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黄道周的生平与思想（节录）

黄道周的学术倾向

黄宗羲作《明儒学案》，把黄道周列入《诸儒学案》，对黄道周的学术渊源与倾向未作判断。清人有谓“宗周以诚意为主而归功于慎独，能阐王守仁之绪言而救其流弊；道周以致知为宗而止宿于至善，确守朱熹之道脉而独溯宗传”，这是认为刘宗周学术入手处为王学，而以黄道周为守朱学之传。刘宗周曾受王阳明较大影响，虽其晚年批评阳明，但的确对王学有继承有救正。黄道周在朱子与陆王之间，更多倾向于朱子容肇祖说：“黄道周出自南闽，所受朱熹的遗风余泽，感化不少。”但他的学术与朱子和明代的朱子学仍有较大差别，他对陆王学派的态度也与明代的朱子学家们有很大的不同。

（一）论北宋五子

黄道周对北宋五子各有评判，他说：

有宋诸儒初皆泛滥内典，于性命上事看不分明。《易》称继善成性，《学》《庸》止善明善，孟夫子直接思曾，更无半语差错。濂溪（周敦颐）便说性上有刚善柔善、刚恶柔恶，此皆错认二五以为太极，错认气质以为天性也。伯淳（程颢）原本濂溪，便说有气质之性、义理之性，与孔孟何其异旨！张横渠（载）聪明在诸贤之上，又说“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不知虚气更是何物？如此等议论，岂可令孔孟见之乎？

从这篇文章的题目来看，“儒脉”应当是和道统有关的讨论。黄道周虽然充分肯定周、张、二程的学行，但他认为在有关“性命”的根本问题上，北宋几位巨子都偏离了孔孟思想原始儒家的基本立场。这样一来，他对北宋数子在道统中的地位的看法就和宋明理学的道统论相去甚远了。他以“性命论”为理论的核心，反对“气质论”，与明代中后期注重“气”、主张气质之性即是义理之性的观点有很大差别。

在北宋五子中，黄道周惟推崇邵雍之学，这显然与他自己对象数之学的偏爱有关。黄道周的学生曾经问他康节（邵雍）与濂溪（周敦颐）比较如何，他说：“二公德行皆造，论其所学，濂溪安可比尧夫？尧夫自云‘卷舒万古兴亡手，出入几重云水身’，此处止可尧夫到得。与（濂溪）对潘兴嗣论何啻千里！”又说：“二程止见得濂溪田地，不到尧夫田地也。”邵尧夫以数推运，这与黄道周“自少学《易》，以天道为准，而考人事治乱”的方向一致。黄道周在北宋五子中独推崇邵雍，贬低周敦颐、二程，这也可以看出他的象数易学的立场。

（二）论朱陆

黄道周的门人洪思曾说“黄子善朱子”，这大概是不错的，他的说法应当有根据。洪思又说：“黄子之学大则周孔，小则伊孟，亦不尽宗考亭。往在浙江讲堂时，与诸生复说《易象》《诗》《书》《春秋》《礼》《乐》新故异同之致，不能不与元晦抵牾。”朱子字符晦，号考亭，洪思这里所说，是指崇祯十五年事，是年黄道周出狱之后，取道浙江，在大涤停留时，曾与诸生讲论朱陆异同。黄道周在这次讲学中还写了《朱陆刊疑》。

据《朱陆刊疑》所录，黄道周认为朱陆两家之辨起于无极之辨，“两家辩论不自鹅湖而始，却是陆子美开端，明刺濂溪不是，晦翁尊崇濂溪，见子美诋濂溪无极太极为老氏之学，遂生异同。其后子寿、子静原本伯兄，与晦翁格物致知之说争源分流，学者从之，遂分径路。”黄道周误以无极太极之辨在鹅湖之辨以前，黄宗羲已指出其差误。黄道周认为陆氏之学源于孟子，本有其道理，但陆氏公开指责朱子，使朱子不能接受；而朱子批评陆氏兄弟，指责他们浅狭邪诐，陆氏也不能接受。他还指出，陆子静（陆九渊）以体贴爱敬为主，以知爱敬为致知，以格爱敬为致物，这些思想并不错，所以不能说陆学是禅。黄道周这些对陆学的分辨，应即是他所说的“稍稍与子静开涤”。他又认为：“晦翁之格致，子静之良知，皆有瑕亹，亦皆不远于圣门之学。……用子静以救晦翁，用晦翁以剂子静，使子静不失于高明，晦翁不滞于沉潜，虽思孟复生，何间之有？朱士美云：此莫近于调停否？某云：天下事惟邪正两家调停不得，既是一家，何必苦自同异？”这个说法，主张朱陆应当相互补充，各去短集长，与元明两代流行的朱陆互补之说一致，但与下面提到的朱子之学百世无弊的提法略略有异。照这里所说，正如陆学可能失于高明，朱子学亦可能滞于沉潜。也就是说，朱子学的弊病有可能是由于过分沈潜而达不到高明。朱子在元明时代，以朱陆为一家者，多出于陆王之学，黄道周偏主朱子，但也倡言调停，算是比较特别。

