且还有其他多种古语文的资料，所以最宜于精深的考证，而原创性发明的机会也比较多。我清华同系同屋的黄明信（古藏文的一等专家）在这年的一次系茶会中明明听见陈先生相当大声说：“我真不懂何以今天居然有人会开中国上古史这门课！”……（15）

还有，王锺翰四十年代抗战时在成都燕京大学曾与陈氏共事，后来回忆其平日所谈治学经验，第二点是：

谈治史以中古史为先。先生曾经不只一次说过：“上古去今太远，无文字记载，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证据不足，孰能定之？中古以降则反是，文献足征，地面地下实物见证时有发见，足资考订，易于著笔，不难有所发明前进。至于近现代史，文献档册，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今无终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历史遗物，日有新发现，史料过于繁多，几无所措手足。”是知先生治史以治中古史为易于见功力之微旨，非以上古与近现代史为不可专攻也。（16）

按：此处所记，强调治上古史的困难，跟杨联陞所记的“只要能猜出可能，实甚容易”看似相反，实则并不矛盾。说上古史之难，是取高标准，针对严肃史家的实践来说的；说上古史之易，是取低标准，针对当日古史学的现状来说的。陈氏在文章中有谓“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17）又谓“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18）“只要能猜出可能，实甚容易”云云，正是同一个意思。——这显然表露了陈寅恪对上古史领域的轻视态度，正可与何炳棣的回忆相印证。（19）

杨联陞、何炳棣、王锺翰的证言，皆与周一良的追忆高度契合，当可视为陈氏见解的一种“内证”。杨联陞所记较简略，也不涉判断，而其他三人所记都甚明确，很可见陈氏对中古史之学有着强烈的自觉，他相信较之上古史或近代史，治中古史更有新的学术空间，更可能有精深创获。何炳棣说他“一再明讲”， 王锺翰说他“不只一次”，尤可说明这是陈氏平日的常谈。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此数人受教于陈氏都在1935-37年间，正是他公开表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的同一时期！

考察陈寅恪的学术生涯，此前在清华国学院时期，他涉猎广泛，尤其偏重西洋“东方学”的论题，即所谓“殊族之文，塞外之史”方面；（20）但清华国学院因王国维、梁启超两大台柱一时俱谢，至1930年停办，陈氏随后转任清华中文、历史两系的合聘教授（此前已受聘兼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他1931年在历史系开的课程是“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次年另设“晋至唐文化史”课程。（21）可见其所治已转向史学，并且重心完全放在中古一段，照余英时的说法，是为陈氏治学的“第二变”。（22）正是在这个转向之后，正是在这个他一生成就最丰富的时期——或许也是民国学界收获最丰富的时期，他说出了“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的话。再联系到1935年他不避重复的表述：

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23）

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24）

还有后来的类似表述：

寅恪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25）

我以为当可相信，“不古不今之学”的内涵确宜指中古史一段，汪荣祖等原先的理解并无问题。

我们还应留意，陈氏这一表态，看似有自嘲的意思，但不如说隐含着一种自负。“不古不今”在修辞上固然是同时针对上古史和近世史来说的，但考虑到陈氏对上古史隐含的歧视，则“不古不今”的重点应是更针对上古史的。在稍前的1931年，陈氏已说过：

近年国内本国思想史之著作，几尽为先秦及两汉诸子之论文，殆皆师法昔贤“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者，何国人之好古，一至于斯也。（26）

在表示“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的同时期，又说过：

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其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27）

他自居于“不古”，自称“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当是有意就“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竞言古史”这一现象而隐作针贬，以暗示自己对史学界现状的不满。

至于陈寅恪对近代史的看法，他在成都燕大时的学生石泉（刘适）留下一个记录。当时石泉希望以中国近代史为题撰写毕业论文，陈表示：

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习的；不过我自己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们不能做。（28）

