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晓刚：日藏足本正德《兰溪县志》考述

日本是海外收藏中国地方志最多的国家之一。早在六朝隋唐时，中国就有部分志书流传到日本。而从明末到清咸丰（日本江户时代）的两百多年间，中国志书流入日本的数量达到高峰，光明确记载的就达1245部。这其中有许多为中国缺藏或残存的珍稀本。鉴于其重要价值，书目文献出版社曾先后出版“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1991）及“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2003），但仍遗漏不少。明代大儒章懋等人纂修的正德《兰溪县志》（以下简称“正德志”）即属国内残缺而日本有全帙，却未被介绍出版的珍贵方志之一。

一

正德志的版本及成书过程

正德志是兰溪历史上第一部县志，因出自章懋等名家编纂，广受藏家青睐，《千顷堂书目》《万卷堂书目》《内阁书目》等皆有著录。宁波天一阁亦曾藏有两部，然其后散出不知所归。现国内仅浙江图书馆（以下简称“浙图”）藏有残本，每页10行，每行20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框18.2×12.2厘米，存卷3至卷5，缺卷1、卷2及目录、序跋。馆藏著录为绝版孤本，实不知日本藏有足本。

今日本内阁文库与国会图书馆均藏有正德志5卷足本，封面皆题《兰溪县志》，均是每页10行，每行20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浙图与日藏的版式仅四周“双边”与“单边”的差异，其他均同。据馆藏标注，内阁文库所藏分4册（卷1、卷2各1册，卷3、卷4合1册，卷5为第4册），为江户时代丰后（今日本大分县）佐伯藩主毛利高标（1755—1801）所献。毛利高标搜集汉籍方志主要从长崎、大阪、松浦等入港唐船购买，国会图书馆藏立原东轩《见闻书目·毛利侯长崎调进书目》就记其所购中国方志多部。内阁文库藏正德志（以下简称“内阁本”）很可能即毛利高标从长崎等地购得。而国会图书馆所藏（以下简称“国会本”）共两册，扉页有“明治九年文部省交付”的戳章。日本文部省图书来源之一是圣堂文库。圣堂文库的《戌五番、六番、七番、八番、九番唐船持渡特别交易书》明确记载，享和三年（1803）有《兰溪县志》等方志输入，并特别注明：“为御用书籍，请领会其旨。”

从刊刻版式、字体、用墨、正文内容诸方面考察，内阁本与国会本均是万历重刊本，卷首均有章懋、刘宇烈、陈之龙序，卷末皆有丁仕明、赵学仕、郑锜的跋或后序。所不同的是，国会本卷末比内阁本多了刘应举、徐应斗、郭尧濂的3篇跋。日藏各本的序跋，除章懋、刘宇烈、郑锜所作被日后的万历、康熙、嘉庆、光绪兰溪志收录外，其余陈之龙、刘应举、徐应斗、丁仕明、赵学仕、郭尧濂6人所作皆为后世失载，故颇为珍贵。国会本著录所藏为“万历三十七年重刊”，而跋文徐应斗、丁仕明的题署时间分别为“万历庚戌”（万历三十八年〈1610〉）、“万历甲寅”（万历四十二年），因此国会本所藏仍为万历四十二年重刊本，与内阁文库同。

如前所述，正德志流入日本，大致在19世纪初期，说明正德志当时在国内有足本。但到晚清民国，正德志在国内却几乎难见踪影。浙图残本系晚清兰溪学者邓钟玉搜访而得，书上有其题识：“此枫山先生所撰兰溪志也，余于兵后访之二十余年仅见此本。虽残阙不完，愿览者拱璧视之。”此残本后流落于杭州天泰书店，1956年10月被上海古籍书店所购。浙江省文管会得知此事，以该省孤本方志应归该省收藏为由，以90元的价格购回，12月移交浙图珍藏至今，可谓命途多舛。

