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从《华阳国志》看巴蜀地区的农业状况

两晋时期蜀人常璩编撰的《华阳国志》（以下简称《华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史志。这部著作记载了公元4世纪中叶以前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经济、人物、风俗等诸多内容，保存了大量翔实、可靠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华志》所重点记述的巴蜀地区，历来是我国最重要的农业区之一。书中记录了许多关于巴蜀地区农业的资料，因此可以根据这些记载来分析该地区的农业状况。目前学界有少数学者就此进行了研究，如吴国升先生梳理了书中关于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史料，其中部分涉及了巴蜀地区的农业；郭声波先生在其著作《四川历史农业地理》的论述中，也引用了一些《华志》的材料。不过，这些研究者都没有从《华志》的角度出发专门对巴蜀地区的农业进行探讨。因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充分利用《华志》的有关记载，并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探讨先秦秦汉魏晋时期巴蜀地区农业的开发历程与物产状况。

一、巴蜀地区的农业开发历程

《华志》对巴蜀地区农业的记载虽然比较分散零碎，但内容丰富而具体，把这些资料加以整理综合，就能看出巴蜀地区农业开发的大致历程。

（一）先秦时期巴蜀农业的兴起

巴蜀地区的农业起源很早，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早期蜀文化的各个遗址中就已普遍出土了各种用于炊煮谷类食物的陶炊器、容器、食器和用具，以及用于农业的各种石质生产工具。当然，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的农业是粗放的原始农业。

到夏商时期，巴蜀地区已建立了巴国和蜀国。《华志》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於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根据《华志》的记载，在古蜀国、巴国时期，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巴蜀农业开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杜宇教民务农”。《华志·蜀志》在列举蚕丛、柏灌、鱼凫等古蜀王后，云“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按《华志》所说，杜宇之后，开明氏传十二世，至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若平均每世以二十五年计，杜宇的时代约在春秋中期。此段记载说明杜宇为蜀王以后，采取措施进行农业生产的推广普及。广汉三星堆三期后段及第四期出土了大量的石斧、石刀、石杵、锄形器、盘状期、纺轮等农具，还有各种各样的酒具，证明了杜宇时期农业的发展。因此研究者认为，杜宇经营蜀国时，“促进了成都平原旱地农业的发展，完成了向农耕时代的过渡”。

第二件是“开明治水”。《华志·蜀志》载：“（杜宇时）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蜀王本纪》也说：“（杜宇）使鳖灵决玉山，民得陆处。”这就是所谓的“开明治水”，或称“鳖灵治水”。此处的“决玉垒山”，据刘琳先生考证，实际上就是开凿宝瓶口，分引岷江水流入沱江。由此可以看出，大约在杜宇统治后期，蜀地就开始兴建一定规模的水利工程。在成都方池街还发现了开明时期的其它治水工程遗址——卵石堤坝。开明时期兴建水利，不仅使蜀国“民得陆处”，还促进了水田农业的发展。

《华志·蜀志》在记述这两件事后，又云“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说明巴人受到蜀人农业开发的影响。从自然条件来看，蜀地尤其是成都平原最适合定居和农耕，巴地农业发展条件不如蜀地，巴地的经济文化也一直落后于蜀地，直到秦汉时期巴地山岭谷间的部落仍有许多以射猎为生。巴人入川之后，正值“杜宇教民务农”，故巴人也“化其教而力务农”，从蜀人那里学习黍、粟等作物的种植，以补充渔猎畜牧之不足。巴人有诗：“川崖惟平，其稼多黍。……野惟阜丘，彼稷多有。”这首诗就是对巴人从事旱地农业生产的写照。

从“杜宇教民务农”、“开明治水”，再到“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巴蜀地区进行较大规模农业开发，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战国末期，司马错论伐蜀时说：“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秦并巴蜀后不久，“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船舶万艘，米六百万解，浮江伐楚。”如果巴蜀地区没有良好的农业基础，在短时间之内要筹集如此多的粮食，显然是不可能的。

（二）秦汉时期巴蜀农业的发展

公元前316年，秦兼并巴、蜀，开始了对巴蜀地区的经营。为了加强对巴蜀的控制和开发，秦很快向巴蜀地区大规模移民。《华志·蜀志》记载：“周赧王元年（前314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若以每家五口计，这次的移民就有五万人。秦在巴蜀地区的统治得到巩固以后，仍继续向巴蜀移民。《华志·蜀志》记载，临邛县“本有邛民，始皇徙上郡实之”，说明秦迁徙上郡民户于巴蜀。秦还经常将六国的宗室、豪强以及罪人迁徙或流放到巴蜀。进入汉代后，汉政府继续组织向巴蜀地区移民。除了政府组织的移民外，由于巴蜀地区经济的发展，汉代自发迁入巴蜀地区的移民日益增多。中原大量人口的大批涌入，不仅为开发巴蜀地区增加了大量劳动力，还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极大地提高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水平。