这自然也是陈氏宁为“不今”之学的一个理由了。

1

三

“不古不今之学”的实际内涵，已如上所言。但内涵是一件事，形式又是一件事，所指是一件事，能指又是一件事。“不古不今”指涉的是中古史，但这一修辞却应另有来历。

就字面来说，“不古不今”相当浮泛，并不与某一古典有特别的粘连，见于《庄子》成疏、《太玄经》、《真诰》之类古籍的“不今不古”或“不古不今”，未见特别突出且流行；照一般使用成语的惯例，陈氏笔下的“不古不今”不会专门指向某一古典，认为它出于《庄子》成疏、《太玄经》乃至《真诰》之类的说法，未免迂曲，并无真正的说服力。我以为，陈氏之用此语，应系因应他自己所处时代的学术语境，就是说“不古不今”的字面并非指向古典，而是指向今典。

单纯看结论，逯耀东、桑兵之说并不确切，但他们认为“不古不今”系由经学今古文而来，这一思路却有价值，道出了“不古不今”可能的修辞背景。

我们知道，在清末民初的知识语境中，传统经学余绪不绝，“今文”与“古文”之争是学术史上的一大焦点。晚清以降，激于世变，今文经学大张其帜，从廖平的《今古学考》，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新学”指王莽新朝之学，即刘歆之学，康氏谓刘歆伪造了古文经学），在政学两界皆发生震荡，而有章太炎自古文经学立场起而非难之。（29）顾颉刚主导的“古史辩”运动，也承受了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作风，钱穆复有《刘向歆父子年谱》与之立异，可视为是经今古文之争在史学界的重演。（30）

具体在行文里，当日学者特指经学派别的“今”与“古”应甚常见。我缺乏使用近代语料库的条件，在此仅举出偶得的一例。章太炎二十年代在讨论清代经学时有言：

魏源不得附常州学派（按：清代今文经学的代表）。如说《诗》多出三家之外，说《书》不能守欧阳、夏侯，杂糅瞀乱，直是不古不今非汉非宋之学也。（31）

这里的“不古不今非汉非宋之学”，跟陈氏“不古不今之学”又何其近似！陈氏未必就是受了章太炎此语的影响或暗示，但当时类似章太炎此语的学术表述，在书面或口头必不乏其例；陈氏处其语境，承其风气，谙其口吻，乃顺手拈来“不古不今”之语，戏以概括自身的治学旨趣，自是顺理成章的。

回过头来看，指“不古不今”典出《庄子》成疏、《太玄经》、《真诰》之类的看法，是陷入了一种误区。他们没有充分意识到，内涵的指涉（所指）不同于字面的来历（能指），即便找到字面的来历，亦不足以证明内涵的指涉。陈寅恪在讨论诗的用典时曾指出：“凡诠释诗句，要在确能举出作者所依据以构思之古书，并须说明其所以依据此书，而不依据他书之故。若仅泛泛标举，则纵能指出最初之出处，或同时之史事，其实无当于第一义谛也。”（32）在此也可以说：纵能指出“不古不今”最初之出处，其实无当于第一义谛也。

实际上，陈寅恪是借了当时的通语来表达私意，实为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磊，带有相当的戏谑性。类似的修辞方式并不鲜见。

在红学史上，有位均耀记录过一个著名段子：

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精理名言，所谭极有心得。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或问：“先生现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按：“经”繁体作“經”，“红”繁体作“紅”）（33）

这里说的“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是假借了正统的“经学”之名来戏指“红学”。

傅斯年在创建史语所时特意指出一点：

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说句笑话，假如中国学是汉学，为此学者是汉学家，则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学，治这学者岂不是虏学家吗？然而也许汉学之发达有些地方正借重虏学呢！（34）

傅斯年故意拣起过去中国带有贬义的“虏”字，来指代边疆民族，并将西洋的“汉学”说成是“虏学”，这当然是戏谑的说法。

所谓“不古不今之学”，作为一种说辞，跟“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或“虏学”有近似处，也属一时兴到的游戏之语。

1

四

如前所述，中古史并非陈寅恪最初的学术选择，他所以终托命于此，还值得申论一二。

关于此问题，余英时已有高屋建瓴的梳理。他首先拈出陈氏自己的话：

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内，故仅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35）

并自学术史理路作出分析，以为在“东方学”领域，当时西人居绝对领先的地位，陈氏在国内虽首屈一指，但与西洋最顶尖的学者相比仍有逊色，“陈寅恪是富于创造力的学人，因此毅然‘捐弃故技’，退出第一流东方学家的行列，转而开辟中国中世史的研究园地。这是‘不甘逐队随人’一语的真实涵义。”（36）不过，这是相对于国际学术语境来说的，还有着国内学术语境的问题。也就是说，他转向中国本土学问由此可以理解了，但为什么转向的是中古史呢？这就涉及当时中国史研究的显学问题了。