黄道周《大涤书院三记》载：

两日，诸友先后间至，剖析鹅鹿疑义，稍稍与子静开涤，诸友亦欣然无异。渐复泛滥《易》《诗》《书》《礼》《乐》新故异同之致，不能不与元晦抵牾。然而元晦醇邃矣。繇子静之言，简确直捷，可以省诸探索之苦，然而弊也易。繇仆之言，静观微悟，可以开物成务，然而弊也支。繇元晦之言，拾级循墙，可至堂室，高者不造顶无归，深者不眩崖惊坠。由其道百世无弊，则必元晦也。

朱陆之辨是元明时代思想讨论的重要课题。照黄道周这里所说，他认为陆象山的学问简易直捷，但有好易之弊，也就是好走快捷方式；他自己的学问能开物成务（当指其推步的历史学），但比较支离繁琐；只有朱子的学问循序渐进，百世无弊。所以，根据《大涤书院三记》的说法，黄道周认为，比较起来，还是朱子的学说弊病最少。他承认，在有关《易》《诗》《书》《礼》《乐》等经典的具体解释上，他可能与朱子有所不同，但朱子的思想整体上说既纯粹又深邃，是不可及的。本来宋元以来学者批评朱子学都是说朱学有“支离”之弊，而黄道周却把“支离”当作他自己学问的弊病，不以“支离”评论朱子，可见他对朱陆的调和及其对朱子的推崇都有他自己的看法。 

（三）论王学

黄道周生活在晚明，自然不可避免地与阳明学有所交涉。他对王阳明思想也提出了独特的看法。据洪思说，黄道周本“不善文成（王阳明）良知之说”，后在榕坛作《平和文成碑》，论及阳明学术，又因学者之问而作《书文成碑后》，至崇祯八年，又作《王文成公集序》。按榕坛之兴在崇祯七年夏，据郑玟说，崇祯七年黄道周作阳明祠碑于榕坛，可知黄道周在此一二年中比较集中地讨论到阳明学。

黄道周在《王文成公集序》中说：“明兴，有王文成者出，文成出而明绝学、排俗说、平乱贼、驱鸟兽。大者岁月，小者顷刻，笔致手脱，天地廓然，若仁者之无敌。自伊尹以来，乘昌运、奉显绩，未有盛于文成者也。”他更指出：

善哉，施四明（忠介）先生之言曰：天下病虚，救之以实；天下病实，救之以虚，晦翁当五季之后，禅喜繁兴，豪杰皆溺于异说，故宗程氏之学，穷理居敬，以使人知所持循。文成当宋人之后，辞章训诂，汩没人心，虽贤者犹安于帖括，故明陆氏之学，易简觉悟，以使人知所返本。

在这里他对阳明学说的主流还是肯定的，认为阳明学是针对一定时代的弊病而出现的，对一种学术的肯定与否不能只看其理论所讲，而要视其是否救正当时社会文化的病症。

其王文成公碑文说：

文成之初涉江，从武夷出龙场，樵苏自给，蛇豕与居。召仆自誓，此时即得山城斗大南面鸣琴其中，岂下于中都之宰。然文成廓然不以此贰念，独于文字散落之余，豁然神悟，以为声华刊落，灵晃自出。今其学被于天下，高者嗣鹅湖，卑者溷鹿苑，天下争辩，又四五十年，要于文成原本所以得此，未之或知也。

这是认为王阳明学问的根源在于龙场处困中动心忍性的锻炼，他对真理的觉悟是来自在没有书籍典籍的环境下，反本就实，澄心默坐，良知于是豁显，他认为晚明有关阳明学的争论都没有探及阳明学说所以提出的本源。

