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芳：试论扬雄的教育思想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西汉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其在辞赋方面的成就为世人所熟知，被誉为汉赋“四大家”之一。扬雄一生著述颇丰，除大量辞赋外，还有《太玄》《法言》《方言》等著作流传于世，反映其在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独到见解，其中《法言》是其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扬雄极为推崇孔子，以孔子为师，所谓“治己以仲尼”，把孔子思想作为治学之门径，又说：“有教立道，无止仲尼”，治学又不拘泥于孔子，可见，其学说是对儒家学说的继承与发展。目前，学界对扬雄之思想研究大多集中在文学、语言学、哲学、儒学等方面，而对扬雄思想体系中的教育思想的研究相对阙如。为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对他的教育思想作一初步探讨，以见教于方家。

一、教育之作用——“学者，所以修性也”

作为教育家的扬雄，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他以正统儒学的推崇者和捍卫者自居，其赞颂孔子之道为“关百圣而不堑，蔽天地而不耻”，并说“窃自比于孟子”。扬雄虽是儒家思想的推崇者和捍卫者，但他并非全盘照搬先秦儒家诸子，并提出：“夫道有固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他认为学术和学派应根据新的形势而不断变化以推陈出新，即所谓的“可则因，否则革”，反对固守僵化、一层不变的学术和学派。

关于教育之作用，扬雄从人性论学说的基础上来加以阐释。最早提出人性论学说的人是孔子，据《论语·阳货》记载：“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里的“性”即是人性的简称，即指人所具有的先天本性；“习”则是泛指人在后天所接受的环境、教育等方面的影响，当然也包括个人的主观努力和自主行为等因素。在这里，孔子所指出的人的本性在最初是一样，会由于后天的因素而受影响，那就是人既有可能发展成为善人（有道德的君子），也有可能成为恶人（险恶的小人），因此人是具有后天可塑性的，而后天的可塑性就为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创造了条件。随后，孟子提出了“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无善，水无有不下”的“性善论”；荀子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性恶论”，二者虽在人性论学说的立场对立，但最后的落脚点都认为需要后天的修行来实现人的道德性，从而实现儒家之人的理想人格的塑造——君子。可见，儒家人性论学说的核心是关于道德修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修养理论是儒家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可以称之为“修养之学”。扬雄在综合前人的人性论学说基础之上，提出“性善恶混”的观点，即“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他认为人性中同时存在善和恶，“善恶混”的含义不是善恶不分，而是善恶相杂，至于人最后发展成为善人或者恶人，则取决于“修”，修其善的因素就成为善人，修其恶的因素就成为恶人。“性善恶混说”指出任何人都有向善、向恶发展的可能性，只有不断学习、修养，去恶扬善，才能成为善人，从而指出了教育的必要性。因此，在他眼里，学习在人的道德培养和人的本性的塑造上具有决定作用，提出：“习非”可以“胜是”，“习是”可以“胜非”，“学则正，否则邪”。

从性善恶混的观点出发，扬雄指出：“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扬雄将视、听、言、貌、思，这些人的基本感知能力作为“修性”的基础条件，能使人向“善”的方向发展，“是以君子贵迁善，迁善者，圣人之徒与!”他将“学”作为决定人的正邪的唯一缘由，肯定教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人而不学，虽无忧，如禽何?”认为不学之人虽无忧，但也和禽兽差不多了。同时，为了说明学习能够塑造人本性的道理，扬雄在《法言》中用了很多形象生动的比喻，如“或曰：‘学无益也，如办质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诸，有玉者错诸，不不错，焉攸用?而错诸，质在其中矣。否则辍。”他以“刀”和“错玉”来比喻人性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和自我锻炼而“迁善”，认为学习对于人性品德的意义，就像“”“错”对于刀和玉一样，人只有经过学习和修炼才能成为君子。他还形象地把学习对人本性的塑造比喻为铸造人，“或问：‘世言铸金，金可铸与?’曰：‘吾闻卖见君子者，问铸人，不问铸金。’或日：‘人可铸与?’日：‘孔子铸颜渊矣。’或人尔曰：‘旨哉!问铸金，得铸人。’”可见，在扬雄这里，学习对于人的品德的塑造能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甚至有可能把普通人塑造成圣贤，“螟之子而逢，蝈赢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亦。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由此可见，扬雄十分重视教育之作用，认为只有通过教育，人本性才能得到塑造，从而达到去恶迁善，因此学习的作用就在于“修性”，并最终实现儒家理想人格之塑造，“求为君子也”。