以前在《现代学林点将录》里，我曾有一个概括：“民国前后，中国学术的重心在史学，而史学的重心在上古领域。”并在注释里列举了一些例证：1920年，梁启超1920年曾谓清代学术呈“古学复兴”之势，至光绪年间，“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37）陈寅恪1931年有谓：“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38）张孟伦亦称：“人心好奇，世固有便凿空，图骋臆，竞言古史，而为世人所喜诵者矣。”（39）钱穆后来也指“当时学术界凡主张开新风气者，于文学则偏重元明以下，史学则偏重先秦以上”；（40）杨向奎回忆三十年代初，“北大的历史系，应当称作中国古代史专业（先秦史专业）。和中国古代史有关的课，有顾颉刚先生的‘尚书研究’，傅斯年先生的‘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马衡先生的‘金石学’，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文’，唐兰先生的‘中国古文字学’和吴承仕先生的‘三礼名物’，范文澜先生的‘古历学’。所以，当时出来的学生，也是以治中国先秦史的人为多。”（41）至1958年，陈伯达代表官方发言：“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界最主要的缺点是言必称三代（夏、商、周），脱离革命的烦琐主义。有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逃避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企图躲到‘三代’的象牙塔中去，只喜欢讨论几千年前至少是一百年前的事，对几千年前的事津津有味，对现实问题不感兴趣。哲学、经济、历史等等都如此，这是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风气。”（42）足见其时余风仍炽。（43）——前引陈寅恪论著中所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竞言古史”云云，针对的正是此一风气。

学界群趋上古，陈氏既“不甘逐队随人”，则不若在中古领域自立门户，既能在史学上另辟新的边疆，又未必不能与中原一争短长。加之他原来对佛教史的兴趣和积累，也与中古史一段有重叠，正可相发挥相彰显，以见其长。可知陈氏把重心放在中古阶段，在战略上既有自觉性，亦有针对性。

结果如何呢？我们今天自然看得很清楚：近百年来的上古史领域得考古学的助力，确实成就丰硕，一时多少豪杰；但自王国维而后，中国史学的祭酒，众望却归于“南北二陈”，而他们恰巧都是凭中古以降的史学擅其胜场的。则二氏之超乎群侪，除了用力精勤、天资高迈等种种因素之外，也未尝不是由于这一时段前修未密、空白尚多，正宜于大施拳脚也。再回味“南陈”为“北陈”（此随俗称之，当然“北陈”本是更地道的“南陈”）所撰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序》，明显地贬抑古史研究，又自谓“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不正是引为同志、相与共勉的意思吗？

“二陈”以下的学界中人，也颇有与陈氏不约而同的心理。

任崇岳回顾翁独健的学术生平时，提及翁的老师洪业：

洪业先生也告诉他，在中国史研究中，先秦和近代史研究较多，中间薄弱，尤其是辽金元史。受这两位大师（按：另一位指陈垣）启发，先生选择了蒙元史，而他的同窗冯家升则选择了辽史。（44）

薄音湖也有很雷同的表述：

洪业先生说，中国史研究中，先秦和近代研究较多，中间薄弱，特别是辽金元史更为薄弱。（45）

洪业与陈寅恪年岁相近，同是海外留学出身，而他对于中国史研究的大势，也正有同于陈氏的洞察。

作为陈、洪的后辈，严耕望在指导自己的后辈时，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但中国历史极长，书籍实在太多，过去学人做学问大多从经书开始，下及四史；到两晋至隋唐已是强弩之末；或者关心时务，注意近代史的研究。我们看民国早期学人往往治古代史兼治明清近代史，截取两头，而两宋居中，又非国史上的强盛时代，不免被忽略了。（46）

还有，专攻货币史的彭信威也有此见：

近代中国研究历史的人，倾向于抓两头，忽视中间。钱币学方面也是这样。大部分人不是喜欢近现代的金银铜币和纸币，便是喜欢古代的刀布，中间一大段就不那么热门，特别对于明代钱币，很少有人专门研究。如果把钱币学真正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那就一定要关心那些薄弱的环节，使这门科学得到全面而平衡的发展。（47）

