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五四可能是中国人贡献给世界文明的一个节日

【导读】公羊家们以为历史演变有三个阶段：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不同时期的人对事件的表述不一样，甚至同一时期的人对事件的表述也不一样，五四也经历了这三个阶段有余，或者还有“所想当然世”。那么，不同时期如何评价五四？五四的精神究竟是什么？著名学者余世存认为，五四是一个分水岭，在时间属性上属于三十而立的年轻人，五四是一个成年礼的日子，可能是中国人贡献给世界文明的一个节日。

五四运动已经百年。按世代的划分，百年已是三世有余。公羊家们以为历史演变有三个阶段：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同一历史事件，对有些历史人物来说属于所见世，对有些人来说属于所闻世，对有些人来说属于所传闻世。不仅这不同时期的人对事件的表述不一样，甚至同一时期的人对事件的表述也不一样，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五四也经历了这三个阶段有余。各阶段对五四的了解和理解并不一样，比如“所见世”者胡适以为五四的影响无远弗届，但三年后的北大招生考试时就有年轻人问胡适：“五四运动是个什么东西？是哪一年的事？”胡适为此大吃一惊，十几个考生不知“五四”为何物，这才明白“所见异辞”。而同时的冯友兰先生在家乡虽然响应了五四，本人却在漫长的时代变迁和读写生活中补足了五四之偏，尤其是他晚年回归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以“仇必和而解”来完成了五四之后的合题，是我们社会重大而多为人忽视的思想资源。

到了“所闻世”，比如费孝通、季羡林、钱钟书以及稍后的余英时等一两代人，对五四的理解同样千差万别。二三十年前，我曾经亲闻季羡林先生讲五四精神，当季先生斩钉截铁地说五四精神是爱国时，一起听讲座的年轻人中有人表现得很不耐烦，还有人说，那德先生、赛先生呢？而费孝通、钱钟书等人不约而同地回答了五四的问题，他们各自的十六字箴言，费氏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钱氏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都是五四精神演进的必然结果。

到了“所传闻世”，上世纪80年代参与中国改开时代文化热的人们，对五四的理解仍然多样，比如五四与传统的关系，五四跟西化的关系，等等，见仁见智。但一般人理解的五四是一场惊天动地的运动，其时一发生影响即迅速传布全国各地；一般人还以为五四是中国史的断裂，五四意味着个性解放，五四拉开了“赳赳民国”等民国范儿的序幕。人们甚至以为，自五四开始，人们的心智、眼光多是每况愈下，以至于人们感叹，当代人在开放、学识上远不如五四先贤，远不如民国先贤，孙儿辈远不如其爷爷奶奶们。

这三个阶段，在人们的误读中几乎呈现出所见、所闻、所传闻的本质差异，即三者眼里的五四分别具有太平世、升平世、据乱世的特征。是的，在当代“所传闻”者们的眼里，五四时期是国人大有作为的时期，是青年人朝气勃发的时期；但在“所见世”者如胡适、冯友兰们眼里，五四时期是混乱的，是需要他们破门、呐喊、奋斗的。

 五四仍在演变。只要历史在推进，我们对五四的认知就会不断地丰富，并还五四以应有的公正。只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缺乏足够的动力和条件去研究五四，他们对五四的理解也就极容易流于想当然。因此，如果说在公羊家三阶段后还有什么阶段，那就是五四或一切历史运动注定要经历一个“所想当然世”。在“想当然”的时代，人们对五四几乎无了解即可下判词。比如当代的一些儒学“国师”们对五四的谩骂，比如一般人把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钱穆、陈寅恪、马一浮等人都划入五四知识人的代表，等等，都算是一种想当然。

“所想当然世”是一种悬置五四将其符号化的阶段，五四不再是所见者、所闻者、所传闻者那样鲜活的，而是成为几种类型符号，那些归顺于某一解释权下的人就领受某一种类型符号。显然，想当然者多是泡沫，只是在争夺解释权时可以夺人耳目，误人心智。

不过，在我的观察里，“所传闻世”者和“所想当然世”者仍有极重大的历史消息。前者中，阿城、朱大可、易华、张远山、吕宇斐等人可算代表，他们跨界的写作，使得专业者一时难以置喙，但他们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有极宏大的视野，他们承担了五四未完成的任务或历史命题：“整理国故”和“安顿中国”，不少研究可圈可点，如阿城、张远山的作品，几乎是填补空白的工作，张远山与中国玉器时代的关系几乎就是法国人商博良与埃及学的关系。在读书界和知识界还囿于专业之见不轻易涉足中国文化的来源和早期史时，在人们仍把王国维等人奉为不可逾越的典范时，“所传闻世”者已经各自独立地从事“中华文明的探源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并各自独立地生发出“一个人的文艺复兴”（朱大可先生语）。