铁器的使用，代表着当时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中原地区在战国晚期就已普遍使用了铁农具和牛耕。秦统治巴蜀以后，在蜀地“置盐、铁、市官并长、丞”，巴蜀地区逐渐由青铜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汉承秦制，在成都、临邛、南安、武阳等地设铁官，巴蜀地区的冶铁业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铁农具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四川木里考古出土的铁铧等农耕工具，则说明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已使用牛进行农耕。

秦汉时期农业生产力进步的另一表现是农田水利工程的大规模修建。秦并巴蜀后不久，修建了一系列水利工程，开垦了大面积的农田。其中，工程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高的当属都江堰。《华志·蜀志》记载，蜀守李冰“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又灌溉三郡，开稻田”，使得川西平原“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谨，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除都江堰外，据《华志》记载，李冰还疏导了文井江、白木江、洛水和绵水等，使这一带“皆灌溉稻田，膏润稼穑”，“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汉代继续在巴蜀地区进行水利建设，开垦农田。《华志》载：“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渝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这就进一步完善了都江堰工程，在成都平原及龙门山前冲积扇形成了大面积的水稻种植区。

随着中原移民的迁入、铁农具的普及、牛耕的使用，加上水利的建设和农田的开垦，从秦兼并巴蜀到东汉的五百余年间，巴蜀地区的农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平原浅丘地带实现了从粗放型向精耕型的飞跃。巴蜀地区特别是川西平原的农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华志·蜀志》说“绵与雒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刘琳推算大约相当于今亩产780斤至1160斤，粮食产量已比较高。蜀地成为当时非常富饶的地方，以致常璩说“汉家食货，以为称首”。由于秦汉时期巴蜀农业的发展，巴蜀地区为秦汉王朝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在秦统一六国时，巴蜀多次提供军粮；在楚汉战争中，“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西汉时，政府曾调集巴蜀粮食为关中、山东救灾。这些都说明了当时巴蜀地区的农业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魏晋时期巴蜀农业的衰落

刘备入蜀时，巴蜀农业正处于鼎盛阶段。公元211年，刘璋以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缯絮锦帛，资助刘备。后来，刘备进围成都数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足支一年，可见当时蜀中粮食之丰裕。诸葛亮时代，采取了许多发展农业的措施。比如，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唯劝农业，无夺其时”；要求各级官吏重视农业，减轻赋税，“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实行军屯，分兵屯田，利用空闲时间“休士劝农”。蜀汉政府还重视水利建设，在郊柏河上修筑了九里长堤，设置堰官，征发1200人保护和维修都江堰。尽管连年征战，但此时巴蜀地区农业的元气尚未大伤。

然而，到了蜀汉政权的后期，由于数十年的以攻为守和僵持对垒，巴蜀地区的人力物力逐渐被淘空。孙吴使者自蜀还，评论蜀政得失时说到“经其野民皆菜色”，巴蜀农业衰落的迹象已显露出来。

西晋末年，巴蜀地区爆发流民大起义。是时，“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城邑皆空”。此种坚壁清野的战争状况持续了多年，严重影响了巴蜀的农业耕作，造成了耕地荒芜，人口流散。四川盆地出现了“山险之地多空”，“城邑皆空，野无烟火”的局面，农业的萎缩已达到了极点。成汉政权时，有少数统治者能注意发展生产，如李雄“宽和政役”，使得“民多富实”。但这样的状况只是昙花一现，由于统治不稳，征战不断，巴蜀地区的农业还是受到了极大影响。因此，常璩在《华志·序志》中说：“李氏据蜀，兵连战结，三州倾坠，生民歼尽。府庭化为狐狸之窟，城郭蔚为熊罴之宿，宅游雉鹿，田栖虎豹，平原鲜麦黍之苗，千里蔑鸡狗之响，丘城芜邑，莫有名者。嗟乎三州，近为荒裔，桑梓之域，旷为长野。”“平原鲜麦黍之苗，千里蔑鸡狗之响”，“桑梓之域，旷为长野”，此话虽有所夸张，但也说明成汉时期巴蜀地区的农业生产比较凋敝，大不如前。