二、教育之目的——“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

扬雄以正统儒者自居，对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的君子之道极为推崇，因此在教育之目的方面，他强调要追随圣人之道，反对为满足个人私利而学，即“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

由于学习对人的品格的塑造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因此有关学习的内容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和关键。扬雄说：“习乎习!以习非之胜是也，况习是之胜非乎?于戏!学者审其是而己矣。”他认为学习内容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修习的结果，学习的内容正确，将有助于人善性的养成，反之则不易于人善性的培养，因此有志于学者要明辨是非，而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要明确学习之目的，即“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而要成为一个儒家学者眼中有道德之君子，就必须要追随圣人之道（儒学），“或曰：‘焉知是而习之?’曰：‘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五百》篇中也说：“圣人之言远如天，贤人之言近如地。”圣人的学说就像日月一样光辉灿烂，其他诸子学说像众星，圣人的言论好比天，贤人的言论只能算是地，二者相比，高低分明，所以要学习圣人的学说。扬雄还强调，要成为一个有德的君子，就要尽心于圣人之道，不要误入迷途，“好尽其心于圣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尽其心矣，未必圣人之道也。多闻见而识乎至道者，至识也；多闻见而识乎邪道者，迷识也。”

明确了学习的内容之后，扬雄进一步指出要端正学习动机，他说：“大人之学也，为道；小人之学也，为利。子为道乎?为利乎?或曰：‘耕不获，猎不飨，耕猎乎?’曰：‘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是获飨巳，吾不睹参、辰之相比也。’”他认为学习圣人之学是为道而学，不是追求物质上的利益。追求道德上有所成就的学，所获得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而不是物质上的满足。《学行》记载：“或曰：‘使我纡朱怀金，其乐可量也。’曰：“纡朱怀金者之乐，不如颜氏子之乐。颜氏子之乐也，内；纡朱怀金者之乐也，外。’或曰：‘请问屡空之内。’曰：“颜不孔，虽得天下不足以为乐。’‘然亦有苦乎?’曰：‘颜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兹苦也，只其所以为乐也与!’”扬雄认为，为道而学的人就要以颜回为榜样，不以物质上的匮乏为苫，而以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为苦，一个人所获得的内在愉悦和精神上的享受就在于对圣人之道的不断追求之中。当然，扬雄提出之所以要强调端正求学的动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明经取仕是汉代选拔官员的一个重要途径，受其影响，大量的文人士子纷纷研习圣人经典。在扬雄看来，这些人虽然也在努力学习，但多数是“得已则已矣”，当时许多士人一旦通过策试，步入仕途，则不再继续求学了，不过是把学业当成获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已，因此这些人之学是“小人之学也，为利。”针对此学风，扬雄也一再强调“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也就是说，把人培养成“君子”才是教育之目的，并指出：“学不羡。”即学习动机中不能有个人贪图享受之情，而应学习圣人之道，追求道德上的成就而获得精神上的享受。

三、教育之教师的作用——“师者，人之模范也”

教师不仅在传承人类文明知识上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而且还在陶冶人的性格，培养人的道德品质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选择优秀的教师极为重要。对于教师之作用，先秦儒者已有论述，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荀子则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扬雄承袭了先秦儒家重视教师的思想，高度肯定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师哉!师哉!桐子之命也，务学不如务求师。”“桐子”就是指“桐然未有所知时”的后生小子，扬雄认为他们的命运就直接取决于教师如何教导，并认为致力于自己学习，还不如致力于寻求合适的教师。同时，他还认为教育效果的好坏也基本上取决于教师的人格和学识，提出：“师者，人之模范也。”可见，在扬雄眼中，教师是学生效法的榜样，并在为人处世、修身治学等各个方面起到表率作用。