由这些参照，我们更容易理解陈寅恪转治“不古不今之学”的学术史背景。

1

五

当然，陈寅恪的选择，除了避开上古史的“拥挤”，还有相当重要的一个考量，即史料因素：中古史料的规模最为适中，以一人之力大体可全盘掌握，同时其史料的性质也更适宜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这一点，在前述问学于陈氏者的回忆中已大体可见，如周一良说的“魏晋到隋唐材料多少适中”、“南北朝隋唐一段，史料多到够论证，但又不至于无法遍读”，何炳棣说的“尤其是隋唐，史料上虽仍有不少残阙，但一般资料究竟比起上古要多得多……最宜于精深的考证，而原创性发明的机会也比较多”，王锺翰说的“中古以降……文献足征，地面地下实物见证时有发见，足资考订，易于著笔，不难有所发明前进”。

约略同时代的其他史家，也有此经验之谈。

陈垣四十年代末在“史源学实习”课程上说：

史料为漏斗形，太近收集不到，唐以前皆已发现，太往前亦不易得，中间一段易得。（48）

这里说得过于简略，大意当是：唐以前史料都是现成的，不需要特别发掘，而太近的史料暂时又难以系统搜集，只有唐以后的古代部分最值得专门从事搜集和研究。陈垣是史料大家，其体会必是早已得之。

蒙文通教导后学，也建议从中古前后入手：

要深入一段，最好选在唐以后，因其史料较为丰富。

两汉材料不多，你可专力六朝和唐代。……历史是愈后材料愈详备，探讨社会情况较有把握。但材料多少也受到一定的拘束，不能信口乱说。先搞唐、宋，由后推前，然后两汉、晚周才会明白。建议你可从六朝、隋、唐着手。（49）

傅斯年1929年致函陈寅恪，建议他主持“新宋史”计划，也表现出类似心理：

……且此时弄此题，实为事半功倍，盖唐代史题每杂些外国东西，此时研究，非与洋人拖泥带水不可。而明、清史料又浩如烟海。宋代史固是一个比较纯粹中国学问，而材料又已淘汰得不甚多矣。（50）

在傅斯年的主导下，史语所学风以“史学便是史料学”著称，而严耕望尤为此学风的标杆，他对于中古史料的特点也认识深刻。廖伯源在叙述其生平时说：

其后先生研究之范围移到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盖以此时期之史料数量适中，不太少亦不太多，研究不必依靠想像与揣测，凭一人之力可读完全部史料，可以较放心的作结论。（51）

在评述其治学特点时亦指出：

严先生治史，其自我要求是：所研究时代之史料要全部读过，抄录其有用者。此所以严先生选择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为其研究之时代，盖此时期之史料不多不少，可以全部读完。可避免如治先秦史，因史料过少而得常用揣测，结论太不可靠。而宋朝以下史料太多，一人不可能全部阅读。（52）

这个意思，跟陈寅恪说“魏晋到隋唐材料多少适中”、“南北朝隋唐一段，史料多到够论证，但又不至于无法遍读”是若合符节的。

同时，严耕望本人治史的重心虽在唐代，却十分鼓励后学投身于宋代，其重要的理由也是史料规模：

……就材料情况言，两宋也是青年学人最好大显身手的时代。……综观各个断代史，当以两宋时代的材料情况最为适中。宋代人文发达，印刷业也已相当发达，当时人写的大部头史书与重要人物的文集以及笔记类书保存得很多，所以研究这个时代不虞材料缺乏，这比研究汉唐要好得多，更不说先秦古史了。……两宋的研究，若能自青年时代就有大决心，下大功夫，是可以将现存的宋代重要史料书全盘看一遍的。（53）

同时，严氏还强调，宋代史料不仅规模适宜，可挖掘的空间亦多：

与上古史、中古史比较起来，可以说宋史还是块尚待开发的新园地。……宋代史料多，但又非多到不能控制的地步，能下大功夫固然必能产生大成绩；纵然不能下大功夫，也可获得相当的确成绩，不至于找不到材料，写不成论文。（54）