通过《华志》的记载并结合其他材料可以看出，公元4世纪中叶以前巴蜀地区的农业开发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历程。先秦时期，古蜀国、巴国进行较大规模农业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是巴蜀农业的兴起阶段。秦汉时期，随着中原移民的迁入、铁农具的普及、牛耕的使用，加上水利的建设和农田，巴蜀地区的农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巴蜀农业的发展繁荣阶段。魏晋时期，诸葛亮时代巴蜀地区农业的元气尚未大伤，但从蜀汉后期到成汉政权，由于战乱不断，巴蜀农业萎缩严重，这是巴蜀农业的衰落阶段。

二、巴蜀地区的农业物产资源

巴蜀地区自然条件复杂，农业物产资源丰富多样，《华志》对各地的粮食、蔬菜、果木、桑蚕等重要物产多有记载。故下文根据《华志》的记载并结合相关材料，对巴蜀地区主要的一些农业物产资源的情况进行简述。

（一）水稻

水稻是巴蜀地区的一种主要粮食作物。据研究者推测，巴蜀种稻的历史大约可以上溯到新时期时代中期。秦汉以来，随着一系列水利工程的修建和大面积水田的开垦，四川盆地的水稻种植逐渐发展起来。李冰组织修筑都江堰，“又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他还疏导了文井江、白木江、洛水和绵水等，使这一带“皆灌溉稻田，膏润稼穑”。西汉文翁为蜀守时，“穿渝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可见，蜀地开垦了大量的稻田，水稻种植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大量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汉代巴蜀水稻生产的发展，如在四川各地的汉墓中发现了许多水田模型、粮仓模型以及不少反映农田耕作的画像砖。

汉晋时期巴蜀地区的水稻种植范围较大，产量也较高。《华志》记载了蜀地许多著名的产稻郡县，如繁县、广都县、江原县、绵竹县、什邡县、广汉县、?县等。巴地也有部分地方种植水稻，如江州县“县北有稻田，出御米”。当然，相对于成都平原是水稻种植最集中的地区而言，巴地多山区，水田种稻的面积要小很多。成都平原水稻的产量在汉晋时就已很高，《华志》云“绵与雒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刘琳推算大约相当于今亩产780斤至1160斤。这些资料说明，巴蜀地区在汉晋及之前就是我国非常重要、非常发达的稻作区。

（二）黍、粟、芋

黍和粟是巴蜀最古老的旱地粮食作物，其历史大约可以上溯到新时期时代。与杜宇蜀国有关的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曾发现许多禾本科植物茎叶印痕，估计大多是黍或粟的形象。《华志·巴志》收录了一首巴地古老的诗歌：“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可见，巴人也种植黍、粟（稷）。川东一带的板蛮、廪君蛮，就以善酿清酒（黍酒）而闻名。此外，巴蜀地区还种麦，如汶山郡“土地刚卤，不宜五谷，惟种麦”。据《华志》记载，巴西、梓潼、广汉、犍为等郡“多山田”，这些山田主要就是用来种植旱地作物。由于巴蜀地区有极为广阔的丘陵山区，所以黍、粟、麦等旱地作物的耕种范围很广。

芋是一种可以救饥馑、度灾荒的杂粮，在巴蜀地区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秦时卓氏迁蜀，听说“汶山（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遂自愿远徙临邛。颜师古注：“蹲鸱谓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粮，故无饥年。”成都、彭县出土有“种芋”、“采芋”的画像砖石，生动地反映了汉代成都平原水芋种植的情形。《华志·蜀志》记载，汶山郡都安县“有大芋如蹲鸱也”。魏晋时期芋已成为巴蜀地区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故《齐民要术》引《广志》曰“蜀汉既繁芋，民以为资”。入唐以后，芋的种植范围从盆西地区扩大到整个四川盆地。但在宋之后，随着冬小麦的推广，芋在巴蜀地区的种植逐渐由盛而衰。

（三）蒟、柑橘、荔枝

《华志》记巴地：“其有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蒟、香茗、给客橙、葵。”《华志》称蜀地：“其山林泽渔，园圃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可见，巴蜀地区的果木种类十分丰富。

古时的蒟，现在基本趋向一致的看法是指胡椒科胡椒属的扶留藤。蒟在巴蜀地区有较为广泛的分布，《华志》记载，巴、汉中以及犍为郡、江阳郡等地都出产蒟。古人将蒟和盐、蜜渍以为酱而食之，味辛香，这就是著名的“蒟酱”。汉武帝之前巴蜀的蒟酱就已外销，如武帝时唐蒙在南越就吃到了从蜀地运过去的蒟酱。唐宋时期巴蜀多地都种蒟，但明清以后蒟酱逐渐从川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

