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蔡元培老校长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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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蔡元培老校长的“气象”

2019年04月21日 12:11:43
来源:凤凰网国学

1916年底,蔡元培来北大担任校长。他是清朝的翰林,后来弃官不做,到德国去留学,通德文,翻译了一些书。用“兼通新旧,融合中西”这个标准说,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吴汝纶所不能比拟的。

辛亥前后,他也奔走革命。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孙中山让位后,蔡元培又担任南京临时参议院的代表,来北京催促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他的政治上的地位,也是很高的。

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社会上无论哪个方面,都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

他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布告,发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

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立了三个原则,以约束自己。这三个原则是: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当时称为“三不主义”。

北京大学校长也是由政府任命,但他认为这是办教育,不是做官。其余两条,都是针对着当时社会上的腐化现象而发的,参看上面所说的辜鸿铭的言论,就可知了。

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只到蔡元培的校长室去过两次。

那时我的弟弟景兰在北京大学预科上学,河南省政府招考留学生,他要往开封去应考,需要一张北京大学的肄业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普通的手续,已经来不及了。我写了一封信,直接跑到校长室。校长室是单独一所房子,设在景山东街校舍的一个旧式院子里。门口也没有传达的人,我就推门进去,房子里中间挂了一个大幔子,我掀开幔子,看见蔡元培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我走上去,他欠了一欠身,问有什么事。我把信交给他,他看了,笑笑说:“好哇,好哇,能够出去看看好哇。”我说:“那就请校长批几个字吧。”他提起笔来就写了两个字:“照发”。我拿着他的批示到文书科,看着他们办好证明书,我拿着证明书就走了。

那时候,章士钊(行严)在北大,给一年级讲逻辑。我去旁听过两次。他原来讲的并不是逻辑,而是中国哲学史——墨经。我有几个问题,写信给章士钊,请他解答。他回我一封信,叫我在某一天晚上到校长办公室等他。我按时到了校长室,他还没有到。我坐在幔子外边等他。又陆陆续续来了些人,像是要开什么会的样子。最后,章士钊到了,他那时候年纪还比较轻,穿的也很讲究,很有一点风神潇洒的样子。他看见我,同我说了几句话,也没有解答问题。我看要开会,就退出来了。

以后我一直没有看见过蔡元培,因为他也不经常露面。一直到1921年,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到美国访问,到了纽约。北大的同学组织了一个随从班子,轮流着陪同他到各地方去。有几天,我们常在一起。

有一天,在旅馆里,每人都拿出一张纸,请他写字。我恰好有一把折扇,也请他写。他给每人都写了几句,各不相同。

又一天晚上,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开会欢迎他,人到的很多。蔡元培一进会场,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了,好像有人在那里指挥一样。

有一个久在北京教育界工作的留学生杨荫榆说:“我在中国教育界多年,还没有看见校长和学生间的关系这样好的。北大的学生向来自命甚高,可是见了老校长,这样地恭敬,我现在真是佩服蔡先生了。”

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

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

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

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本文摘自冯友兰先生自述之《北京大学》,特别感谢中国文化书院江力先生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