对读日藏足本与浙图残本，可看出一些不同。除缺卷1、2外，浙图本卷末的郑锜后序亦有缺文。不过，浙图本系邓钟玉搜访而得，卷中有不少抄补的内容。如足本中“进士”“乡贡”“岁贡”等栏，只记载至正德年间。而残本中增补了正德至崇祯年间的中式人物。在页眉、卷后，还偶有邓氏的一些考证性手批，对更正正德志的讹误不无价值。

结合足本中的序跋，可大体明了正德志成书及万历重刊的始末过程。弘治六年（1493），兰溪知县王倬有感兰溪“素称望县而文献不足”，遂组织人马修志，邀乡大儒章懋、郑锜为主纂者。因此前兰溪无县志，纂修者只能摘录郡志中相关内容为基础，同时遣人“分诣各乡，访遗老，询故事”，采摭寺观、祠宇中的壁题石刻，以及故家名族之志传谱集。章、郑二人将搜集到的史料、传说参诸史传及先辈文集加以诠次，“咸以类附其目五十有六”。历经两月，纂成5卷草稿，未及删定，因王倬调任而刊刻中辍。临行前，王倬捐俸资留存官府，以充刊刻经费。然历经18年，此书仍未刊印，王倬所留俸资却被用罄。直到正德五年（1510），兰溪知县许完从章懋处取来原稿，亲自校对增补订讹，并添绘兰溪县图，又捐出俸金，文稿终于付梓。因此志首纂于弘治六年，刊刻于正德五年，故书家有作弘治志，有录正德志，其实均指同一书。

正德志在刊刻后，并未广泛流传，以至数十年后难觅全本。万历三十六年（1608），兰溪新任知县刘宇烈从前任知县新修的万历《兰溪县志》中得知正德志的存在，于是搜罗此书，可惜“故老家十室而得其一”，且所得仅为残篇断简。他曾委托陈之龙搜讨，陈因故逊谢未应。后章懋曾孙章有成听闻此事，亦不忍视先祖手泽日渐湮没，便取家藏旧板召工重新刊刻，史称“不费公帑，不役公”。因旧板字迹多有模糊，章有成稍加订讹正舛。可即将竣工时，却有人告发他私自更改“程侯新志”。所谓“新志”即万历三十四年，知县程子鏊纂、兰溪人徐用检修的县志。幸亏刘宇烈不为谣言所动，以及章有成将重刊本与程志比对，发现并无改窜，谣言才被平息。正德志重刊后，广受时论好评，被比作“商彝周鼎，一洗尘垢，古色夺人”。尽管章有成只是重刊，然还是留下一些修补的蛛丝马迹。如“进士”“乡贡”栏下分别列有“正德丁丑”（正德十二年〈1517〉）、“嘉靖壬午科”（嘉靖元年〈1522〉）条目，这均在正德五年后，明显为章有成所加。因正德五年初刻本已不见，故今日影印本皆以万历重刊本为底本，其文献价值同样弥足珍贵。

二

正德志的内容及文献价值

章懋等人在纂正德志时，并无现成兰溪志可供直接援引，因此只能自己设计，建构一套编纂体例。据《凡例》称，其编纂之法大略仿《大明一统志》及祝穆的《方舆胜览》，“大书以提其纲，分注以详其目”。具体的编纂步骤，大体以宋洪遵绍兴《东阳志》、元赡思至正《续东阳志》为主，并“杂采故老传闻及先辈文集中有及于本县事者益之”。因前后一贯，条理清晰，颇受好评，如王士禛《香祖笔记》就有称其“不失史法”的记载。