自然，“所传闻世”者的工作不仅是个人的兴趣，也有历史展开的必然。如果我们记得“所见世”者冯友兰先生晚年的一些判断和提示：20世纪上半叶的工作是发现西方文化有何可借鉴之处，下半叶的工作是发现中国文化有何可传承之处，“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我们就能理解，五四的任务一直在展开。至于“所见世”者中的另一位大师钱穆，大半生对鲁迅、胡适意气难平，到晚年却承认鲁迅们是儒家的再现，这一事实既表明儒家知识人对自家“孽子”的接纳，也表明五四之于中国文化的正当归队。由此可知，五四以来的知识人必然会注意到五四的短板，会填补五四的空白，会把五四纳进中国文化的秩序，以五四的精神来丰富中国文化，来整理、发现、激活中国文化，使之参赞现代社会。

因此，五四的精神仍是一个试金石。对我们寻常人来说，五四是一个分水岭。乾隆和华盛顿两人同时代，在一般人看来，华盛顿是现代人，跟我们很近；而乾隆是古人，离我们很远。其原因即在五四。惠特曼、拜伦等人的时代比黄遵宪等人还要早，但在一般人看来，惠特曼、拜伦是现代人，跟我们很近；而黄遵宪离我们较远。其原因即在五四。

这个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爱国？民主？科学？唯唯否否，然不尽然。作为试金石的五四精神在于对个体存在价值的高扬，五四精神在最深刻的层面链接了古典文明的要义，这跟各大文明传统有异。各大古典文明在发展中形成了强化自性的传统，使得传统文明需要个体献祭来证明它自己；但古典文明对个体有着最高的关怀、定义和礼赞：认识你自己，不经反思（批判）的生活不值得过，天地之大德曰生，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自由、平等和博爱，等等，正是五四和人类现代性的当然追求和正当表现。

至于“想当然世”的人们，对五四以来争论的中西、体用等重大命题不再有兴趣，对当代有关五四的情绪性、学术性乃至政治性的争论也不再有兴趣。他们中最纯良的态度在于把五四、中国和全人类的文明历史当作自家有益的资源。“所传闻世”的人们还在为五四争夺解释权、争夺话语权，一定要在五四与传统、中国与西方之间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想当然世”的年轻一代人还给五四真正的公正：它跟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阶段、过程并无什么两样。

是的，“天地消息，犹有四时，况于人乎？”对人类来说，个体或群体视为生死的价值观在天地或历史的演进里有沉有浮，重要的在于对天地或民胞物与本身的庄严利乐。在这个意义上，“所想当然世”者对五四的态度，正可以魏晋时期长者跟后生的一段对话来说明——《世说新语·文学》记载：“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据说名闻天下、一生纠缠于老庄与圣教是非的王衍，听了年轻人的回答感叹不已，相比之下，我的老师、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以及其他时流、学贤们，他们囿于革命史观，在识见或省思上就远不如王衍们。这一重大消息也有近现代的例证，那就是马克思发现的：历史本身的进程把生活的陈腐形式变成喜剧的对象，人类将含着微笑和自己的过去告别。

很多人仍有疑惑，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胡适以来的谬托知己者都想做一解释。胡适很早就做了界定，“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以叫做‘评判的态度’。”所谓“评判的态度”，就是今天通用的“批判精神”（critical spirit）。后来的革命党人则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五四的最后归宿：“最彻底的科学、民主、自由、个性解放。”当代的一些知识人则把五四当作“反传统”、“离家出走”等等的同义词。在我看来，对五四精神表达得最为精准的，莫过于陈寅恪先生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莫过于毛泽东的名言：“万类霜天竞自由。”

通过上述介绍可知，五四这一深刻的片面或片面的深刻，在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所想当然世的演进里，终于在我们当代完成了合题，即自由、独立跟责任相统一，才是检验子民与成年文明个体的试金石。

意味深长的是，在我的研究里，五四在年周期时间阶段的春夏之交，即立夏前后。这一时间节点，在一天的时间周期里相当于上午八九点钟左右；在一生的时间周期里相当于三十而立的阶段。这一时间确实是属于青年人的。

如果我们记得，各大传统文明的个体只不过是共同体的子民，是心智不曾展开、权力不得保证的“类人孩”和“巨婴”，我们就更能明了五四之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毛泽东不仅在其青年时期说过“竞自由”的话，“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他还在花甲之年寄望于青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五四在时间属性上属于三十而立的年轻人，五四无意中暗合了传统子民终于长大而自立、独立并服务于世界的时间节点，五四是一个成年礼的日子。我们因此可以乐观地展望，五四可能是中国人贡献给世界文明的一个节日。是的，如果说三八、六一等日子是他人贡献给中国人和世界文明的节日，那么五四是中国人贡献出来的一个节日：一切传统社会的子民都将在此一时间经受拷问，都要证明自己是否度过了自己的成年礼；一切宅民时代的个体都将在此一时间经受拷问，都要证明自己是否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