针对学生关于阳明学所以得之的根源的询问，黄道周在《书王文成公碑后》写道：

诸生因问：“文成良知之说著于海两，如何说所以得此未之或知？”某云：“文成自家说从践履来，世儒都说从妙悟来，所以差了。”唐生问：“如何是践履来？”某云：“伊历过许多汤火，岂世儒口耳所就？……”

文成碑及书碑后两文皆作于崇祯七年甲戌，集序作于八年乙亥（据集序洪思按语）。把碑文和书碑后两文联系起来看，黄道周针对王门后学谈玄说悟而轻视践履的流弊，明确主张阳明学不是从神妙之悟得来，而是从艰难践履中得来，不过，这里所说的“文字散落”是指龙场的特殊环境，以龙场之悟作为例子只是强调践履的重要，并不是要人摒弃一切文字。洪思说：“黄子学善朱子，素不喜文成良知之说者，一日在榕坛作平和碑，谓文成‘独于文字散落之余，豁然神悟，今其学被于天下，高者嗣于鹅湖，卑者溷于鹿苑。天下争辩又四五十年矣，然于文成所以得此，未或知也’。门人因问：‘文成良知之说著于海内，今谓其所以得此未之或知，何也？’黄子曰：‘文成自说从践履来，世儒皆说从妙悟来，所以差耳。’”洪思所说的就是这一过程。洪思作为黄道周的门人，他说道周“素不喜文成良知之说”，应当是有根据的，但黄道周不是采取激烈批评阳明学的态度，而是一方面推崇阳明的事功，一方面强调阳明学的根本精神是践履，而不是妙悟。这种批评的立扬与当时的朱学不同，其批评所指也是针对王学的主悟派，而不是阳明学的全体。

黄道周对阳明后学的批评集中于王龙溪和李贽，这和晚明思想界对阳明后学的尖锐批评是一致的。这表明晚明社会的乱象和危机引发的对稀释道德性的王门后学的道德批评与学术批评，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成为儒学精英的共识。强调道德性，强化道德与情欲的冲突也重新成为儒学精英的主旋律。据洪思在《冰天小草自序》的按语中说：

时天下将乱，王畿、李贽之言满天下，世之治制举义者不归王则归李。归王之言多幻，归李之言多荡，凡不则不洁之言皆形于文章。子忧之，谓谢焜曰：“为王汝中、李宏甫则乱天下无疑矣。吾将救之以六经。”辛未四、五月乃伏枕为之（指作冰天小草自序），皆自意向以自道其怀，与世之为制举义者异。倪文正公见之喜甚，为之论列示海内，大江左右为之一变，士之以六经为文章，盖自冰天小草始也。

洪思这里所说“归王之言多幻，归李之言多荡”以及王李之言必乱天下等，都是黄道周的话，见《谢光彝制义序》。幻是指妙悟玄虚，荡是指放荡情欲，明末正统派学者多用不同的语言来批评这两种思想傾向，如刘宗周着力批评龙溪与近溪，批评龙溪放任玄虚，批评近溪搀杂情欲，其锋芒所指，与黄道周是一致的。近溪属泰州学派，而李贽一般也被认为属泰州学派，所以对龙溪学派和泰州学派的批评是明末大思想家的共识。他还说：“天下人各有心眼，哪个不知龙溪、温陵说吃不得。至如罗近溪、周海门近来诸公，引人人悟，初亦不离仁义礼乐，只要自家卓尔高坚，虽造屡空，不坠空界。”刘宗周晚年批评阳明学，黄道周不喜阳明学，以及他们对龙溪、泰州的强烈批判所表达的对虚无主义和情欲主义的抵制，都与他们自己在政治活动中坚持道义风节的原则性立场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还有，黄道周提出以六经来矫正王门后学和当时的文章之学，显出明末经学转向的现实指向，故黄道周的弟子把他作为明清之际“以六经为文章”运动的创始者。

从为学的立场上说，黄道周与王学不同，特别重视“学问”，他认为“知性知天”必由学问，“致知”不是自我冥想，“致知只是学耳”。他针对王门后学指出，当时世人“皆尊自然而下穷理”是不对的，圣人之学必须从好学中来，从多闻多识中来。他还强调“格物从克己处入手”，在这些问题上他的观点更多与朱子学相近。

作者|陈来

来源丨《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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