全志内容共5卷，分56条目：

如前所述，浙图本缺序跋、目录及卷1、2，万历三十四年（1606）所纂兰溪志基本承袭正德志，但现存万历志卷1《风土类》之《建置沿革》《分野》已亡，《山川》《田土》《民业》以及卷2《官政类》之《设官》《学校》内容多有残缺，而日藏正德志可补其缺憾。此外，万历志多处如《田土》《户口》漫漶不清，若无日藏足本，有关兰溪宋代大中祥符、绍兴年间的主客户人数以及元代至正德间兰溪官田、民田、官屋、民屋等面积则难以知晓，直接影响对这一时段兰溪经济发展的认知。又正德志较早记载了当地的风土物产，对研究明正德以前政治、经济、人文、地理等均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如以青枣制成蜜枣，以浙江兰溪为最早，其品味也以兰溪金丝蜜枣为最优，最早记载见于是志物产目，已有400多年历史。

正德志以洪遵《东阳志》、赡思《东阳续志》为准，而后两书记载了宋元时期婺州的历史、地理与人文，但现已散佚，故正德志在保存稀见文献上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如今人整理的《全宋文》《全宋诗》《全元文》《全元诗》皆从嘉庆、光绪《兰溪县志》搜辑到众多佚诗佚文，如徐畸《徐偃王庙记》、范处义《兴教院记》、杜去轻《时思庵记》、叶谦《明因教院记》等。而嘉庆、光绪志的记载皆承袭正德志。

此外，正德志还有不少佚诗文未被今日别集、总集整理本收入，如卷5有南宋徽州教授陈大章《天津龙王庙记》正文片段：“神姓邵，讳仁安，与弟仁应俱隐于蟠。有巫者何氏虚谈祸福，诳惑人心，神甚恶之。于是荷二大石重万斤，至山之巅，遂折所荷之木，植于地，而枝叶生焉。巫者惊服，人名其树曰虬锡，而神之灵于斯为盛。”卷4有该文铭曰：“至微莫测造化功，至不可必旱与丰。至信可恃惟二公，云行雨施叱咤中。自庙而东水溶漴，奔流数里江相通。自庙而西山茏苁，屹立千丈摩苍穹。生为隐士殁受封，庙食于斯宜无穷。”又有吕祖俭为叶蓁妻胡氏撰墓志，志中载墓铭曰：“欲知其母，仪视诸家庭之有常;欲知其妇，道视诸春秋之致享;欲知其德之识，视诸属纩之遗言。作为斯铭，藏诸幽堂，匪求人知，子子孙孙来拜墓下者，尚克承之。”此二残文皆为《全宋文》失收。

又有两首为《全元诗》《吴师道集》失收的吴师道诗，其一为《城南塔院》：“城南林壑稍宽闲，况有禅栖屋数间。阅世兴衰余白塔，留人俯仰只青山。滩多过艇时时响，竹暗晴云冉冉还。此日胜游谁与共，孤吟想见俯沧湾。”其二为《楞严庵》：“大隐何拘市与山，不须却羡出人间。高情落落风埃表，滞迹区区木石间。”均可说明正德志的保存文献之功。

除保存文献之外，纂修者所体现的谨慎精神也大大提升了此书的文献价值。章懋、郑锜二人皆为名家，对内容的处理甚为谨慎。该志《凡例》称，所收人物“皆以前辈名公所尝评品者而书之”，未及品题的不敢妄取，只“录其所历官位于科目之下”，至于近时人物，亦不敢妄加评品，秉持“公论必百年而后定”的原则。这一精神的确在编纂中得到了体现。如卷5《杂志类》立有“传疑”一目，专列故老相传、记载有歧、尚待考证之说，“诸碑刻所载鬼佛幽怪之事，类多诞妄而世俗流传已久，有不容于不辨者”。又如三河戍的位置，徐安贞、舒元舆是否为兰溪人等众说纷纭，均各说并存，彰显“疑以传疑，信以传信”的态度，较后世编志者在无充分证据下铁定一说来得更为谨慎。