严氏说这些话时，当七八十年代之际，陈寅恪久已探骊得珠，执中古史之牛耳，“学术地图”自异于民国时，故他所认为最适宜开拓的领域，已非隋唐之际，而是两宋之际。但其所持的理由，跟陈寅恪所言的中古领域“最宜于精深的考证，而原创性发明的机会也比较多”（何炳棣回忆）、“易于著笔，不难有所发明前进”（王锺翰回忆）仍是一以贯之的。

学人在确定自己终身志业的时候，选择什么领域、什么时代、什么问题，需要评估研究对象的发展空间和论证难度之类问题，需要考虑客观的学术条件，也需要判断自身的学力、能力和精力。陈寅恪等前辈史家对史学领域和史料规模的考量，仍值得我们借鉴。

自然，借鉴应以自身为本位，他人之捷径，未必不是自己的泥涂。邯郸学步永远是不可取的。

1

注释：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

（2）《怀念陈寅恪先生》，《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陈寅恪评传》第6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4）《纪念陈寅恪先生》，《追忆陈寅恪》。

（5）《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胡适与当代史学家》，［台］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民国87年版。

（6）《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七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7）《闲堂书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页。参蔡鸿生《金明馆教泽的遗响》，见刘隆凯整理《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8）《陈寅恪先生研究方法之吾见》，《当代学术研究思辨》，收入《周勋初文集》第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9）《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0）《陈寅恪“不古不今之学”新探》，《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附录，[台]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

（11）《再论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提纲），《2013年陈寅恪研究学术研讨会》，九江学院2013年编印。

（12）《纪念陈寅恪先生》。

（13）《挖一下厚古薄今的根》，《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此参吴定宇《守望：陈寅恪往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页、第327-328页。

（14）《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谈陈寅恪》，[台]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67年版；又收入《追忆陈寅恪》。

（15）《读史阅世六十年》专忆5“胡适”，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31页。

（16）《陈寅恪先生杂忆》，《追忆陈寅恪》。

（1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

（18）《刘叔雅庄子补正序》，《金明馆丛稿二编》。

（19）陈氏1927年诗“元和新脚未成军”、1929年诗“田巴鲁仲两无成”，可能皆针对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而发（参《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上册第48-50页、第104-108页），与此正可互证。按：吕思勉自述：“考据的方法……此中惟古史最难。因为和经子都有关涉，须略知古书门径……”（《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96年版）胡适指导罗尔纲时表示：“近年的人喜欢用有问题的史料来研究中国上古史，那是不好的事。我劝你还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吧，因为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易于鉴别真伪。”（《师门辱教记》第三节）1931年致吴晗函：“蒋先生（按：蒋廷黻）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苏双碧主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75页）蒙文通说过：“我从前搞先秦，后来感觉大家治先秦多是猜谜，自汉以下具体一些，才有可讲。”（《治学杂语》，《蒙文通学记：蒙文通生平和学术》[增补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3-34页）严耕望也指出：“材料愈少的时代，所需要学力就愈高，上古中古时代，材料较少须有高度的学力才能创出好的成绩。”（《治史答问》之七，《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此外，严氏早期曾研治先秦史，并已搜集二十余万字的秦史材料，“因先秦史之史料太少，研究必须利用大胆想像与揣测，结论之可靠性又太低；先生发觉治先秦史与其性格不合，故放弃此项计划。”（廖伯源《严耕望先生传略》，《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先生纪念集》，稻禾出版社民国86年版）比较诸家所言，吕思勉、胡适更强调治上古史之难，而蒙文通跟陈氏一样更强调治上古史之似难而实易，严耕望则兼有两种看法。

（20）参余英时《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版），[台]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民国87年版。

（21）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第80页。

（22）《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

（23）《武曌与佛教》，《金明馆丛稿二编》。

（24）《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

（25）《刘叔雅庄子补正序》。按：徐文珊回忆其师顾颉刚时说到：“但他敢说，六朝以前书，敢说无书不读了。”（《沐春风，霑化雨——追述胡师适之、顾师颉刚、钱师宾四教泽》，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跟陈氏的情形正成对照。当然在实际上，陈寅恪未尝不读上古的书，顾颉刚也不可能不涉猎中古以下的书，这只是修辞化的夸张表述而已。