柑橘是巴蜀地区最常见的一类水果。据《华志》记载，汉代在巴东郡的鱼复、朐忍以及犍为郡的南安都设有橘官，以管理柑橘生产。《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蜀、汉、江陵千树桔”，“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左思《蜀都赋》也说蜀地“户有橘柚之园”。这些记载说明，汉晋时期巴蜀地区柑橘栽种范围较广，产量也比较大。给客橙是巴蜀柑橘中较为有名的一种，又名卢桔、金桔。《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郭璞曰：“今蜀中有给客橙，似桔而非，若柚而芬香，冬夏华实相继，或如弹丸，或如拳，即卢桔也。”《华志》记载，巴地、江阳郡都出产给客橙。至今，四川地区仍广泛地栽种柑橘。

荔枝是巴蜀水果中的珍品，主要分布在热量丰富的长江河谷地带。据蓝勇先生考证，巴蜀的荔枝应是秦汉时由五尺道和南夷道从南越传来的。《华志》记载，犍为郡的道县、江阳郡和巴地都出产荔枝，江州县还有官办的荔枝园。可见，汉晋时期荔枝主要分布于巴蜀地区的南部和东部，最重要的产地是今宜宾、泸州和重庆。晋代左思《蜀都赋》曰“旁挺龙目，侧生荔枝，布绿叶之萎篓，结朱实之离离”，就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巴蜀荔枝栽种的情形。唐代由于气候变暖，荔枝的分布范围变得更广。南宋以后巴蜀荔枝由盛传衰，分布和质量都不及以前。

（四）茶

我国茶业起源于古代的巴蜀。有研究者认为，早在西周时巴蜀已有人工栽培的茶树。据《华志》记载，古巴国“园有芳、香茗”，并向武王纳贡。茗，即茶芽。郭璞《尔雅》注云：早取为“茶”，晚取者为“茗”。香茗是一种优质的名茶。这可能是关于我国茶树栽种及饮茶的最早记载。到了西汉，巴蜀的茶业逐渐发展，一些名茶相继问世，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皆好饮茶，巴蜀地区成为了我国茶叶生产、饮用和茶业的中心。

汉晋时期，巴蜀地区种茶的范围很广，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茶质也很好。据《华志》记载，巴地产茶且纳贡；涪陵郡“惟出茶、丹、漆、蜜、蜡”；什邡县“山出好茶”；南安、武阳“皆出名茶”。到唐宋，巴蜀的茶业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

（五）麻布、蚕丝

据《华志》记载，巴有桑、蚕、麻、苎、黄润等物产，蜀地也有锦、桑、麻、苎之饶，说明巴蜀地区盛产麻布、蚕丝等纺织品。巴蜀的麻类作物，分大麻和麻两种，即《华志》中的“麻”和“苎”，两者皆可以用来织布。其中，“黄润”是汉晋时巴蜀特产的一种细麻布，亦称“蜀布”。《华志》记蜀郡江原县“安汉、上下朱邑出好麻、黄润细布，有羌筒盛”。这种布以牡麻纤维织成，轻细柔软，可卷入竹筒中，故又称“筒中布”。司马相如《凡将篇》云“黄润纤美宜制禅”，扬雄《蜀都赋》称“?中黄润，一端数金”，足见此布精美细薄，价格昂贵。黄润细布还远销国外，张骞在大夏所见到的“蜀布”就是由商人从“蜀身毒道”输入的。

巴蜀地区蚕丝生产的时间很早，至迟在战国时就已发展起来。《华志》记载，秦惠王时司马错建议伐蜀，理由是“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说明此时蜀国已能生产锦、帛等蚕丝制品。所以张仪、张若在灭蜀之后，即在成都夷里桥设立锦官，管理织锦。汉晋时期，巴蜀的蚕丝业继续稳定发展，在很多地方都养殖桑蚕，发展纺织。左思《蜀都赋》称蜀地“桑梓接连”，《华志》还提到巴地的垫江县、巴西郡等产桑蚕。除了成都外，垫江、宕渠、阆中、安汉、充国、宣汉、汉昌、汉安等地的丝织品质量也较好。当时的蜀锦闻名天下，作为贡品进贡朝廷，亦行销全国各地。

三、余论

《华阳国志》记载了许多关于农业的资料，通过这些资料能了解汉晋时期巴蜀甚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农业开发历程和物产资源状况。当然，该书对农业开发和物产的记载比较零散、简略，甚至存在一些缺漏的地方，以及个别偏颇的看法。例如，常璩评价成汉时期农业状况时说“平原鲜麦黍之苗，千里蔑鸡狗之响”，“桑梓之域，旷为长野”，显然对巴蜀农业的凋敝状况极为夸大，这可能和常璩提倡“大一统”，反对李氏地方割据的态度有关。因此，研究者在利用这些资料时应慎重对待，注意甄别，并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相互印证，才能更真实地还原历史。

作者简介：张勇，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

文//来自于《农业考古》2014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