而且，章、郑二人并不因邑人纂志而夸饰地方。如光绪《兰溪县志》卷6《科第表·进士》“崇宁五年丙戌蔡嶷榜”条下有范溶，小字注曰：“本《香溪年谱》补，有传。”按范溶弟范浚为其撰墓志，称“公自蚤岁恳恳嗜读书，入官犹不废。间提笔游举子场，两与宾贡，补太学内舍，虽不第，而学弥笃”。可知范溶并未中进士，则光绪志及所据《香溪年谱》记载有误，正德、万历、康熙、嘉庆志之进士名录皆无范溶名，可证所谓进士说实光绪志之夸饰滥增之举。又如章懋，众多文献都说他中天顺六年（1462）浙江乡试解元，正德志卷3《人物·乡贡》“天顺壬午科”章懋名下，注“第三名”。考天顺六年壬午科浙江乡试，解元为卢楷，章懋为第三名，可证正德志之是。

三

正德志所彰显的理学思想

明代地方修志，一般由知府、知县领衔，但实际纂修者多为地方文士，且参纂者参差不齐，所纂之志水平自然有限。但在纂修的思想理念上，却有着相同的宗旨，即充斥着浓浓的理学思想。章懋、郑锜二人远胜于那些乡曲俚儒，但在采摭、评价当地风俗、人物、诗文的标准上，似乎与他们同轨合辙，亦流露出以儒家道德伦理为准则的倾向。

传统儒家士人格外注重风俗教化，在他们看来，民风淳朴，百姓自然能知习礼义，也就能自觉恪守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秩序。反之，民众群趋商业活动，容易养成欺诈忘义之风，因此对商业活动带来的风气败坏多有訾议，正德志也鲜明体现了这一点。据志卷1描述，当时兰溪商贸繁华，却“居市井者多夸诈，处田里者或粗鄙”，甚至出现“八行莫修，四维不振，女生不育，惧之资装。男壮出分，竞争家产，婚失其礼”的现象。可以想象，志中对当时道德沦丧的记述显然过于夸张。但在儒家士人看来，这一风气与他们所冀望

的“尚厚朴，知礼义”的风俗相去甚远，因此想通过志书的书写，宣扬心目中的儒家精神以实现社会秩序的回归。纂修者还表达了他们对地方官的寄托，希望他们能以德施教，改善当时的社会风俗。

而通过记载地方忠孝节义之人与事，也在于表彰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因为奉行忠孝，恪守节义是践履“理”的表现，只要合乎儒家道德伦理即是所当表彰之人。正德志分列《孝义》《死事》诸篇，记载当地孝悌恭友、执节守义的事迹，并将他们与不孝之人、偷生忍耻者相比，通过痛斥后者“曾犬彘之不若”，衬托前者楷模之意义。又如《列女传》，在刘向原著中包括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等传，“列女”自然作寻常的“妇女”解。而在正德志中，《列女传》直接等同于《烈女传》，大大窄化了前者的意涵。在纂者心中，“女子之行，莫大于节，莫重于孝”。故志中宣称兰溪“夫死不嫁者甚众，弗能悉载也”，记载先儒表彰与朝廷旌表者16人，其目的在于“录之以劝焉”。而有关乡人遗事的入选标准，并不在于内容的奇异曲折，而是是否“皆善可为法而恶则为戒者，庶有补于世教”。

与历史上其他方志一致，正德志也大量收录了本土士人的著述，但其标准也非常明确，必须是“皆有补于世教”。载录描写本地风土、山水、景物之诗文，也要求“有卓乎节行之美而不独能文者”。可以看出，纂修者认为诗文著述其意义不在文采，而是其人需有“节行之美”，其文能够“明乎道者”，辅翼六经，有助于世道教化。对民间的喜佛好道之风，纂修者也站在儒家立场，恪守排佛辟道之态度，称“仙者逆天道而偷生，释氏论缘业以惑愚”。至于县志中仍保留这些佛道传记，其目的并不是表彰他们，而是“以见异端邪说之所当辟也。若彼之徒有能善文词，躬孝行以逃墨而归儒者，因附于此，亦孟子不深绝夷之之意焉”。因此对后世地方士人引以为荣的皇初平、贯休等著名仙僧，也是大力抨击。