（26）《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

（2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

（28）石泉、李涵《追忆先师陈寅恪先生》，《追忆陈寅恪》。

（29）参周予同《经今古文学》第五节，《中国经学史讲义》中编第八章“康有为与章太炎”，皆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版。

（30）参刘巍《中国学术的近代命运》第五章“经学的史学化：《刘向歆父子年谱》如何结束经学争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1）《章太炎先生论订书》，支伟成纂述《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卷首，上海泰东图书局民国14年版。此据岳麓书社1986年版。

（32）《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

（33）一粟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二册第415页。

（34）《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按：据吉川幸次郎回忆，胡适1927年在京都演讲，曾在黑板上大书“虏学”二字，并有类似于傅氏的看法；王汎森认为胡可能即受傅的影响（《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另参陈庆隆《释“虏学”》，《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国89年版）。

（35）《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

（36）余英时《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按：陈氏在东方学领域难以为继，当然亦由于国内缺乏必要的学术条件，他早就认识到，在学术文献方面，“若不得之，则不能求学，我之久在外国，一半因外国图书馆藏有此项书籍，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与妹书》，《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

（37）《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38）《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

（39）《宋代兴亡史·自序》，商务印书馆民国37年版。

（40）《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9页。

（41）《回忆钱宾四先生》，《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2）《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据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引，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34页。

（43）以上见《现代学林点将录》屈万里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4）《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纪念翁独健师诞辰100周年》，《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45）《缅怀翁师独健先生》，《蒙古元史暨民族史论集》。

（46）《治史答问》之七。

（47）《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第940页。

（48）《李瑚听讲笔记》，陈智超编《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8页。按：另一处说：“凡史料皆成漏斗形，当初甚宽泛，相当时间后集中始可见之。……近代史太难作，史料散漫不集中，难作。”（同书第104页）

（49）《治学杂语》，《蒙文通学记》（增补本）第5页、第33-34页。

（50）《傅斯年遗札》，[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国100年版，第一卷第227页。此参张婷《试析傅斯年与陈寅恪主张重修宋史之原因》，《宋史研究论丛》第十五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按：傅斯年谓“唐代史题每杂些外国东西”，却一时未考虑到，陈氏的长处恰在于熟悉“外国东西”，故治唐代史更能发挥其知识结构上的优势，以及联想和悟解的优势；另一方面，比之唐代，宋代史料的规模毕竟要膨胀得多，陈氏对宋史虽感兴味，但若真正从事，在时间精力上自远为吃力。照严耕望的观察：“研究五代以前和宋以后的问题，在方法上应有不同。五代以前的材料较少，要考证的地方多；宋以后的材料多，需要考证的地方也许较少，但在组织及解释上要多下工夫，如果仍采五代以前的方法去研究，由于资料太多，不易理出头绪，而且没有组织、解释，可能只是一堆散漫的史料而已。”（黄宽重《严耕望先生访问记》，《治史三书》附录）这样，在唐宋之间，自是唐史研究更能发挥陈氏所长。

（51）《严耕望先生传略》。

（52）《严耕望先生与史语所之学风》，《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国87年版。按：唐史专家赖瑞和提到，他在普林斯顿读研究生时，其指导教授说：“唐人写的几乎所有传世的文献，就收在这几部书里（按：指《全唐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你若有恒心，可以坐下来慢慢读，在你这一生中是可以读完的，但唐以后的文献就太多了，想读也读不完。”（《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53）《治史答问》之七。按：专攻宋史（尤其是南宋史）的刘子健也表示：“研究宋史的好处是可以把所有史料都读一遍，明清史就绝难做到，而唐以上的史料就太少了。”（柳立言《史语所与刘子健先生》，《新学术之路》下册）此与严氏之见正相契合。

（54）《治史答问》之七。按：廖伯源也说严氏五十多岁后，时常向别人提倡宋史研究（《严耕望先生传略》注[47]）。

作者胡文辉，系广州羊城晚报编辑，本文原刊《中国文化》2018年秋季号

原标题：胡文辉：“不古不今之学”的再辩证——兼谈陈寅恪为什么转治中古史

来源：微信公众号“ 中国文化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