关于如何为人师，先秦儒家学者也进行了论述，但有不同的标准。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在孔子看来，不管是谁，只要在某方面超越了自己，均可以成为自己的老师。孟子则主张“圣人，百世之师也”，指出圣人是永远不变的老师。荀子云“非我而当者，吾师也”，认为能够指出自己错误所在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在为师标准上，扬雄则认为世间“模不模，范不范，为不少亦”，即天下之庸师比比皆是，他贬斥那些“小每知之”便自命为师的人，认为这些人怎么可以算作教师呢?所谓：“小每知之，可谓师乎?”又说：“是何师与?是何师与?天下小事为不少矣，每知之，是谓师乎?”认为天下小事甚多，如果知道一点小事就可称师的话，这类教师必然太多而不足以为师了。他认为教师最根本的要求应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行其义、彰其道，做到“事不厌，教不倦”，提出“师之贵也，知大知也”扬雄所强调的“大知”，即要求教师要掌握圣人之道，强调知识的全面性。

四、教育之方法——“学，行之，上也”“思以精之”“多闻多见”

（一）“学，行之，上也”

在学习方法上，扬雄主张言行并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但相较而言他更看重“行”。《法言·学行》篇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无焉，为众人。”说的就是把理论付诸于实践的学习为第一等；只有理论学习，但能自成一家之说的则次一等；只能用来教授他人又为其次；如果三者都做不到，那就和不学习的“众人”一样。因此他强调：“君子强学而力行”，认为君子之道的学习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同时，他还认为学习和修身必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并做了形象的比喻，“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丘陵学山，不至于山，是故恶夫书也。”即江河奔流不息，故最终能汇入大海；丘陵静止不长，故永远不能与山比齐；他又以水、木为喻，“或问‘进’。曰：‘水’。或曰：‘为其不舍昼夜与?’曰：‘有是哉!满而后渐者，其水乎?’或问‘鸿渐’。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渐犹木乎!’‘请问木渐’。曰：‘止于下而渐于上者，其木也哉!亦犹水而已矣。’”他以水为“进”的典型事例，不仅在于“不舍昼夜”地流动，而且在于“满而后渐”，填满所有低洼空隙而后进；他认为树木也有类似特征，“止于下而渐于上”，能自下而上、自小而大地逐渐生长。通过这些比喻，说明学习和修身是扎扎实实、循序渐进的过程。

（二）“学以治之，思以精之”

在学习方法上，先秦儒家学者亦提出了诸多观点，孔子提出“学而时习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主张把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他还认为学习是思考的前提，没有学习的积累，凭空思考，徒劳无益，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荀子也主张学与思的相结合。“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扬雄与先秦儒者一样，也十分强调思考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提出“学以治之，思以精之”。在他眼里，学习是基础，思考则是学习的深化。为此，他还详细分析了思考的过程，“故思小乎一，反复乎二，成意乎三，条畅乎四，著明乎五”，即第一阶段为开始思考；第二阶段为反复思考；第三阶段必须要有一定的意志和形成计划；第四阶段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那就是把意志和计划付诸于实践中；第五阶段大功告成。同时，他还认为除了学习思考之外，还应与朋友切磋激励，这样才能使学问长进，最后才可以成为好学，即“学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誉以祟之，不倦以终之，可谓好学也矣。”

（三）多闻多见

在学习方法上，扬雄主张多闻多见，“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博。寡闻即无约也，寡见则无卓也。”他认为学习应由“博”返“约”，“博”是“约”的前提，他提倡多闻、多见，并说：“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

可见，扬雄所强调的学习方法，首先强调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其次将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主张学习是思考的基础，思考则是深入学习的关键，最后主张多闻多见，强调广泛学习，全面掌握知识。

综上所述，扬雄在教育中所提出的以“学者，所以修性也”的教育作用、“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的教育目的、“师者，人之模范也”的教师要求以及学行思的教学方法等等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其中的一些教育理念对当今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相当的借鉴作用。

作者简介：李桂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来自于《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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