在理学人物的归类、排序上，正德志更透露出纂修者的程朱道统观。卷3《人物类·道学》只收录杨与立、张润之、金履祥3人，其原因是他们皆与朱熹有渊源。“船山杨公亲受业考亭之门，而思诚张公、仁山金公皆传考亭之学于北山何子，非朱子之徒与?”可以看出，章懋等人对道学的理解延续了《宋史·道学传》的思路，只将“周、程、朱子与其徒列于道学之传”，其余之理学人物被排斥于道学谱系之外。如对南宋初兰溪大儒范浚，章懋尽管在为范浚文集作序时揄扬他：

独念吾乡圣贤之学，前此未之闻也。而浚其源者，自先生始。继而后者有东莱兄弟丽泽之讲授，又其后何、王、金、许，遂相继以得考亭之统、道学之传。于是为盛，非先生之功而谁功?

从地缘上建构出南宋至元初婺学发展的谱系：范浚→吕祖谦兄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范浚陡然成为婺学的“浚其源者”，理学地位一跃吕祖谦之上，评价不可谓不高。但章懋对范浚的“浚其源者”地位似乎又有所保留，其与金华知府韩焘的信中，就认为范浚道德学问的纯度不及吕祖谦、北山四先生，甚至不如徐侨、杨与立、叶由庚等朱学别传，只能归于汉儒一类，“恐当以儒林目之”。因此在正德志中，范浚被移出《道学传》而列入《儒林传》，原因同样是“其文章、节行与夫施诸政事者，皆足以师表后世”。言下之意，其理学造诣无法与杨、张、金媲美。如以理学发展史而言，章懋的理学观的确狭隘。因此，后来的万历志突破了章懋之观点，将范浚纳入《道学传》且置于卷首，光绪志甚至称范为“婺学开宗”，说明章懋的观点已不能满足兰溪士人建构地方文化传统的诉求，反过来也折射出正德志《道学传》的程朱道统观之浓厚。

四

结语

正德《兰溪县志》为兰溪历史上第一部县志，因此在地方文化史上有其特殊意义。日藏两种正德志虽是万历重刊本，但内容与正德五年初刻本未有多少差异，其卷1、卷2及序跋更为国内浙图藏残本所缺。这些部分保留了正德以前兰溪一地的历史、地理、经济、社会等史料，因此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且，此志出自章懋、郑锜等名家之手，既有章法，体例为后世县志所继承，还渗透了纂修者鲜明的思想关怀。该志体例完整，主旨明确，反映出章懋等人洞悉地方知识，以及深得方志编纂之法。这些特点彰显了正德志重要的文献价值。其实，如将章懋等人纂志过程放置到更广阔的思想空间考察，可以发掘出地方志书写背后所折射出的文化史意义。

正如章懋在序言中所说：“予惟是编之成，岂徒存坟典表先哲，以昭示无穷而已哉?将使后之观民设教者，于是而求其故以尽更化善治之道。”毫无疑问，他的目的并不只是钩沉兰溪一地的历史陈迹，亦非纯粹追求对乡贤的表彰，而在于儒家道德伦理与社会秩序的重建，通过礼乐教化，实现移风易俗的“更化善治”。这一编纂初衷与理念，正是延续了宋代以来地方志书写的理念。宋代地方志所书写的地理环境虽然只固定于一地，但书写者却是从整个“教化礼乐”的规制、想法和表达模式中进行筛过滤与选择的。正德兰溪志自然只记载兰溪一地的风俗、物产、学校、人物，但其中所要表达的理念却已跳出一邑一隅，其视野是着眼于儒家礼乐教化的整个社会角度展开的思考与阐释。一定程度上说，地方志的具体内容记载的虽是“有骨有肉”的地方，但其精神与关注点早已突破“地方”，成为宣扬儒家伦理观念的重要载体。因此，以整体文化史的视野去考察地方志，其所具有的文本意义或许能得到更加深刻的彰显。

作者|金晓刚

来源丨《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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